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当代”是什么?毕飞宇:写身边事,倾听“谁来敲门”

来源:新华日报| 记者 冯圆芳,摄影 滕升智 (2024-06-28 14:09) 5999873

  今年年初,著名作家毕飞宇迎来60岁生日,正式步入人生的耳顺之年。

  与日趋沉郁的生命波潮形成反差的,是他15年磨一剑的最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所掀起的热议。从百万字底稿中雕刻时代的模样,新作出版以来收获一系列荣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十五大好书、《当代》2023长篇小说五佳、中国小说学会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奖”、腾讯读书2023文学原创十大好书,以及荣登2023收获文学奖长篇小说榜……如今在不同的文学场合,外科医生傅睿的故事总能激起人们的探讨。毕飞宇此前的经典作品也在持久的阅读中被反复镀亮。今夏,扬剧版《推拿》紧锣密鼓地排练,细腻传统的四功五法成为盲人表达自我的“拐杖”,一句句唱腔,从极深的黑暗中开凿出人性的光亮。

  筱燕秋、玉米、玉秀、端方、吴曼玲、王大夫、金嫣、傅睿……“写什么,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自1991年以《孤岛》登上当代文坛,毕飞宇始终谛听着人性的低语,悲悯着生命的疼痛。“我来了,我看了,我听了,我写了”,是他对自身在场的宣告与确认。

  采访在毕飞宇家楼下的咖啡馆进行。这里是他拥抱芸芸众生与俗世日常的入口,也因此成为铁杆书迷心照不宣的打卡地。可是从哪儿聊起呢?

  “就从60岁开始说吧。”毕飞宇的提议有些出乎意料。

  喜欢现在的年纪

  写什么要看“谁来敲门”

  记者:您的六十大寿怎么过的?会对衰老感到恐惧吗?

  毕飞宇:我平时不过生日,但早在去年秋天,我上海的朋友就对我说,让我在今年118日和太太一起去上海“聚聚”,19日是我的生日,我当然知道这个“聚聚”意味着什么。到了上海之后,一堆朋友们陪着我闲聊,一起吃了晚饭,点了蜡烛,切了蛋糕,唱了生日歌。唱歌的时候,我有点动情,有点要哭的意思,不过我很快就控制住了。我真的很热爱生活、感谢生活,我得到了太多的爱。

  我对衰老没有特别的恐惧。不过,我四十岁生日的那天上午有过短暂的伤感——这就四十了?我还在足球场上飞奔呢,这个四十好像是有人强加给我的。不过那时候我正在写《平原》,小说的进程很快替代了我无聊的内心戏。我对六十岁的预备是相当充分的,因为我的朋友大多都退休了。其实,六十岁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分界意义。要说我的年纪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那就是我再也不能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了。不过工作五六个小时也挺好,我喜欢我现在的年纪。  

  记者:您的最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讲述了优秀的外科医生傅睿走向精神崩溃的故事。这本书距上一部《推拿》整整15年——恰恰是飞速变化的15年。傅睿的故事为何打动您?新作要回应巨变的“当代”,对您有难度吗?

  毕飞宇:一位外科医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变得像天使一样关心他的病人,这是傅睿的精神悲剧。而文学必须怜惜人,对人怀有一份恻隐。

  要让傅睿的故事“来到人间”并不容易。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医学知识,而我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把小说“摁”在医院里,只能推翻重来,把原定的“写医院”改为“写医生”,切入口大大收窄,保证所有的医学细节都是正确的。另一个困难是,这个人物能不能够“立”在当代?这些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每个人的认知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有人给你扔过来一个苹果,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看见一颗飞行的炮弹。这一来你就不能只依赖感知,你还得学会分析,在分析的感召下,你得想象,然后才是表达。

  写《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巨大的孤独感伴随着我:今天还是“当代”的,也许没几天这个“当代”就靠不住了。但是傅睿比我顽固,他一次又一次来到我的书房,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欲罢不能。对一个作家来说,欲罢不能提供了放弃,也提供了亢奋。有时候我觉得傅睿不值得我这样去付出,可是没过几天我又觉得,错过了傅睿将是我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我终于可以这样说了:《欢迎来到人间》这本书就是我的“当代”,我来了,我看了,我听了,我写了。

  记者:“当代”意味着对文学、对作家的召唤。您怎么理解“当代”?您关注的时代棱面是什么?

  毕飞宇:“当代”不是时间,它是一种自我认知,一种有关自我的追问与确认。即使我处理的是历史,“写当代”的愿望也从没有放弃——所谓的历史书写表面看来是历史,其实和当下是紧密的,我始终没有放弃现实关怀。但有一点要强调,我只想介入现实,并不妄想概括现实,我不可能去写全人类,我只能写我身边的事情。

  时代与文学相互挑战、相互成就,新一代作家已经来到了现场,他们和时代的关系也许比我们更加紧密。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学必须面对个人。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你决定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你就像站在产科医院的病房门口,你得给新生儿起名字,他/她不可能叫中国人、德国人、毛里求斯人,也不可能叫职业经理人、好人、坏人,他/她只能叫林黛玉、祥林嫂、奥雷良诺和阿伽门农。这就决定了文学的基本性质,即对具体的个人负责。至于人类性、国际性、民族性、时代性,那只能是这个人的派生。你问我最关注的时代棱面是什么,这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谁来敲门,我的棱面就在哪里,我得让他确立。

  写作是“深度游”而非“打卡”

  关键要让内心保持干净

  记者:您对经典的定义是“活着”,回看《推拿》《玉米》《青衣》,您觉得它们“活着”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推拿》《青衣》成功改编的密码?

  毕飞宇:一部作品是不是“活着”,要等作家死后才能说,因为活人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吆喝,只有在没人吆喝的情况下仍然“活着”,那才是经典。

  《推拿》《玉米》《青衣》好在哪里,我想还是好在品质,品质和作家的创作心态息息相关。你在写作时如果看重作品带来的实际收益,比如是否畅销、能不能被改编,你往往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我的写作中,我基本不做这样的考量,写作时我的内心一直很干净。我没预料它们会取得成功,我也不会剖析它们为什么成功——作家为读者写作,他可以冒犯读者,他最不能干的一件事则是讨好读者。你唯一要做的是让作品深入下去,沿着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你要把小说“写干净”——“写干净”就是写透,是“深度游”而不是“打完卡”就走了
       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但我发誓不再为改编而写作。我也从不参与作品的改编。我常说,改编得成功,光荣归于他们;改编失败了,失败也归于他们。我不参与改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创作时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再也无法“进入”了,给我多少钱都不能,唯有新的作品能让我燃起热情。

  我想说改编值得欣慰,但作品“活着”的依据不在这里。比起改编,我更希望我的作品经得起课堂分析。课堂分析是残酷的,小说内部的问题会被无限放大,它的每个毛孔都是无比清晰的,唯有经典能经得起这样的审视。

  记者:近年来作家“牵手”互联网,推动了所谓的“文学破圈”。您觉得互联网给文学带来了什么?如何看待文学破圈?

  毕飞宇:这个话题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太长时间陷入在新作的创作中了,等我写完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多少有些陌生:抖音和小红书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可笑的是一本新书出来了怎么宣传,我的经验还停留在以前。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听不懂编辑部的人在说什么,我觉得他们的许多安排简直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我,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留级”了。

  90后基本上就是网生代,网络替代了大地、巷口、姑妈和姨父,网络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为了与时俱进,我的新书发布会在网上进行,它确实经济、迅捷、方便,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不需要重新书写和整理,我却有种彷徨之感。我记得姚明还在NBA打球的时候,一进更衣室就会看数据,这场球他得了多少分,几个篮板,几个助攻,几个盖帽。数据就是他当晚的成绩。那一天我参加了新书发布之后,我吃惊地发现,没有人关心我说什么了,直接就扑数据。多少人围观了?多少人转播了?多少人点赞了?那一天我学会了一件事:在网络时代,你远没有数据重要。

  文学破圈的话题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提出——文学不能只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这话我同意,可是,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一个常识:文学不是人类的普遍行为。我是经历过文学的“全民”时期的,就在我的青春期,那是伤痕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应当说,那样的“全民”不是一种常态,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后遗症。文学是给热爱文学的人看的,你不可能是太阳,把阳光洒到每个人的身上去,最理想的作家一定会与他的读者群建构起亲切的关系,这就足够了。今天,小说哪有手机好玩?但是看十年小说,和刷十年手机,区别一定是巨大的。

  记者:您当选江苏省作协主席时,曾寄语文学苏军“保持静的力量”。对文学苏军近来的创作有何观察?

  毕飞宇:我很不希望别人来“观察”我的写作,推己及人,我自然也不会去“观察”别人。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中间,有一句话我们几乎从来都不说——“你在写什么呢?”如果你真心关心一个作家,你就去读作品。写作不是隐私,但写作是私密的,作为主席,你得尊重这种私密性。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算起,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和当时的作协主席没有任何关系,注意,我这不是抱怨,是赞美。作为现任主席,我对我自己也有一个要求是——任何一个作家写出的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和我无关,我必须做到这一点。

  六十至多不惑

  要用安静“照亮”未来人生

  记者:您喜欢阅读,也很擅长教人阅读,《小说课》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在读什么?有什么读书方法?

  毕飞宇:最近在读古籍,从《大学》开始读,打算把四书五经过一遍,体会一下古汉语之美,顺便打发下时间,仅此而已。

  我花在阅读上的时间确实比较多,一坐下,就习惯性地放本书在膝盖上,读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拿起来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本。我一直处在阅读的状态之中,不在乎读什么,也没什么目的。我不敢说我的小说越写越好,但我的阅读能力确实越来越强,一本书,40岁之前读和40岁之后读是不一样的,它几乎就不是同一本书。现在,读小说我一般读个三分之一,然后直接跳到结尾,心里就差不多有了数。

  《小说课》受到很多好评,销量超30万册,在我的个人销量排行榜中排第二,第一是《推拿》,有60多万册。《小说课》的成功和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兴起的时代潮流密不可分,作为南京大学该专业的教师,因为要上课,我必须得有讲稿,于是有了这本书,但这不等于说我就擅长教人阅读。即使在讲台上,我也反反复复强调,我不是提供答案的人,我只是在享受阅读的自由,如果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也许就是这句话:阅读是自由的。但是,正如自由不意味着为所欲为,阅读当然也有它的门槛,它有高低之分,它有难易之分。读好书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读烂书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堂吉诃德》写得清清楚楚。

  记者:这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据说您也一度在克服“手机依赖”,想知道您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捍卫个人的主体性,守卫我们对自身生活的“主权”?
       毕飞宇: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在手机没有出现之前,如果一个人老是吹嘘自己,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够体面;有了手机和微信之后,人人都乐于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给自己打造人设。但我骨子里是个老派的人,不太能接受这些。

  我是2015年用手机的,一开始很不适应。用了手机之后我也没有开通微信功能,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只能使用微信。我承认,微信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它真的太浪费时间了,尤其是朋友圈。某一天上午,我果断退出了朋友圈,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退圈”和我个人的天性有关,谈不上捍卫个人的主体性。我只是懒,喜欢安静。现在有一个词很时髦,叫“刷存在感”,我也喜欢“存在感”,可我觉得我的存在感都在安静里,只有安静可以照亮我的人生。

  记者:步入耳顺之年,您对生活有怎样的展望?

  毕飞宇:好的,那我先来和你谈谈“耳顺”。“耳顺”是老夫子对他自己的人生总结,所谓而立、不惑、知天命,说的都是他自己。可是你别忘了,夫子是圣人,我可不是。我60岁的心智能达到老夫子的40岁就不错了。换句话说,我最多也就是“不惑”。所谓“不惑”,我所希望的是不要被自己所迷惑。截至今天,作为一个人,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无比清晰,读,还有写。这就是我的两条腿,我靠这两条腿走到现在的。可以说,读和写就是我一生的基本内容。这一来就简单多了,我只要继续读下去、写下去就可以。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岁月是这样的,尽最大的可能克制证明自我的念头。不是因为我已经证明了自己我才不需要证明,只有愚蠢需要证明,其他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