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旬的母亲，自然是老了。最直观表现出来的有两点：头发白了，步履蹒跚。所好的是，她的头发至今仍是灰白，距离雪白尚远。脚步也只是慢了，尚能自由行走，无什障碍。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四代同堂之家，实在是一种幸运。
顺便说一句，我父母亲、岳父母，四个老人皆年逾八旬，生活在我的近旁，时常与我的两个孙辈来一番嘻戏，满满的幸福顺着脸部的皱纹荡漾开来，诠释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性情倒是变了，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特别是她对儿媳的态度，再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全都是不舍与心疼。开口时，必在儿媳名字前，加上“我家”二字。
妻子退休后，照料两个孙辈的任务便落在了她身上。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直至现在进了小学，她那辆电动车上，时常是“春兰空调”——一拖二。小姐弟俩还特别喜欢与外婆一前一后挤着。
妻子倒是去驾校认真学习过，也拿到了驾照。可一开车上路，心里就没底，慌得很。在她看来，还是她那辆电动车安全。这样一来，“安全”一词，成了我友情提醒妻子的高频词，几乎每天挂在嘴上。
不止于此，妻子不仅当着家里的“幼儿园园长”，还成了一个“打工者”。却不过朋友的情面，被请去料理一家公司的财务。虽然朋友很包容，对她上班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然，一直做事认真的她，恪守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古训，自己给自己加班不在少数。
这才让老母亲为之心疼。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这些百姓家庭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一种关系，处理得好的有，出问题的更是不少。身为儿子和丈夫，我似乎是幸运的。也时常为身边的朋友们所羡慕。
母亲年轻时，很是吃了不少苦。她初为人母时还不到20岁，在短短几年内，很快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的“工作队”上，家中大小事务一应由母亲操持。孩子小，没有“上人”可托付。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说还有一个爷爷在世，七老八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用父亲的话说，整天为自己的“二寸半”（嘴的代称）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着照料小孩子呢？爷爷有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趟，哪是他照料得过来哟！
处在大集体年代，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繁重而紧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母亲这里行不通了。
起早贪黑的母亲，让“带月荷锄归”，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诗意全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七八岁时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一大早就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给她拿早饭（拿，避“送”之讳。“送饭”通常用在死去的人身上，为旧时丧礼）。
那时候的劳力，虽然大家在一块儿干活，很多时候工作量也是分配到人头的。譬如插秧，一人插几棵，多宽的界面是自己的，都有定数。割稻，割麦，亦如此。这样的当口，如果掉了队（跟不上大伙儿的劳作进度，掉在了一群人后头），家中有帮手的，完成自己的定额之后，自会过来帮忙。母亲是没有这样待遇的。偶或，也有人伸援手，少之又少，实在难得。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冰锅冷灶，望着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亲的泪水就来了。边流泪边给孩子们做晚饭。
这时候，如果父亲回家，那就撞到母亲的枪口上了。母亲抱怨、委屈的子弹会毫无保留地射向刚入家门的父亲。父亲当然甘愿当一回母亲的出气筒，让母亲痛痛快快的宣泄一番。
多年负责过一个大队的全面工作，父亲太知道生产队分工作业是怎么回事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单枪匹马地干，掉队，落下，再正常不过。但人人有面、树树有皮，母亲当然不愿总是被人当“尾巴”看。
就这样，母亲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到年底“分红”，我们家不仅不能从生产队会计手上拿到分红款，还要从家里拿出钱来，支付生产队的“两上缴”。我们家是生产队上为数不多的“超支户”。
多亏母亲能干，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家庭副业收入不少。不仅支付了生产队的两上缴款项，还能为我们兄妹四个过年时做上件新衣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是不可能每逢过年都做新衣裳的，一件新衣裳要过几个年的。那时，人们的日子还是艰苦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