徐城北:想起了汪曾祺、陈从周

　　入夏读“闲书”，其实都是老先生的经典之作。其一是《汪曾祺文集》，共八卷，是他子女送我的；另外是陈从周亲赐的著作多种，我选了《园林谈丛》及《说园》。 

　　汪先生大抵在六十岁后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都是写他记忆中的故乡（江苏高邮）民间的故事，每篇也就两千字上下，每篇只写一个人，但又以突出故乡的风情为目的。常常甲篇中的主角，到了乙篇就变成了配角。丙篇中的某个场景，在丁篇中也可能出现。这些人物与场景，都是汪先生所黯熟又有所生发的，他在二十岁之前就在那里居住，但后来跑到了外边，遇到了沈先生，又看了中国与外国的许多作品，并给予仔细的思考，最后才把故乡事物重新捏合，就引出了这许多的短篇。汪老当初是散发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的，没想要集中，同时写作也是东一篇西一篇着进行的，也没想要造成个什么影响或气候，但我如今却是集中起来阅读，反而倒替汪老惋惜了。我觉得，如果老天爷给汪更多一些的命数，如果他再把这些场景与人物集中起来归纳排队，兴许，汪能弄出一部他自己的《红楼梦》！设想一下，在自己的大观园中，哪儿是中路，哪儿是西路，哪儿又是东路，每一路上又有哪些人，先后又发生出些什么事儿，是哪件事儿引出了什么人，是这个人又勾出了下一个什么事儿，如果这样弯弯绕绕着描画一番，一部自己的《红楼梦》大约也就出来了。可惜，这个期望没能实现。 

　　按照汪的老朋友林斤澜的说法：“要是没有酒的力量，就没有汪曾祺这二十年的作品。”初觉得未必，后来想想，或许也对。汪确实是离不开酒（与烟）的，因为有了它们，他的文章及小说才如此漂亮；因为有了它们，他的绘画才如此超脱。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随他一起在《大连日报》举行的笔会上，亲眼看见他晚饭上就喝了不少酒，一小时后，笔会主办方又拉他写字绘画，告诉他“有特好的酒”，他果真就去了。他拉我陪同一起去，我当然遵命。他右手拿笔，左手忽而插在裤子口袋里，忽而又拿起画案上边的一个酒杯。两个小时后，满满一瓶子名牌白酒基本下去了，他也画了二十多张画。我站在他身后，眼看着左一杯接着右一杯；同时也看见左一张接着右一张。幸亏我手疾眼快，把这二十张中最好的两三张截留给自己了。我从没看见过汪先生也如此喝酒，也是头一回看见汪是如此不节制地喝酒，于是从此之后，我就信服了林斤澜的那句话：“汪的文章是靠酒泡出来的。”但事情又得反过来想，如果一切从长计议，让汪少喝些酒，使得创作生涯再长一些，让他潜心在园林书画中（其实就是在类似《红楼梦》的结构当中），多多玩味几年，说不定在其晚年就真能把这些零散的短篇又重新搭建出一个典雅富丽而又充满风土气息的长篇的！然而一切都是命，命运只让汪零散“玩着”写短篇，他在这些短篇中集中显现了自己，这样他也就完成了自己，不虚到人间跑了这一趟。 

　　在终究有遗憾的心情中，我又读了陈从周先生的《园林谈丛》（1980年版）。他，是我敬慕的另一家，而且是很大的一家。陈先生送我的是精装本，普通的大32开。书不厚，但文章收了不少。仔细一看目录，头两篇就极其“硬”，竟然是陈氏著名的文章《说园》与《续说园》。我急忙找出另一本大24开的《说园》（1986年版），所收文章不多，只五篇：《说园》、《续说园》、《说园三》、《说园四》与《说园五》。这个1986年版在设计上非比寻常，首先是它的“两面读”：正面是中文竖写的毛笔字（硬印本），反面是英文的横排本，当中的“夹心”是古代32张造园图。这样一比，不难看出陈先生从1980至1986六年间的持续发展———首先，把零散写成的《说园》与《续说园》发展成经典的《说园》系列；书籍的装帧也向豪华与经典大大前进了。我又一想：1980年版的两篇文章是铅印的，文字可就与1986年毛笔书写的一样？前者会不会肤泛臃肿一些？于是，我急忙翻开两本书的同一篇文章加以对照。结果，两本的文字完全是一样的。这一来，我心头更涌起对陈老的尊敬与仰慕。敢情您哪您，1980年时就为1986的版本做好了准备！六年的时间也不能算长，您果然就续出了后边的三篇，并使得五篇联结成一个整体！试问：这是什么精神？应该回答：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兢兢业业进行梳理归纳的一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仿效！陈氏从一开始写《说园》的时候，就准备把它做好做大，并且要做成内容与形式全都具备精品格调的著作！这样看来，陈氏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然而，学者与作家总是不同的，“这一个”与“那一个”也总是不同的。我忽然想到：要是把他俩“+”到一块，又会等于什么呢？汪先生自己的《红楼梦》就会问世了吧？陈氏也应该主编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几百万言的《中国园林大词典》了吧？在京剧中，梅兰芳应该是最好的吧，但在某些方面（如唱功）又不如程砚秋。能否把他俩“+”到一起，出现一个全才的大演员？这不可能。在艺术上，加法与减法事实上是一回事。记得前几年在艺术团体的合并中，浙江把京剧团与昆曲团合二为一，这勉强还说得过去；而东北某市一度把京剧团与评剧团强行合并，就显然是瞎胡闹了。所以说，汪曾祺就是汪曾祺，陈从周就是陈从周，俩人没法“加”，如果真有个第三者吸收了他俩各自的某些特点，最后结果也不是他俩的简单相加，而是另外路数上的创造性尝试。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