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殷红：范小青这女同志

　　早就想写范小青，因为她是我的“酒友”。可一提笔，黄蓓佳的样子就如影随形地在我眼前晃，她俩在中国数得上名的女作家中算是挺“养眼”的一类。这两位江苏省作协的副主席不仅文学成就斐然，一个个杨柳细腰、袅袅婷婷不说吧，还“花枝招展”，最重要的是她俩都不忸怩作态，不装大尾巴狼，该啥样就啥样。有一次，范小青乐嘻嘻地对我说，我们俩都有“粉丝”啊，黄蓓佳的“粉丝”叫黄瓜，我的“粉丝”叫“饭（范）桶”。　　　

　　范小青说自己是“饭桶”也不是瞎讲。范小青和黄蓓佳常常一起出场，一桌美酒佳肴，人家黄蓓佳挑着精细的素食吃点儿。范小青可好，见了美食决不嘴软，吃饱了举着杯飘然而去，喝得美滋滋踏云而归。凡到这时我们大家都会被范小青一一拥抱，礼毕，她还可以挑着爱吃的再吃，那劲头儿就如同往饭桶里倒，急急忙忙像是补足了“给养”再去战斗似的，全然没了苏州女人的精致优雅，也全然没了素日里的矜持与安静，一副“欲与酒公试比高”的男子气概。我说，你写小说真不比男作家差，可以和他们论论英雄，这种场合你就只能论雌雄啦，别跟他们较劲儿。范小青连声说，是啊，是啊，他们一点都不爽气，还是我主动先喝了，他们才喝。我扭头和旁边的人小声说：看范小青这样，小时候脑袋肯定摔坏过。范小青眼睛朦胧了，听力不差，抓住我解释说，你说对了，我小时候狠狠地摔过一次，小学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听她舌头都不打弯的醉话，看着她喜气洋洋的模样，在座的一致认为，范小青小时候不是从棕床上大头朝下摔过，就是掉到“苏州河”里脑袋进了点水。　　 

　　还有一次也是我到南京参加会议，报到后把行李放进房间就被朋友拉去喝酒，夜半三更回到房间，跌跌撞撞地去开灯，忽听有人嘻嘻发笑：喝多了吧。吓得我酒醒了一半，看看两张床都平平整整，人在哪儿说话呢。嘿，本来就苗条得像柳叶似的范小青笔直地躺在床上，被子一丝不苟，里面跟没睡人似的。定神一看，范小青没枕枕头，只枕了一件衬衣。关了灯范小青还不停地笑话我，我问她，你的枕头呢？她好像是说，因为天天趴在电脑桌上，有挺严重的颈椎病。我说，傻了吧，那叫积劳成疾。她说，不写更难受。我笑她“痴”，她说我啥，我没记住。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你一句我一句“瞎说”了半宿。但她对写作的痴迷对文学的执著，由于她“低枕有忧”让我记住了。　　 

　　说心里话，我确实和她的新作《赤脚医生万泉和》里的那个笨得不称职的医生有共鸣，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有“赤脚医生”的时代，我喜欢范小青倾全部爱恨描写的那个“不正常”的人，他把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几十年中的中国农村医疗问题以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带出来了，聪明绝顶。她说，要谈写小说，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小说应该将“政治”放在小说背后，只有人物是永远的，政治和历史在人物身上。　　 

　　范小青为人随和，我们平日里联系不热络，但只要我张口，她不管多忙还是有求必应，耐心地回复和处理。有一次中国作协开全委会，我带着还差十几页没读完的《女同志》在开会时读。我对范小青说，你把机关里女同志的生活、情感、性格以及服饰打扮、一颦一笑和生活细节都融在日常工作里了，读的时候我总有对号入座的真实感。范小青又高兴起来，看来只要谈她的作品，无论说好说坏，她都能听进去，说别的她似乎全然不上心。这让我想起评论家汪政和她关于《赤脚医生万泉和》的那篇对话里，凡到“表扬”她时，她总要说：谢谢汪老师。因此，我“嗤”地笑出了声。　　 

　　范小青曾以短篇小说质高量大而著名，她的《城乡简史》获得鲁迅文学奖后，评论家认为她是在城乡书写与底层叙事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但我觉得她的短篇写作挺多元的，绝不仅限于城乡啊，底层的。我就更喜欢那个叫《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的短篇小说，那种喜剧笔调描述的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在“五七干校”的“战斗”生活，那种家境中“可教子女”与父母猫捉老鼠般的“战斗”游戏，那种用童年视角回忆苦难岁月的叙事方法，真给了我许多心灵的慰藉，让我觉得可以用另一种情怀去回忆过去。　　 

　　范小青在短篇写得挺“拽”的时候，改写长篇了。她有一系列的长篇都是写“官”的。我想嘲笑她：没当过官还挺能写官。奇怪的是，从来没人把她写“官”的小说归到“官场小说”之列，这大概就是这个假装“饭桶”人的聪明之处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她只注重对人的观察，注意人与社会的关系，她喜欢正面地、善意地、客观地评析进入“官”这个特殊系列的人的性格和遭遇。我曾想，范小青现在也当了官，如若谁把她只当个“坐家”，当成“饭桶”或“酒仙”来糊弄，那可就真是弱智了。范小青这女同志，她就是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她在写作中把形形色色的人都琢磨透了，就是喝得昏了天黑了地，她看人也八九不离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