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小说研究·季进主持 | 房伟: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营造小说世界

来源: 房伟 东吴学术 (2024-05-28 09:43) 5998768

  作 者 简 介

  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一百四十余篇,在《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六部,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杭州鲁迅先生》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刘勰文艺理论奖、江苏优秀文艺评论奖等,曾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等。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营造小说世界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中学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已走下神坛,也还残留着不少“光晕”,我在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满足了一个成绩差、喜欢胡思乱想的少年的虚荣心。读大学后,我依然不是好学生,热衷搞文艺活动,喝酒玩乐,做小生意,也随性看杂书,写小说和诗歌。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没有“当作家”的雄心,大多是青春期无病呻吟。我后来在一家大型国企参加工作,辗转多个岗位,吃了不少苦,才真正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升官发财,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认真读书,虽不能大富大贵,但总有所得,精神也变得充实。二十五岁那年,我重回高校,跟随吴义勤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从青年到中年,我读完博士,留在高校任教,基本是个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从业者,文学创作也写一点,总量不大,以诗歌为主。“青椒”压力很大,我一周上十几节课,在三个校区奔波,寒暑假都出去讲课,为还房贷而努力。白天很忙碌,晚上看书写论文,只能在往返两个多小时的班车上构思诗歌,找机会快速将它们整理出来。诗的体量小,不占时间,适合抒发郁闷情绪。断断续续写了几百首,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人生第一本诗集《月光下的石头》。

  人的命运难以捉摸,总会有些偶然因素,潜藏在心底的想法,也会顽强冒出来,改变人生预定的轨道。“成为一名小说家”,当一个有意思的“讲故事的人”,其实一直潜伏在我的灵魂深处。2017年,我从山东调往苏州大学,职称解决后压力小了不少,江苏文学氛围很好,江南迥异于山东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不断激活着我的创作灵感。内心的情绪在翻涌,很快我就从学术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那些外表沉默,但内部却有极复杂信息的“史料”。史料蕴含着一个时代最原始的细节,它们仿佛是一块块琥珀,将一个个历史瞬间定型,留给后人无数秘密去揣摩。站在一堆史料面前,就仿佛是站在一个个历史瞬间的现场,它把历史敞开来,让我们在那些褶皱之处,看到一个个心灵的喜怒哀乐,体验时代独有的气息。史料其实就蕴含着一个个“未成型”的小说。

  让我首先产生异样感觉的,是一些抗战史料,并据此写了抗战历史小说系列第一篇《中国野人》,抗战后期山东被掳到北海道的劳工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我着力于打造某种历史氛围感,在真实还原历史情境的过程之中,寻找到有意味的东西,即人面对绝境的孤独和反抗。这个故事很多作家都写过,我想写出些与众不同的感觉。为了写《中国野人》,我仔细测算被掳劳工到日本的行程时间,设身处地想象雪原上发生的生存斗争。小说发表后,很快被转载,产生了一定反响。我有了信心,又一鼓作气,写了二十篇抗战历史故事,关注战争之中日本和中国的普通人,既有士兵、军官,也有厨师、农民等,涉及地域从山东、江苏、浙江到香港、越南等。这些小说后来结集为《猎舌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日本学术界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为此召开座谈会,还有几位研究者写了评论。

  由抗战史料出发,我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经过几年准备,我在南京实地考察,还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驻,最终写出反映南京抗战的长篇小说《石头城》。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凝聚中短篇写作经验,写了一个南京中等家庭在战争中风云流散的创伤性记忆。写这部长篇,其实也有我对类似题材的不满。南京抗战是抗战历史的一部分,凝聚着民族国家的血泪,在以往处理之中,“妓女+传教士”的噱头,往往在浓浓的后殖民色彩中,将我们的民族故事,廉价贩卖给西方读者,在将中国人他者化的目光之中,完成某种暧昧凝视。我试图将《石头城》还给中国人,真正以中国人的视角和体验,讲出一个令我们共鸣的中国故事,小说涉及人物很多,三教九流都有,我力图将故事讲得吸引人,以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赋予文本更多灵光,不仅让和平时代的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先人们的创伤,也能由此增加民族自信心与勇气——而不是一味恐惧。除了有关抗战历史小说之外,我也试图将目光放在更广阔的背景。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就是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样也在史料的启发下,我对那些研究对象有了写作兴趣。写写作家的故事如何?作家们的史料我是熟悉的。从这个兴趣点出发,我写了短篇小说《“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以《鲁迅全集》有关“真假鲁迅”的一则有意思的故事,展开想象,表现大时代中小知识分子命运沉浮。这之后我又写了郁达夫、戴厚英、张爱玲、王小波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八篇故事。我试图每一篇都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探索文学、时代与死亡的复杂关系。

  常有人问到我选择历史小说作为突破口的原因。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之中,有很多通俗演义性质的历史小说。它们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但我们很难在这些小说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意义,及对更多人类生存的思考。就严肃文学而言,中国历史小说,一方面受到正史影响,过于严肃沉闷;另一方面,受到后现代影响,过于强调历史颠覆性。在历史理性基础上,贴近人物心灵,书写历史复杂神秘,展现历史原生态的真实,又书写历史中的人的心灵际遇,给人类的生命体验,留下深刻痕迹。这类历史小说,往往是中国作家不太擅长的。著名历史小说家尤瑟奈尔说过,“历史是人类心灵的殿堂”,它给人的心灵启迪是久远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在这方面,我也比较佩服日本作家井上靖。他能做到历史文学的可读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结合。也可以说,虚构与现实的两极,历史小说家能找到一种有效“平衡”方式。中国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将来我还想将关注点放在古代,写几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长篇小说。

  进而言之,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摆脱题材的束缚,优秀的作家不仅有言说自我的能力,也要有能言说世界的能力,这种言说能力,就建立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也建立在语言和事实之间。好的中短篇小说,不仅让人记住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更能表现出作者的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观念。而长篇小说,更是将这种态度和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通过众多人物和故事,展现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审美世界,继而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

  当然,小说的寓言性,也是个充满诱惑,又非常危险的话题。很多作家为追求寓言性,走向了抽象化道路,也远离了复杂社会现实存在,让小说变成某种符号的狂欢。为了避免小说的抽象性,我也尝试写了不少现实生活的小说,后结集为《小陶然》。这些小说,涉及老年人婚恋、网恋、青年回忆、大学校园生活等领域,我不敢说这些尝试是否很成功,但这种对现实的关注,让我时刻保持着对鲜活的现实的感受力,也为下一步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现实维度,从来都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方面。一部作品,如果没有了现实批判意识,仅靠精彩曲折故事,难以做到流传深远。虽然我写了很多历史小说,但我并不想因此变成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型作家”。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的青春记忆和人生体验,很多其实也已变成了历史。我很想将它们表达出来。比如,1997—2002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我大学毕业,在国企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那里有我宝贵的青春记忆,也有着来自国企大改革时代切肤之痛的人生感受,而我对那个时代留下的很多国企改革文学,也有着诸多的不满意。这种创作冲动,也造就了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这部小说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写得非常快,当年很多记忆中的人和事,都涌上了心头。小说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也售出了影视版权。我想,有关这个题材我还要再写几部小说。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永远是小说不枯竭的源泉。

  不知不觉,我来到苏州,已过去了七年,我发表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非虚构作品,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得到了很多文学界人士的鼓励,我的文学创作数量,甚至已超过学术研究文章的数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说实话,在这方面,我也比较困惑与割裂,只能保证一年中上半年搞创作,下半年来做研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不同,也有相通之处。清代同光体诗人陈衍曾说:“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讲的是将学术的理性与创作的感性相结合,但那还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可能更多需要一种“触类旁通”的灵会。研究的乐趣在于,它带你探索文学世界的秘密,很多是可以言说的东西,还有很多是以苦思冥想为代价,进而拥有了豁然开朗的喜悦,甚至有很多难以言明的东西,要用清晰又丰富的学术语言,将之阐释出来。研究也是“比聪明”的过程,有一种经过思考后的思辨快乐。当然,很多做文学研究的人,早年心里都曾有过一个创作梦想,很多研究者是因为喜欢创作,才慢慢进入文学世界,走入了研究领域。好的文学感悟力与感同身受的代入感,能让研究者拥有更好的艺术直觉,洞察文本内部的秘密。对于创作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思维,学术研究的理性思维,也许能起到一个“解压阀”的作用,用理性对感性的冲击不羁形成某种形式的反思和约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作家很多,只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大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我们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被种种考核指标所压抑和制约,难以发挥出创作的热情罢了。

  当然,如今的大学校园,坚持当一个作家,也要牺牲和放弃很多东西。至少现在大学体制内,留给作家的余地并不多。这对我个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只是想让自己慢下来,和学术体制保持一点距离,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做一点事。创作是我喜爱的,对于研究而言,我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规划。二者我都会认真去做,但更多是让自己沉潜下来。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很多职业都受到了挑战,小说创作,似乎也变得暧昧不明。有人说,人工智能写的文学作品,早晚会替代人类大脑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在未来也许还是未知数,但文学是与人类发展相伴相生的,只要人类不毁灭,文学诉求就会存在,只不过它在未来有可能不是纸媒形式。这也就提出了一代人的文学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