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清明前夕,我与姐弟们合议到江西婺源去看油菜花。妻在检点行装。我忽然接到一电话:“张老师,我订了后天的机票到南京,希望跟您聊聊天,陪您喝两杯,可以吗?”我一愣,忙说:“呀,不好意思,后天我们要外出,如你明天来还可以。要么,以后再说。”对方回应:“那我马上改签机票。”妻在一旁听得清楚,问是哪一位朋友。我说小钱,广西梧州一农村的读者。妻说:“你已80岁了,没什么交情的小朋友,就找个理由谢绝了吧!”妻说得有道理,我因为血压高住院刚出院,又不能喝酒。可转念一想,人家买了我的好多本书,远程来南京,想跟我聊聊天,签个名,喝酒不过是个由头,我怎么好意思说不呢。正犹豫时,小钱将改签后的机票信息传到我的手机上。我立马回复:“明天见!”
我之所以没听从妻子的劝阻,是因为瞬间想到了40多年前自己贸然拜访浩然的事。
坐落在河北省三河市文化中心的浩然文学纪念馆。新华社记者鲁鹏摄
那时我是一名乡村中学教师,因一件作品入选全国科普美展,得缘公费进京观摩。我在大北窑农展馆跑马观花浏览完美展后,摸到西长安街北京文联去访浩然。文联接待的同志告诉我,浩然平时在家办公。他见我远道而来,便把浩然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电话接通了,俟我通报姓名后,浩然兴奋起来,问我现在在哪儿,进京干什么。我一一做了回答,他马上嘱我:“你马上到我家里来。”浩然知道我对北京人生地不熟,便告诉我从西长安街如何坐车、换车到月坛北街。我正准备搁下电话,他突然问:“你穿什么衣服?”时在深秋,我告诉他我穿毛衣的。他笑着说,我俩还没见过面,连照片也没见过,认不得呀。我把我的长相和衣着特征告诉了他。浩然连说:“好,好。你到月坛公园站下车后别跑,我来接你。”
2001年12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北京代表团团长浩然在小组讨论会上。新华社记者杨飞摄
北京秋天风沙大。我在月坛公园站刚下车,一阵风沙飞来,正在揉眼睛,不远处有人问我:“是昌华同志吧?”正是浩然,他伸过手来:“欢迎,欢迎。”那时太穷,买块烧饼还要粮票,我什么也没带。我好奇地打量了浩然一眼,只见他头戴蓝呢帽子,身穿粗黑呢子中山装,外面披着件军大衣,脚上是一双老式圆口布鞋。握手时他大概觉得我手凉,说要把大衣让我套上。我谢绝了。
浩然的家实在太普通了,两室一厅,孩子们都住在家中。客厅兼作卧室,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架床占了空间的一半,还有一个老式拉门半截柜、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部电话。浩然不抽烟,但为我备了包烟。大概看出我的惊异,浩然说房子太小,家里很乱,但文联照顾他,在楼上另给了一个小套。说着,浩然把我引到楼上的书房。确切地说这是书房兼卧室,十分简陋,醒目的是靠墙一排书柜。房间里还有一张硬板单人床,床前还不伦不类地戗着两块长木板。浩然说这是住校的儿子星期天回来与他搭通铺用的。
1985年浩然(右)与作者在月坛北里合影
那次我进京共三天,在浩然家整整待了一天半。他说我是他的客人,但他不把我当客人,“碰到什么吃什么”。我很感动,惭愧地说:“真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没带,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来的。”他听了直摇手。当他知道我在北京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后,马上说:“昌华同志,别客气,你在北京还需要什么,粮票啦,钱啦,我都方便。”我直说“不用,不用”。记得那天晚上吃的是玉米碴粥和摊饼,席间突然停电了。浩然老伴点了支蜡烛,放在我与浩然中间。浩然突然用筷子戳了戳蜡烛下方的地方:“灯下黑!”
尽管,我和浩然身份、资历有云泥之别,年龄差得也大,又是初次见面,但我们谈话很投机,话题很广泛。
浩然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他知道我当过兵,又在中学教语文,也爱好文学时,说我有生活素材,一个劲地鼓励我练习写作。我说我也喜欢写,但写不好。浩然说,喜欢就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儿童。他又说你写出来了,我可以帮你看,给你提意见,有好的作品也可以帮你推荐……
浩然的鼓励,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就这样他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这以后,他不断地为我改稿、提意见、推荐……1981年,我的文学创作渐渐有了长进。我有点小小的成绩后,浩然又来信告诫我“要戒骄戒躁”“要努力提高作品的质量”。次年,为了对我进行更具体更有效的帮助,他把他的朋友、时在《钟山》杂志当编辑的蔡玉洗同志介绍给我。后来我说我想“跳槽”,他说他支持。1984年,蔡玉洗出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把我调到了出版社。当编辑后,我进京机会多了,拜访浩然的机会也多了,他的月坛北街住所、通县旧居和三河县的“泥土巢”我都去过。
浩然在三河县“泥土巢”
1985年,我第一次以编辑的身份向他组稿。那时他正处在休整期,他说没有新作。稍后几年,文学类图书日益趋向低谷,我再向他组稿时,他更不肯了。他说他写的都是农村生活,不时髦,不卖钱,又没有得意之作,不能胡乱塞给我。
现在想想,真的十分遗憾,浩然把我引上文学之路,我后半辈子当编辑,为那么多作者出了书,竟然没有为他出过一本书。当然,非我不肯,是浩然太自尊太自爱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回想起来,我与浩然的相识偶然得很。那年,我得到一幅署名浩然的书作,将其装裱挂在家里。友人说是假的。1978年,我在上海的《少年报》上读到浩然的小说《七月的雨》,遂通过报社转信,求证那幅字的真伪。信发出不过半个月,我收到浩然的复信:“您得到的条幅是假的,我写字的基本功极差,从来不敢献丑……我深感不安,现寄上《艳阳天》一套,希望它能起点弥补作用……”这以后,才有前面叙述的故事。
浩然寄给作者的《艳阳天》
我们通信18年,浩然致我的信有26通之多。
1996年春节,我写信向浩然贺年时,提出一个不情之请。我说我们是因为一幅假字相交,我极想得到他一幅手迹作纪念。
浩然复我一函:
昌华同志:记不得春节前何时收到你让我写字的信了。只是记着当即写了封信,想等病好就完成任务,无奈两次发病住院,空信封跟我走了几个地方。
今日上午精神略好,给你和吴光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浩然多部作品的责编。笔者注)同志各写一条同样的字。因为这是我想对你们二位说的话。
我住在一家宾馆。5月15日左右回到泥土巢。一会有人去邮局,赶快让他把字邮走,否则我又会羞于拿出手。
握手
浩然 九六年四月廿八日下午匆匆
孰料,这是浩然致我的最后一封信。
浩然给作者的最后一封信
2004年1月8日,我到北京同仁医院去拜访浩然。那是一间单人病房,条件不错,有电视。我把带上的花篮放在电视机旁,趋步走向他床前,只见他面部一横一竖缠着两根管子,大概是鼻饲和吸氧用的吧。他原本丰满的面部消瘦了许多,瘦得下颚唇似乎裹不住牙齿了。子女要上班,老伴又病着,只好请护工照顾。
我向护工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专程从南京来探视的。护工在浩然胸口轻轻地拍了两下,说:“老朋友来看你了,睁眼看看!”浩然仿佛听见了,眼睛渐渐睁开,缓缓将头向右侧视。他看的不是我,是我送来的花篮。我马上把花篮移到床头柜上,把插有小签条的一面朝着他,说:“浩然老师,我来看您了。”他的眼睛渐渐睁大,但没有神采。他没理我,而是盯着那张小签条上的字。我怕他看不清,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道:“南京的张昌华来看您。”我又另写一页,将“张昌华”三个字写得大大的。我把小本子送到他眼边,希望能唤起他对我的记忆。他盯了一会,仍然没有反应。一切徒然。大概累了,他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浩然已失忆,他在记忆的枯井中似乎再也捞不出什么了。不过,我看得真切,他的眼角是湿润的。
“清新乐道,自然人生”,这幅题词是浩然的自勉,也是他对我的希望。浩然的生命力是强盛的,自那以后,他在病床上又与病魔斗争了4年……
浩然给作者的题词
清明时节,怀念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