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30年：传递与引领

　　1978到2008，我们亲历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新时期文学30年，应和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雷与回声。无论从观念、文体还是叙事、文本，其中的变化无一不映射着改革开放的步步足音。 

　　仿佛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中国文学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的荒芜和贫瘠中新生，由最初的涓涓细流，到今天的波澜壮阔，最终奔向辽阔壮丽的大海。 

　　30年，无数的故事在发生，无数的笔端在记述，这其中有脱胎换骨的修为，也有潜移默化的静悟。而在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方块字里，文学，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 

　　30年，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 

　　在这里，我们特邀请文化学者李书磊、作家陆天明、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畅谈文学30年的“心路历程”。回首30年，相信无数读者与他们一样，难忘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编者 

　　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 

　　李书磊 

　　文学阅读是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1978年举行首次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举国关注，获奖小说颇多轰动之作。《伤痕》、《班主任》触动了无数人在“十年浩劫”中的内心创痛，引起强烈共鸣。小说阅读成为人民集体回忆的载体、感情宣泄的渠道，也成为反思历史的依凭、思想解放的契机。文学给人民以安慰、启示，被人民所珍视、热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的社会化从未达到过如此的深度与广度。 

　　几乎与这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改革文学”。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的先河。“改革文学”的英雄塑造不回避复杂、真实的背景，正视英雄人物的缺点，有血有肉，与从前的“三突出”判然而别，带来新鲜感与亲切感。“改革文学”还大胆触及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现实诉求的代言，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独特作用。“改革文学”将人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传递给国家，又将改革、发展的国家意志传达给人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表达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使读者感奋而起。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持续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有时一部小说出版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小说人物、小说情节成为人们衡量身边生活的标尺，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对象，这是文学史上难得的善缘。随着文学的自我积累，当代作品表现力日益增强，日益细腻、深入、丰富，能够对社会精神生活作出议题设置，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文学是80年代非常活跃、积极的文化因素。 

　　80年代的文学阅读并不局限于中国当代的创作。欧、美、俄古典作品五六十年代的译本被大量重印，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名家备受推崇。出版社以丛书形式成规模地推出新译本。外国文学阅读扩充了中国读者的审美经验，拓展了他们的眼光与趣味，并进而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辐射，为中国作家营造了“天涯共此时”的世界性语境。外国文学还成为国人了解异国生活、理解异国文化的有效途径，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助力。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也作为长销书经久不衰。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古诗古文大量入选，培养了整代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这种阅读、吟诵也是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化过程。 

　　文学在大众阅读中呈现着复杂状况。90年代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样化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大众对文学的心理依赖，而职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学习也日益分割文学阅读的时间。即使如此，某一种适宜的文学样式仍会变成一时之宠，如散文。90年代中期的“散文热”反映了人们在急促生活节奏中的文学需求。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毕竟为分众化的文学消费创造了条件，作家们也终于在“失去轰动效应”、“边缘化”的阵痛之后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恰当定位。90年代还有类型小说如武侠、励志、历史传奇屡现热点，虽有争议也聊备一格。 

　　进入新世纪后大众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影响因素是互联网的普遍使用。网络不仅把大众从耽于电视图像拉回到对文字的阅读，不仅使大众能更方便地搜读文学作品，而且使千千万万普通人开始写作，养成了经常性的写作习惯。虽然群众性的写作不能代替专业写作，但读写关系的这种改观使两者的区分日益模糊。写作成为普通人日常性的享受，这使社会的精神生活获得了莫大的改善机会，也给文学注入无限生机。问题在于怎样用专业写作不断引导并提升群众性写作，怎样用文学经典、用文学的伟大传统影响日益获得话语权的年轻一代。专业写作并不因写作的普及而减轻责任，相反更应在新环境、新压力下好自为之。我特别希望不要因网络阅读而放弃对书籍的阅读，希望在晴窗下、灯光下翻读书页、书写眉批的乐趣能代代相传。 

　　还中国作家真实的自我 

　　陆天明 

　　新时期文学30年了。 

　　“30岁”，放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可算是最壮美的阶段。对于我们这些完整地经历了这30年过程的人来说，这30年绝对是“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30年，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受邀参加一个作家笔会。那次参加笔会的有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的“老作家”，还有“文革”结束后迅速涌现的年轻新锐作家，不太多的，便是像我这样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准中年作家。作家们自由聚会，在很多年里，是被视作违禁行为的。所以参加那次笔会的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兴奋，呈现出一种少有的青春朝气。 

　　但是，那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自己出的一次“洋相”。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青年作家在太湖畔，边散步，边聊天。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都刚大学毕业。从学校里得到许多我不太知道的新知识，新观念，并进行新探索，让人耳目一新。后来聊起“潜意识”。我觉得我还是知道一点的，便插嘴说：“弗伊洛德说过……”我的话声还没落地，一起聊天的几位青年作家便笑了起来：“老兄，不是弗伊洛德，是弗洛伊德。”我脸红了。是的，很多年，我们完全接触不上国外的新知识。 

　　说来有人也许不信，为了探究自己一度是怎么失去那个“自我”的，我曾经写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以此找回那个曾经失落的“自我”，还原本来意义上的那个“真文学”。后来，又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四易其稿，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实验文体小说《泥日》，也只是为了试验绝对地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创作，以重新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探寻人性在艺术创作中的源发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本真的“回归”。而当改革开放还中国作家以真实的自我，中国的文学人得以迅速地和世界潮流接轨，事情也只是回到了应有的那个起点上，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事实证明，文学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从此以后，文学还应不应该真诚地面向人民大众？文学还要不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文学和文学人是否有必要热情地关注当下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社会变革，并用自己的笔去参与这场变革，推动它，促进它，甚至说“改进它”，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那一点点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否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人的事业，而与时代和人民无关？它只表达狭义的“个人”情怀，而与时代和人民毫无关联？或者说，文学因此就可以不考虑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了？而另一个同样并非不重要、同样令人牵肠挂肚的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创造了一个较好的人文环境，来让文学和文学人真正地贴近现实，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人为本，做人民的真正的代言人？ 

　　事实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地去做下去。30年……50年……也许还需要100年……焦虑和惊喜会始终伴随我们。对于我自己来说，怎么把文学做得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实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能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应该有更多的痛和焦虑在等待着自己。但无论如何，这种痛和焦虑，包括由此换回的不可替代的成就感和愉悦都是我们这几代人在创造自己人生新高峰时，给历史留下的一种必然场面，也是我们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担当和独特的人生骄傲吧。 

　　现实主义：探索意义重建 

　　贺绍俊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莫不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虽说是“弹指一挥间”，但30年的过程不算短，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也就30年的历史吗？而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多少文学财富，也留下了多少至今仍让我们议论不休的文学话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30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30年。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事与意义之间的协调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曾经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出现了叙事与意义之间的严重错位。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这使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协调起来，再一次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社会、启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随着现实生活的日新月异，作家们感到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难以表现新的现实，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之间再一次出现紧张的关系。一些作家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强调还原生活。但是，改革开放自90年代以来向着纵深发展，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伟大现实”。“伟大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伟大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伟大现实”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且以长篇小说为例，新世纪以来就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力作。如铁凝的《笨花》，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圆熟地融为一体，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在追问历史中重绘历史版图，体现出一种时代高度的历史辩证法。 

　　改革开放30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而活力的源头则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