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读书,带来心灵治愈。从童年的阅读记忆到青年的创作欲望,从宇宙自然到人性幽微,从代际传承到同辈友谊,在热门文化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中,80后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化身书屋主理人,温柔中透着自信,令观众耳目一新,连接前辈作家的“豪华朋友圈”,与青春读书人、创作者,一同从文学的彼岸抵达观众的心灵。
从今年6月开始,扬子晚报与江苏省作家协会持续推出系列纪录片“文学苏军新观察”。在“文学苏军新观察之批评家”系列中,我们走进8名“新晋上榜”的青年批评家的研究视野。这一次,一起登陆叶子“文学与批评的岛屿”。
我不是提问者,而是讨论者
“能和自己喜欢的、敬仰的作家们共度这样一段时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节目中,优雅的苏童金句不断,还有热爱自然与植物的阿来,风趣的余华与“损友”莫言过招,随性逗趣之余,徜徉古今,开卷有益。在叶子看来,“他们都充满善意,非常包容。不管什么话题,苏童老师都会认真回答;聊得有些紧张严肃的时候,余华老师能解构、破解。话题比较碎的时候,好几次是程永新老师帮忙把话题救回来。各位飞行嘉宾也各有特色,每次都带来不一样的,饱满的分享。”
叶子在节目中
研究比较文学的叶子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共鸣。不同类型的文学现场,面对不同接受者的即时对话,也为叶子带来了批评的社会空间。她告诉记者,“其实当代文坛批评,有很多是在比较文学,或者说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下,进行的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其实它们已经是跨语种、跨国族、跨学科、甚至是跨媒体,是在做互识、互证或互补的工作。”
往往叶子抛出话题,作家们就随兴而至开启漫谈与漫游。“我很感谢余华老师在节目里说,希望我的角色不是一个提问者,而是一个讨论者。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不重要。他们都是很会聊的嘉宾。我只要负责倾听,提出合适的问题,参与讨论就可以了。”在温暖陪伴中,一起追寻文学与批评的生活之根。
叶子和父亲叶兆言
爷爷的书架,不一样的“备课资料”
作家叶兆言曾做客《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回忆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叶至诚对自己的影响。而对女儿叶子来说,自童年起,就在家中无数的书中遨游,感受阅读的乐趣。
叶子的记忆中,爷爷的书架,体现着时代的阅读构成。“爷爷虽然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那种藏书方式,他既不收古籍善本,也没有信札手稿。”叶子说,爷爷藏有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但也不讲究版本和品相。他的藏书不可避免,有很多时代的烙印。
比如说,他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所有汉译的俄国与苏联文学。即便在美国文学的类别之下,像左翼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在爷爷的书架上有漫长的序列,因为法斯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非常红,虽然今天很少再谈及他。还有很多解放前、十七年中的外国文学读物,很多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白皮书。叶子说,“如果说是启蒙的意义,我觉得他们是催发我爸爸早年写作的养料。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很重要,也很趁手的研究资料,它和新书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备课资料。”
从小在书堆和作家堆中长大,父亲叶兆言以一颗平常心笔耕不辍,关心个体在社会中的变迁,这是叶子经历的言传身教。“我爸爸是一个很勤奋、很理性高效、讲究实用性的人。他的工作态度,一直让我很敬佩,就是他是一个有始有终,一定要把一件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的性格。这是他的工作态度。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很简单,很诚恳,与人为善的人。我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可以始终努力向他靠近吧。”
叶子坦承,还在不断修正自己的阅读习惯。“我的阅读是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中进行的。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阅读储备主要集中在某个范围,某几个研究方向。我杂书看得很少,这就导致我的阅读存在盲区。我觉得,不只是算法时代会有信息茧房,阅读也有某种强大的惯性,你总是会倾向于那些似乎更友好,更容易进入的书,但其实,看闲书,看杂书也是也是有用的。”
知识的生活,始终是追求
在叶子看来,在任何地方,当人进入读书的状态,它都可以是“岛屿”。跟学生相处的模式也很轻松,常常不是给学生开书单,而是被他们推荐的新书和带来的新视野所感染。
叶子说,“我一路很幸运,做学生的时候,从南大到复旦,一路遇见的,都是最好的老师。等我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又总是遇见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努力,勤奋,又聪明。我认为他们以后能干成他们想干的一切事情。”
叶子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文科强化部,硕士就读于复旦中文系。彼时王安忆教授刚进驻复旦中文系不久,叶子有幸成为她的第一批学生,之后又有幸跟随陈思和教授念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2013年,叶子博士毕业,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回顾学生时代的课堂经历,叶子说,“上陈思和老师的课,上王安忆老师的课,我觉得我的老师们,他们对人,对社会是有很深的理解的,但同时他们还能保有那种理想主义,爱学生,爱学问。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知识的生活,始终是他们最重要的追求。无论他们有了什么样的成果,他们依然在过最勤勉,最简单的生活。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很难。”
数字人文带来挑战,打开研究视野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叶子饱览文化与文学期刊,做批评和研究具备作家视野,文学批评的路线图始终有与写作线索若隐若现的交集。作为青年文学批评家,叶子另外一个斜杠身份是英语文学的译者,她翻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蓝胡子的蛋》和安吉拉·卡特的《爱》先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译过美国作家的非虚构作品。批评的工作是她自我追问和探寻的过程,用写作去梳理她想要解决的问题,去找到解释的方法和道路。
教学生们创意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阅读紧密捆绑的,是在用鉴赏力,去激发创造力。比如说,写作的某些技巧,多读两遍经典,或许你也能无师自通。就像纳博科夫说的,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重读也是写作的好老师。”
叶子也认为,有时候写作的课堂,必须要和文学的课堂有所区分。“创意写作的‘战场’,也是阅读身份和写作身份的一种博弈。或许那个阅读的角色一点点‘死’去,写作的角色才一点点‘活’过来。创意写作的好处,就在于它很开阔也很自由,一切路径都是可行的,都是可以尝试的。”
当技术在变化,人们处理信息的方法和工具在变化,批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叶子举例说,数字人文刚出现的时候,也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都习惯于自然语言的使用,不大会处理信息和数据,不会计算分析,不会去写代码,或者说去画图,去建模。但是,随着我们批评的视野逐渐被打开,其实你会发现,不需要成为所有方面的专家,跨学科、跨媒介的交流和合作,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对于批评研究的未来,叶子充满探究的兴趣,“我们每个人都是转型过程中的一分子,新的方法出现,和技术联结的可能,它也使研究变得更有趣,更丰富,更有挑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