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深情追忆巴金

　　马悦然：我翻译过巴金的小说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一行正在中国访问。在获悉巴金老人去世的消息之后，马悦然表达了对巴金作品的看法，并回忆了他与巴金先生的交往过程。 

　　新京报：你可能是最熟悉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汉学家了，能谈谈你和巴金先生的交往吗？ 

　　马悦然：我和巴金的相识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1982年的时候，巴金和周海婴两位先生来瑞典参加世界语大会，我接待了他们。 

　　那次见面是很愉快的，我和巴金先生相谈甚欢，那次他们就住在我的家里。 

　　新京报：那你接触过巴金的作品吗？ 

　　马悦然：当然有，我认为巴金的《寒夜》是非常优秀的小说，非常好。另外，《家》、《春》、《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我曾经翻译过巴金的一些短篇小说，不过没有涉及他的大部头作品。不过据我所知，巴金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已经有了瑞典文译本。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巴金的小说？ 

　　马悦然：我给你讲一件往事吧。1986年的时候，我来中国参加一个外国文学会议，当时我见到了一位巴金作品的英译者。我看过他的译本，当时我直接批评了他的翻译，他把巴金的对话和叙述性语言删除的太多了。我觉得巴金小说里面的对话相对繁复，做一些精简还可以理解。但删节巴金的描写，那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也就是说巴金的语言很有意思？ 

　　马悦然：我是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有一段时间我专门研究过小说的语言问题。一开始读巴金小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语言是相当繁复的，特别是对方言的使用很有特色。他的小说是用国语写成的，但在很多小说里面，对话都是用的四川方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我发现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比如山西作家李锐，他的作品里面就有很多山西方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应该注意这个有趣的现象。 

　　巴老时刻流露着对后辈的关心 

　　陈喜儒（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曾任巴金外事秘书） 

　　我从1980年开始，便陪同巴老出国访问，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巴老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我记得从我和巴老认识之后，也就是1980年之后，他每次出一本新书，就会惦记着给我寄一本，每本书他都会签好名，并小心翼翼地把书包起来。 

　　我每次收到这些书，都很感叹：他对后辈的关心和帮助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 

　　1984年我陪他到日本访问的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我记得那时他和日本一个作家做对话，那次巴老收到了大约100万日元的采访费。巴老跟我说这次活动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办一个活动很不容易，就让我把这100万日元全部送给他们。 

　　这件事20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不在乎自己，他在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尽自己的力去帮助别人。 

　　通过作品认识巴金的思想和人格 

　　邵燕祥（诗人、作家） 

　　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把自己当成是巴老的学生。 

　　虽然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人交往，但这并不妨碍我跟他的心相通。我对于巴金的思想和人格的认识，主要是从他的作品和言行中领会的。 

　　我觉得之所以他这样深度重病，一直不肯离去，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他一直不能瞑目。而这个愿望就是他20多年前就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因为他希望用我们中国的一段历史教训来告诫我们悲剧不能重演。如果我们不去体会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痛，和他最殷切的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所有纪念都是没用的。 

　　作者：甘丹 刘晋峰 周文翰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