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叶兆言印象

　  那年跟叶至诚先生闲聊间，说起过兆言名字的来由：言是那“诚”的一半，兆则为其母姚澄姓氏的一半。这样命名其情感含量是显见的了，却并不知道这“兆言”是否包涵了一种预期，比如寄望这孩子如其家族那样，在“立言”上有所努力有所建树。设若果真寄予了这类希冀，兆言大体算得不负所望。一来，在我所认识的年龄不很大的作家中，推他读的书多，学识上对得住他那文学硕士之“硕”；再则，当写小说成为他“主要的毛病和极大的快乐”，写出几百万字于今或许不能说很难，能够从普及到遍地开花的小说男女中跳脱而出、出落到有那么多人买他的书、有那么多人谈论他和他的作品，就实非容易的事；同时,大家都明白，在文学作坊日见无足轻重地热闹又日见行不由径地寡薄了“文”与“学”的年代，我们会多么看重于、期待于那些有文化、有学问而又不犯糊涂的作家 。
　　在难免浮泛的印象中，家庭环境和个人出身之于这位小说家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从他那里去探访“家学渊源”、“学院惯性”大体会是无益的徒劳。人们喜欢参照了书香门第、学人出身论其“书卷气”，其实这名目说不很清，说那些“书”有“书卷气”，固属有逻辑上的问题，说什么“人”有“书卷气”呢？至少于创作不很搭界。用雅与俗之类去衡度作家也并无意义，俗可俗到下作，雅也不是不能雅成酸腐的。兆言很能让我另眼相看的，倒是他始终普通着，平静着，不随从也不摆谱，不像可疑的“弄潮儿”，热衷于弄出些怪模怪样，不似时式的暴发户，爱去出示什么“学人”状、“学院”态。这人异常习惯把实实在在的话往明明白白处说，他甚至于把自己读书写作的驱动力向“赌气发愤”做过归结，比如说谈起读书——在那举国无意于书且无书可读的年代何以能读上许多书——他竟就具体化地忆及一位表兄，这位表兄的侃侃而谈总是不能自休地广涉中外文学经典，令其气馁也促其发愤；比如谈起写作——何以自己的一些短篇还多有发不出的情况下便写了长篇《死水》——也坦陈过“赌气发愤”这一层因由。我历来不太介意作家们的自白，以为或则会有些名士派似的率性和随意，如福克纳的宣称想写作的人没时间去读评论；或则会有些由刻骨铭心的痛而生发出的“极而言之”，如鲁迅的告诫青少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兆言不属此列，照我看来，在当今有名气的人物之中，他倒是一个异类，连在身价飞涨、大伙儿都乐意挤进去的屏幕面前，也恨不能打上一道堤坝。私下以为这该是事理通达之后修炼成的一种心气平和，在平和的心气里，不会有多少“文人脾气”，也没有那么多的“愤世嫉俗”，他那些应对别人打探过来的话，显然只是执其一端，在“全面”和“深度”上讲究不起，可他没有造作敷衍的故意，完全是坦诚地、贴实地自说自话，显见他作为南京人的素面本色，也很能透露其勤奋自强不甘后人的一种执拗。
　　不知何故，我一度在面对一些江苏年资较轻而量级较重的作家时，一下子就会把他们跟某种动物对应起来。在那些没多大道理的“对应”中，兆言便是“羊”。这是感觉，感觉通常无法化为道理，一旦化为道理就“大不是那回事”或者至少“不大是那回事”。当然，我原本就是以在“道理”上折腾为业，企图去化解过：跟他早些年留过一撮山羊胡子有关？跟通常有种走在群体前面的“领头羊”有关？跟童话中的羊往往都很有学问有关？仿佛有这类意会，也好像并不是那回事。
　　比较能够肯定的是，我想到人们在说“猛如虎、贪如狼”、“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同时，说了“狠如羊”。兆言的狠劲十分了得，他的一种定力狠得厉害，在追求特异性的时尚中，在铺天盖地、此起彼伏的潮流面前，在艺术家的身后一群恶魔不停追赶的情势下，他保持了强大的沉稳，在永恒性、自我性的文学执着上，他不露声色地以化为绕指柔的力度融通进世俗和他者的关涉，跟一切标新立异绝裾而辞地标立出自己，这不能不向“狠”上归结。兆言吸引了众多评家的关注这一事实，也许要比他拥有众多的读者更为重要。我指的是，论者谈“传统”说“现代”，议“流派”论“风格”，差不多要言说什么、例举什么都可以扯上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他似乎成为麻将桌上的一张“百搭”，人人爱他、可以拿了他派用场，却又分明不曾有过说到“底”说到“家”乃至说出个然和所以然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受评家瞩目的兆言其实遗落于“评论”之外，“恋家”的兆言说过很希望有读者评家为之归归类，他似乎并未意识到，给论者造成智慧和语言的痛苦就正是他的荣耀，本身就很能昭示其艺术经营上的包举性与亲和力。在我看来，对于文学人和文学产品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分门别类更糟糕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比给有分门别类癖性的评家带来困难更“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