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瑞垠:心香一瓣祭吴师

　　生如寄，死如归，吴师归去了。

　　老人缠绵病榻久矣，归去是迟早的事，可偏偏在我准备去医院探望他的头一天得到噩耗，这份遗憾是难以弥补的了，我的心隐隐作痛。

　　算来，我与吴师是有特殊渊源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做过吴师四年学生。其间，接触可谓相当频繁，这不仅因为吴师亲自教授了我两年“中国现代文学”课，还因为我担任学院学生总会执委兼学习部长，需要在师生间经常进行沟通。再有，中文系有个文学社，由我主持，吴师自然成了文学社没有头衔却是事实上的顾问。（这个文学社的成员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吴汝煜和著名诗人的徐荣街）当然，不能忘却的是，他还是我毕业论文《论夏衍的话剧创作》的指导老师，他不只指导我确立论文主旨和大纲，而且还教我如何搜集素材，他让我致函著名学者陈瘦竹、瞿光熙和著名剧作家于伶，商借夏衍早期的剧作。建议我利用寒暑假去上海、重庆、桂林等地的图书馆和古旧书店搜集夏衍解放前在国统区生活和写作的相关资料。一年暑假，我去桂林图书馆，连续一周借阅关涉夏衍的图书报刊，兜揣一块烧饼，一蹲就是一整天，够苦够累了，但每每想起吴师谈及这篇论文时殷切的期许目光时，苦点累点也就无所谓了。这篇论文写就送吴师审阅，得到他的首肯，并让我寄北京戏剧出版社。谁知，斯时（1964年）夏衍已被批判，（早于“文革”近两年，）这一“内部消息”当时我无从获知，书稿也就不知所终。接着，“文革”闹剧上演，天地混沌，不辨阴阳，一念之差，身边仅存的底稿也让父亲携往乡下烧了，终于尸骨无存，两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倒也罢了，怎么说，也辜负了吴师的关照和希冀。

　　说实话，大学入学之前，我并不知道吴师。后来，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亦庄亦谐，侃侃而谈，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中国文学绮丽多彩的长廊中徜徉，其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沉醉。这是何等让人仰慕的气质和情操！而开初，他还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哩。这，连同他的渊博的学识，令我折服。鉴于学生会与文学社工作的方便，我主动去接近他。那时，中文系有三位先生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为系主任廖序东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一为王进珊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再有便是吴奔星先生。廖先生教汉语，对汉语，尽管我觉得也很重要，但兴趣一般；王先生教古代文论，有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后平反），平常一脸肃然，沉默寡言。这样，我与热情、豪放而又平易近人的吴先生之间的接触就渐渐多了起来。吴师的家与师院大门仅隔一条马路，下午没课，我都过去，有时晚自修也去，不能说天天去，一周起码也有三、四次，既带着一定的目的去，也常是随意性的。岁月悠悠，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从记忆中消逝，可有几件却印象清晰如昨，吴师不止一次向我回忆自己跟文学前辈们的交往。他取出“鲁迅在北师大讲演”那帧有名的照片告诉我，他当时也在场，聆听鲁迅先生的讲演，并用手指点划出他所在的方位，接着谈那次演讲对他的影响；他出示自己主编的《小雅》诗刊，谈“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又告诉我《鲁迅全集》里那篇著名的《答有恒先生问》中所说的时有恒就在徐州某中学图书馆工作，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天走进一间堆满书刊的旧屋，访问了风烛残年的有恒先生，知道了不少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掌故。吴师还指点壁上一幅齐白石的画，向我讲述了他跟这位湖南同乡的交往以及白石大师的一些趣事……

　　去的次数多了，我在吴师面前无拘无束，他总像谈家常似地跟我闲聊，时间有长有短，吴师母有时也抱着两岁的幼子心海坐在一旁，却很少插话。记得有一次，门口有人喊去拿什么东西，我要去，师母不让，说“你们继续谈”，边说边将心海往我手上一塞，急急走了出去，我的感动油然而生，家里人才这样吧，我想。稍后，师母抱着两棵大白菜进来，见状，我倒后悔刚才真的应该是我去才对。

　　吴师对我的亲近和器重，班上和系里不少同学都是清楚的，但他对我并不放纵，该严格时一点也不含糊。大二时，有一阵我迷上陀斯妥也夫斯基，不间断地读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等作品。有一天，吴师上课，我稍稍拉开抽屉，埋头看《罪与罚》，完全沉浸在小说的意境中了，未料到吴师点名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懵”了，胡乱地说了几句，课堂上有窃窃的笑声，只见吴师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是想当然，上课就该聚精会神地听讲。”我感到像被猛然击了一掌，但并未因此影响我们师生间的感情，我晓得自己错了。从此，我再也不在老师授课时看小说，不仅是吴师的课，其他老师的课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