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名家·丁捷 | 丁捷：依依勒马看

依依勒马看

　　     我志愿赴新疆工作的原因不止八九份，但其中一定有一份，是来自先贤文人林则徐那里；也一定有一份，是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锡伯族诗人管兴才那里；还一定有一份，来自前辈作家王蒙那里。不同时代，三个与伊犁的历史和现代有着深厚交结的先贤前辈，他们把边疆人生化作的传世文采，种植在了我的青春里。

　　     少年时，从历史课本里知道了林则徐，他人生的悲与壮，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青年时，坐在电影院看谢晋先生的电影《林则徐》，看得热泪盈眶。林则徐，成为我心中的一座丰碑。研读了无数关于他的文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切地反映了他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情怀。这也是他一生真实写照的千古名句，多年来曾被我用钢笔描出粗字体，写在笔记本扉页，作为座右铭。初中时，偶尔从电台里，听到锡伯族西迁的雄壮故事，它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播出，把诗人管兴才激昂的情感，从遥远的历史和地域传送到我的耳边，浇灌到我的心田。多少个日夜，我为这首诗激动难眠。而王蒙先生，是我从小崇拜的作家，他的情感对我有一种感染，他所描绘的伊犁世界，冥冥之中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心灵牵引。

　　     援疆任职到伊犁后的头几个月，我曾特意循着林则徐、管兴才、王蒙的文心之路、人生足迹，拜谒了几个地方：伊宁市区的林则徐纪念馆；伊宁市巴彦岱镇以西、霍城县惠远镇以东一带阿齐乌苏上的古湟渠道；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万亩良田，以及其境内的清水湾——伊犁日报社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文化创作中心，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牌子“王蒙文学创作中心”。参观林则徐纪念馆让我翻涌着心酸而激越的情感，湟渠道的寻古让我幽思绵绵，万亩良田的阅览让我豪情万丈，王蒙文学创作中心的拜访，让我内心温情四溢。从此在伊犁，不会觉得艰辛的边陲人生是稀罕的，不会觉得人生多一些付出是委屈的，不会觉得故乡是遥远的、文心是轻飘的、历史是渺茫的。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林则徐因功获罪，在浙江镇海前线接到遣戍的命令，背负着巨大的冤屈，次日便踏上漫漫戍途。中途奉命到河南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协助大学士王鼎治理黄河决口，河工完竣之后，清政府下旨令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由于长途奔波，林则徐走到西安就卧病不起。在西安养病四个月后，大病初愈的林则徐携三子聪彝、四子拱枢继续登上戍途，并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同郑夫人作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其中的句子。当我从乌鲁木齐飞往伊犁，越过北天山，一进入伊犁上空，眼前突然出现一番绿色的壮阔景象，蜿蜒的伊犁河碧水，缠绕着丰饶的绿野，在阳光下华丽灼灼，这就是传说中的祖国西部粮仓。你很难想象，在险峻的大山、苍茫的戈壁之中，有如此突兀的沃土肥田的景象。粮仓养育了世代伊犁人，也源源不断地把丰富的资源供给内地。伊犁人说，万顷良田里，布满了林则徐的足迹，每一粒垂下的稻子，都是一个向林则徐致敬的沉甸甸的故事。林则徐在伊犁不顾政治逆境和衰龄病躯，竭尽所能办实事、办好事，对新疆的开发建设可谓厥功甚伟。开渠引水，修成数十万亩良田，就是这些贡献中的一项。

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 

　　     在伊犁，林则徐被伊犁将军布彦泰派掌粮饷处事务，得以翻阅大量的新疆屯田档案资料，辑录为《衙斋杂录》。他积极协助布彦泰筹划开垦红柳湾、三棵树、阿勒卜斯等处的荒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布彦泰委托林则徐负责垦复阿齐乌苏地亩工程。垦复阿齐乌苏废地首先要解决水利问题，必须将原有的喀什河引水渠道展宽加深，并开挖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而当时伊犁财政困难，将军府对阿齐乌苏渠采取了捐资分段承修的办法，林则徐主动捐资并且承修了整个渠工最艰巨的龙口工程。这项工程于是年六月兴工，历时四个月完竣，除料物不计外，共用工十万余。林则徐奉命前赴南疆履勘垦地，“锋车遍八城”，勘田六十余万亩。其后，他运用成功的开垦经验，又转赴吐鲁番、哈密等地。

　　     林则徐在新疆共生活了三年多时间，离开哈密时深情地吟咏道：“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他来时并非情愿，走时却留下一片绿水青山，也留下对边疆山水和各族人民的无限眷恋。我在纪念馆，曾留意到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到伊犁寻访林则徐流放之处后写下的一首诗，其中有句：“将军大树迎风立，惠远长渠彻夜流。迁客犹思驱寇策， 诸公唯作爱身谋。”诗歌凝练地道出林则徐的丰功伟绩和边疆情怀。

　　     我的另一个刻意而为的行程，是到阿齐乌苏的古湟渠道寻踪。今天它被称为“人民渠”，只见涓涓清流，将清凉与滋润输送给壮阔的大地。有谁想到，在大山戈壁之间，有着这么一片连接着天际线的水稻田。林则徐开渠，五万察布查尔锡伯族人民和周边各族人民世代开灌，造就了这片高原沃土，“塞上江南”“西部粮仓”由此得名。这里的水田风物，如同江南，而它的稻米，竟然比江南更饱满、更晶莹、更美味。我在新疆生活的三年时间里，每天要用伊犁大米熬一锅粥，不管有没有在外面吃过饭，回到宿舍，第一时间都要奔向那锅粥，盛一碗，无需小菜，一口气喝下去，满腹生香，回味无穷。回到江苏若干年后，在几批援疆人的努力下，伊犁大米在江南地区的一些超市热销，我得以终生可以吃得如此香米，真是激动万分、感慨万千。

　　     当我踌躇满志地展望万顷绿色的伊犁时，我的一颗连接着中国文脉的心，总是会穿梭在山里林间、地里水间、字里行间。绿野是翻开的巨大的文学和历史之书，是攒动的英雄、名士和百姓的光荣与梦想。我想起锡伯族西迁时的悲壮。我转身来到昭苏的西迁纪念馆，这所静静地坐落在绿野的一个角落的民族风大院。在那里，我终于读到了印刷在一本纪念册上的《西迁之歌》长诗全文。关于这首从少年时代就深深感动着我的民族长诗的历史背景和创作情况，我在散文集《约定》中梳理过：

　　   历史上著名的“锡伯西迁”，与“蒙古东归”一样悲壮，一样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推进，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764年，锡伯族约一千名官兵奉诏从沈阳到新疆伊犁戍边，以保卫边疆。此前，清政府平息了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西迁历经一年半，行程一万公里。这些锡伯族官兵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这一历史上著名的壮举，一直是激励西部各族人民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动力。戍守边关，开垦农田，是历史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催人泪下的故事说不完。而纪念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载着西迁故事和锡伯精神的五百行长诗《西迁之歌》。《西迁之歌》是在我国西部流传甚广的叙事长诗，是锡伯族诗人管兴才（1908—1963）于1948年在众多西迁诗的基础上，整理创作而成的反映锡伯族“西迁”史实的诗歌，共计五百行、四万余字。

　　      而在纪念馆现场看到并读到这首诗，给我的内心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我的听觉穿越到少年时代，在广播里第一次听到播音员配乐朗诵时的情景。我的如痴如醉，引起了善解人意的讲解员小姑娘的注意，她马上重点讲述这首长诗的诞生背景和内容，并选择了其中的一些诗句，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

　　     ……

　　     不久，我带了一本印刷有《西迁之歌》汉、锡两种文字的册页，回到江苏，把它赠送给我的好友、书法家管峻先生。在我们聚会的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读了这首长诗，几乎一夜未眠。他一定要对这首英雄史诗，做一次不同寻常的创作。“管峻不久后就腾出时间，专程来到伊犁。为了接待好他，我特意设计了一个详尽的采风日程，打算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陪他饱览‘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里所蕴含的大美精华。”管峻看了日程之后，说之所以赶时间过来，是想尽快去看一看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林则徐纪念馆和记载着他们光辉的长渠大野。

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 

　　     那天参观结束，走出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大门，被西迁故事感动着、一直沉默不语的管峻，突然对前来陪同他的锡伯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那英女士说：“我无以表达自己的心情，有崇敬，有豪迈，有激励，我要用自己的一份艺术薄礼，向锡伯族人民表达敬意——回去创作《西迁之歌》中文书法，捐赠给纪念馆。”在《约定》中，我详细描述过管峻回到南京后，全身心投入创作《西迁之歌》的动人情景和具体过程，以及他由此进入的艺术创作的博大境界：

　　     回到南京后，为了书写好《西迁之歌》，管峻将诗歌打印出来，带在身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吟诵几句，创作前，许多精彩的句子他能脱口而出，背诵下来。他还研读了大量的锡伯族西迁历史资料，甚至萌发了要写一个关于“西迁中生命的死亡与诞生”的话剧剧本。当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沁入这段历史的丰碑里去了。他把凝固的精神，用理性去消化，用情感来溶解，用才艺倾注出来，再凝固到纸上。整整两个月，他推掉了所有应酬甚至艺术活动，几乎没有出门，在秦淮河畔的书房中，夜以继日，笔墨驰骋。多少个深夜，他沉浸其中，写完一段，余情余韵，袅袅不散。他后来告诉我，有好几次，写完了既定的量，洗笔之后，眼睛和胳膊酸痛，心却平静不下来。诗句里的故事，故事里的细节，细节后的情境，如同投影，在眼前继续播放着。他说，创作这首诗的书法，蘸的不仅仅是墨，平时是用墨水，这次是用“墨泪”；提的不仅仅是笔，是心，是感情的触须汇聚在笔端。写完一段，走上阳台，看到星光下的古城墙和秦淮河，视野里概括的，的确是厚重的历史，心里流淌的，从秦淮水到伊犁河，的确是祖国母亲的血脉。创作《西迁之歌》，是一次情义的表达，更是一次自我的人性锻造和思想境界的升华。锡伯族西迁精神，也是导师，他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艺术创作深度融入美情美义所达到的完全忘俗、忘微、忘我的天人合一之博大境界。

　　     管峻创作的《西迁之歌》，乃十五米长、五百多行诗句、万字有余的正楷书法长卷，纸上血脉浩荡，言中铮铮响亮，书里气韵豪壮，作品的形之惊艳、意之动魄，在南京的首场展览活动中引起了轰动，其后引起媒体聚焦。而管峻将精品无偿捐赠给伊犁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的义举，更是让在场人无不动容。对此，我在《约定》中有着满心感怀的记述：

　　     第二年夏天，管峻亲自怀抱着长卷轴，飞往新疆，再次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把作品交到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负责人的手中……由于纪念馆的条件有限，陈列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种气势，陈列馆的光线是暗淡的，橱窗是简陋的，但它长长地铺陈在那里，与民族英雄们的雕像、西迁故事的油画和锡伯文诗词相呼应，丰富了纪念的形式，丰满了主题的内涵。

　　     而由锡伯族西迁生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深厚情感，以及由《西迁之歌》促生的这次书法艺术大作和相关民族佳话，并未由此停止，十年后，它们以其历久弥新的内容和质地，再次深深打动了我们：

　　      啊，心脏和祖国的脉搏跳动在一起！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讲解即将结束时，那位女讲解员自豪地告诉我们，这幅书法作品是纪念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来自江苏省，由当年的援疆干部丁捷先生牵线，著名书法家管峻先生创作并捐赠，那一年她曾亲自为这件作品的创作捐赠者、大书法家管峻老师当过讲解员，锡伯族人民不会忘记丁捷和管峻，不会忘记任何为弘扬民族精神做贡献的人。听罢她的解说，我们这些江苏的客人都会心地笑了。

《约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

　　     走出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漫步在阿齐乌苏古湟渠浇灌出的葱茏沃野，我的目光和思绪不禁又飞向了田野的另一边，水渠的另一侧，那里是民族之乡巴彦岱，也是我青春向往、文心深系的地方。王蒙先生于1963年举家从北京迁至新疆后，就是在这里扎根边疆大地，生活了十六个春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以这段独特而宝贵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和素材，写出了那部“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以下简称《在伊犁》）。在《约定》中，我追忆这本书对于少年时代的我的宝贵意义，以及当年初到伊犁首次得知巴彦岱就在不远处时的具体情景：

　　   1963年，王蒙举家从北京迁至新疆伊宁，在伊宁生活了16个春秋。20世纪70年代，王蒙回到北京，伊犁就此成为他的故乡情缘。王蒙先生当年所在的伊宁县巴彦岱乡，距伊宁市区很近。有一天，我站在伊犁州党委办公楼七楼窗口远眺，外宣办的一位同志指着一条最近的山线说，那下面就是巴彦岱，王蒙先生待过的地方。

　　   一如这位同志在不经意间体现出的，行走在伊犁，随处可见当地民族同胞对王蒙先生及其生活过的巴彦岱的熟稔和深情，他们一直将王蒙先生及其对边疆的奉献铭记在心：

　　   伊犁人对王蒙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王蒙对伊犁的爱，几十年来通过文章和采访谈话等多种渠道，不断地向社会传递着。从北京到遥远的边疆劳动锻炼，本来是一段很辛苦的经历，但发生在王蒙身上，就演化成一种宝贵的情感积蓄和社会财富。伊犁人谈到王蒙，既骄傲又感激。巴彦岱老一辈的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同胞，说起王蒙就动情，情到深处每每热泪盈眶。王蒙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一个朴实的村民，跟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耕作，在同一片大山里燃起炊烟，喝着大碗酒，饮着马奶茶，说着维吾尔语夹哈萨克语，哈萨克语夹汉语。王蒙还为他们做了许多实事。回到北京后成为大领导、大作家的王蒙，对伊犁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回到伊犁，看望乡亲。王蒙回来的时候，许多人难以抑制喷薄的感情，抱着他又是哭又是笑，那场面如同感情戏电影里的高潮。

《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

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

　　   然而对于民族之乡巴彦岱，对于曾滋养和启发王蒙先生写出经典之作的巴彦岱，对这个我青春向往、文心深系的文学圣地，我当年却并未贸然轻率地前往拜访，而是一直在一种深切的虔诚中等待，等待一个自然而又契合的时机，等待着这一拜访在虔诚的期许中化为现实。在《约定》中，我描绘过这一时机的到来和这一拜访的成行：

　　   记得那十二月的天山，气温很低，冰天雪地。几十公里路程并不遥远，但汽车在冰雪地里行驶得艰难，和我们急切的心情形成反差。好像走了很久、很久，我们终于走进了书里梦里的巴彦岱，走近心中的王蒙先生。那笔揣在怀里的二十个孩子的学费，被我的心口焐得滚热。

　　     而也正是从巴彦岱开始，在王蒙先生身体力行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大力投入到对边疆民族地区孩子们的帮助和关爱之中，并一直持续到此后多年，我们对边疆地区孩子们的爱始终没有停止：

　　     洪锦华堪称援疆人的表率，他把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情感倾注在伊犁困难孩子身上，援疆结束好多年了，他一如既往，同时带动全家和更多的同事，投入关爱事业。十年后，他被伊犁州政府授予“爱心大使”的荣誉称号，在扬州市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位置上快退休的时候，组织上考虑要发挥他的余热，为他安排一份团体职务，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请让我到慈善总会去做爱心服务工作。”他的许多动人事迹，多年来在江苏和新疆两地之间传颂。在伊犁，我也陆续为孩子们带去四万多个书包，一百多万元的课外图书。我回到江苏在家等新工作的几年，还与《伊犁晚报》的热心记者蔡立鹏等一起策划了面向贫困牧区援建“周末爱心书屋”的活动。

　　     与此同时，伊犁的孩子们及其家长和诸多热心的文化人，也一直铭记着我们为孩子们做的每一件事，并给予我们太多心灵上的温暖回馈。正如我在《约定》中满心感怀总结指出的：“‘像王蒙一样，拥有一个温暖的边疆’，这是我们的誓言，也终于成为我们的人生。”

　　     然而王蒙先生带给我的与伊犁的缘分并未止步于此，让我出乎意料也格外惊喜的是，援疆归来四年后，我不仅因王蒙先生再次来到伊犁，更因此得以与先生相聚。那天晚上，我接到伊犁州文联书记李钰女士的电话，通知我加入王蒙先生、王巨才先生率领的中国作协访问新疆代表团，先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书展开幕式，随后再到伊犁，参加由王蒙先生捐建的伊犁王蒙书屋捐赠仪式。在《约定》中，我满怀激动地记录下了与王蒙先生同行新疆的感人情景：

　　   看得出，年近八旬的王蒙先生跟人们一样感动。他一路不停地跟大家打招呼：你好，谢谢！谢谢，你好！说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在乌鲁木齐书城的新疆书展展会现场，更为巨大的热情包围了先生，两个小时，书展备货的五千余套王蒙作品图书被抢购一空。这让我见证了一个现实：王蒙在新疆，是一种亲切，如今也是一个传奇。而这种亲切和传奇由来已久，深入而壮丽，绵延着，掘进着，拓展着，纵横在天山，流淌在伊犁河，渗透在各族人民的内心。

跟王蒙先生在一起（2024）

　　      那次新疆之行，我很想买一本新版的《在伊犁》，让王蒙先生帮我签一个名，但在新疆路过的任何书店里，先生的著作都脱销了。几年后，我再次有机会见到王蒙先生，特意从书房里拿出自己中学时阅读的那本《在伊犁》，它装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一层一层包裹着书皮，被我收藏了三十多年了。在北京江苏大厦，我把这本书拿出来，王蒙先生抚摩着这本1984年版的老书，感慨万分，提笔在书的扉页上题字。这本书连同从新疆带回江苏的《林则徐在伊犁》一书，被我放回书橱的最深处。而管峻所作的管兴才诗歌长卷书法，我复制了一份，珍藏在书房里，时常展开欣赏。我也很想能多有几次与王蒙先生同行边疆这样的幸福，与林则徐、管兴才这些爱国文人在边疆谈笑风生，但时光无法如此逆行。比起永恒的边疆，再伟大的人生都是一瞬。

　　     好在，文在，文心就会再生，就会接力，就会在永恒里跳动不停，就像那源头活水的浇灌下，那生命的千亩万顷。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5年第2期，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