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史及理论批评。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的城市叙述1949—1966》《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虚构的仪式》《影像的踪迹》《后革命时代的焦虑》等著作。
历史“想象”的激情与方法——房伟历史小说论
摘要:房伟的小说创作,与他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息息相关。基于此,他的作品显示出对于历史叙事的浓厚兴趣,这包括抗日战争史、民国南京史,以及遥远岁月的作家传记史。他的这类历史小说一方面从学术研究中起步,在“史料化”方面做了精细的探究,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传统叙事拘泥于正史的不满,试图以文学的想象力点燃历史的激情。总的来看,房伟的小说既来源于史料,言必有据,又能够依据材料灵活运用,没有被史料“压垮”。作为历史“想象”的一代人,房伟的历史叙事虽面临诸多困境,但终究彰显出承担历史重任的勇气。
关键词:房伟;历史叙事;《石头城》;《猎舌师》
批评家兼职写小说,似乎是近些年的一股文学热潮。从吴亮、李敬泽、张柠,到王尧、王宏图、李云雷,再到梁鸿、项静和黄平,一时间可谓热闹非凡。在此之中,不甘寂寞的房伟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新锐作家”的行列。然而与多数写作者瞩目于书写自我,钟情叙述过往,积极追摹难以忘怀的个人记忆截然不同的是,房伟的小说总是与历史息息相关。这里的历史要么是抗日战争史,要么是民国南京史,再抑或是遥远岁月的作家传记史。这不禁让人猜测,房伟最初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他某个与现代文学史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为了研究的顺利开展,他游走穿梭于山东乃至全国各地的图书室或档案馆,四处搜索着那些难以见到的稀有史料。而在研究课题完成之际,那些辛苦积攒起来的各类资料并没有被马上抛弃。冥冥之中,它们在等待着某一天,成为房伟学术之余,小说创作中殊为可贵的写作材料。
一、“史料化”的小说及其人性维度
纵观房伟的抗日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比如《猎舌师》等小说集里的主要作品,许多小说的故事线索其实都是从历史档案中直接析出的。在这个由历史材料向文学作品转化的过程中,我们赫然发现,原本枯燥的档案“故纸堆”里,往往暗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在对这些故事进行还原和加工的时候,历史褶皱处那些语焉不详的地方便呈现了出来,而文学想象恰恰能够赋予历史以氛围和生气。在《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一文中,房伟坦言:“我最初的创作冲动,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对史料的兴趣。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我阅读了很多民国史料,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史料。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独自在历史的场域之中穿行,恍惚就回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我突然发现,当我们的作家,整天将目光盯在都市男女那些鸡零狗碎之上的时候,我们竟然视这么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藏于不顾!”这种由学术研究之余的创作调剂,向自觉开掘民族历史文化宝藏的情感转移,固然是房伟自我建构的写作发生史线索,却终究彰显出他历史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
在房伟那里,存留于历史档案和微缩胶卷中的所谓“历史材料”,也许只是一篇简洁的短讯,或者某则一闪而过的逸闻。在被人发掘,并被具象化之前,它们只是一些抽象干瘪的文字,房伟却竭力赋予它们血肉和灵魂,令它们闪烁出夺目的人性光芒。如其所言,“尊重史实,尊重人性,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基础上凸显历史伟力,寻找伟大的历史叙事精神。”这里所表明的,一是人性的维度,二是他所称之的“历史理性精神”。这些元素共同建构了房伟小说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好的历史小说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和总体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以文学的光芒与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意识,房伟凭借文学的想象力,终究将那些僵硬的历史资料应用得极为妥帖。对他来说,即便只是史料档案里的只言片语,也会被演绎得精彩绝伦。在此,一方面是历史事件,大历史“缝隙”中的细小片断总是如此迷人;而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氛围,年代剧绵密的物质描摹,更见出作者对相关历史的熟稔。
小说《中国野人》据说来自一则真实的历史故事:1944年秋天,来自山东高密的农民刘连仁不幸被日本人抓到北海道做劳工,之后他虽阴差阳错地逃出魔窟,却也只能躲进北海道的原始森林,做了13年的“野人”。这种极富传奇性的命运遭际,相信令许多读者都倍感震撼,这一离奇的故事也显然具有改编成曲折动人的小说的重要潜质。幸运的是,房伟并没有令人失望,而更加可贵的是,在小说的生成过程中,作者不仅仅瞩目于故事的表层结构,而是试图深入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以极具冲击力的情感维度达致更高的审美境界。于是在他这里,这则北海道的“中国鲁滨逊”的故事,似乎具有了独立于时代历史的永恒魅力:它不仅关乎一时一地的民族与自我的尊严,也关乎浮世岁月中个体所面对的浩瀚无边的孤独处境。
房伟固然善于从历史材料中寻找创作灵感,但并不热切追逐那些极具戏剧化的情节型小说模式,他拒绝在叙事上大开大合。相反,他总在某些紧要的关头停下来,不厌其烦地描摹,细致捕捉那些值得关注的人性节点,希求探寻历史褶皱处幽暗的人性真相。在他的引领之下,历史的面貌变得暧昧不明,由此也呈现出复杂人性的诸种状态。《花火》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只在人性本身。对于那位携款潜逃的参谋长,小说突显的不是他的动摇与变节,而是他内心深处令人震惊的倦怠与怀疑,以及由此滋生的恐惧和虚无。一言以蔽之,是惊心动魄的绝望感,将他推向了最后的逃亡之路。笔涉中日之间异族恋爱的《小太君》,堪称抗战叙事中难得一见的一抹亮色。尽管小说只是涉及少男少女间的朦胧爱恋,但作品唯美抒情的笔调令人难忘。当然,这类在“错误”时间展开的“错误”恋情,终究无法规避现实的限制,最后也不出所料地被战争和民族大义所摧毁。相较于《小太君》,更为禁忌的恋爱关系发生在《地狱变》里。小说中的日本军官和中国伪军之间的同性情谊,颇有些惊世骇俗的意味。然而小说的重点并非战争岁月的猎奇之风,而是为了通过细致的人性叙事,着力表达一种死亡年代的虚无之美。
大概正是为了描摹和测量那些幽暗的人性深度,房伟的小说总能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与主流历史殊为不同的“别样的历史”。在战争叙事的背景下,人性深度的极限之一,正在于依据一种“反战”的叙事原则展开的,对于所在族群以及民族立场的反思或反抗。在流行的叙事中,这种“人性的深度”更多发生在日本军官这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房伟小说里活跃着一群热爱和平的日本军人,这些人物都与电影《南京!南京!》里日本军人角川的形象颇为类似。当然,作者有充分的历史材料来支撑这种叙事的可靠性,而不至于让其沦为“一场未遂的历史对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敏感纤细的灵魂来说,战争阴影中的无尽杀戮终究让人厌倦,而那些人性泯灭的瞬间则总是令人颓唐、倦怠、崩溃,乃至自我厌弃。在房伟这里,每一个不起眼的人物,都仿佛胸中包藏着万千丘壑。小说总是力图将他们内心的煎熬与挣扎,以及自我的殊死搏斗展现得淋漓尽致。《七生莲》里的鹤田英秋,便失落于那深深的厌倦;《副领事》里“失踪”的副领事,则煎熬于反战的苦闷;而《幽灵军》里的长谷川信彦,虽只是历史“角落”里的无名之辈,却如孤独可悲的武士一般饱受战争之苦,这是因为,“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
在此之外,房伟也会竭力在他的抗战叙事主线之外,展现出一种多样的美学追求,这使其小说呈现出微妙的变化和丰富的韵味。《杀胡》由梁漱溟日记引向抗战年代的一则逸闻,再加之亦真亦幻的胡族传说,整个小说始终笼罩在难辨的迷雾之中;《去国》讲述的是汪精卫的故事,小说以严谨的人物传记史料为基础,细致剖析了主人公从心存死志的“精卫”蜕变为万人唾骂的汉奸的心路历程;《指南》以革命与游戏的奇妙混合,试图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架起一座诗性的桥梁。这里最有意味的当属《猎舌师》。小说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各类菜肴的烹制过程,比如淮扬菜、日本料理和西餐等,这种将知识性的文化乡愁融入到特定历史写作之中的创作方法,为作者接下来长篇小说《石头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在《猎舌师》的最后,主人公骆宁安那幕以餐桌为战场的复仇场景,也都与此后那部更为宏阔的长篇小说有着莫大关联,这足见小说具有的无限生发的艺术启示。
当然,在检视房伟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时,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于,历史档案和历史小说写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房伟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道具都力求做到精确无误,而“档案”的精确性显然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真实可靠”的保证,这与当下泛滥的“抗战神剧”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另一方面,真正进入历史时,我们又会无奈地发现,历史的丰富和复杂有时会超出人们的理解。此时的我们或许会恍然大悟,过往的历史教育已然牢牢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观,它可能早已被固化,令我们拒绝接受某种“陌生”与“新奇”。这大概正是我们阅读房伟的小说,阅读这些基于严肃的历史材料创作而来的作品时,却分明感觉到它们有时比“抗战神剧”更加“神奇”的原因所在。
二、切入特定历史的独特角度
纵观房伟的抗战题材小说,另一处极为重要的艺术特点在于,它们都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文化背景。在这些作品里,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绘鲁南的地域文化,而几乎所有故事也都是围绕这些地域展开的。这大概就是他经常谈起的“地域主体特质”的确切意涵。对于出生于山东滨州的房伟来说,在去往苏州之前,他整个求学阶段,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山东。地域文化所凝聚的独特情感,总会通过小说展现出来。这便正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与秦岭,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在作家那里,故乡的人文历史总是具有别样的意义,这于房伟也不例外。然而随着他的工作调动,这种小说中的“地域主体特质”也会自然而然有一个变化。在长篇新作中,房伟转而开始写起了南京。《石头城》(载于《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3期)虽以“南京大屠杀”为叙事背景,但在主体叙事之外,作为小说氛围的南京地方文化依然翔实地道,这也正是房伟所擅长的。在此,这固然是一种新的地域情感认同,然而我们注意到,作者其实一直都对“南京大屠杀”题材有着浓郁的兴趣。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地域的变迁恰为他实现长久以来的文学夙愿提供了重要契机。
坦率地说,《石头城》可谓房伟抗战题材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作者仍旧依据其“史料化”的小说写作方法,寻找到了一条切入“南京大屠杀”题材叙述的独特角度。从葛亮的《朱雀》,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再到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关于南京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抗战叙事中常写常新的段落。作为一部“非典型战争叙事”,《石头城》显然试图从“大屠杀”的侧面进入到那段历史。这是一段无法直面的失败的历史,南京记忆带给后世者的不甘总是令人如鲠在喉。面对历史,人们在正视失败之余,其实更愿意去竭力发掘南京沦陷后各方力量之最后的抵抗,由此平衡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屈辱与无奈。在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国军游击战士,无不令观众动容。这里所捕捉的抵抗至最后一刻,乃至从容就义的悲壮,终究能稍许动摇一下人们在不同媒介中常见的历史感受,由此略微消弭那些由麻木的人群顺从地引颈就戮所激发的民族屈辱和悲凉。这种虚幻的亮色,大概正是我们重述这段历史时所能获取的仅有安慰。
房伟的《石头城》显然也有从此方向着力的打算。看起来,作者似乎试图重新将大屠杀讲述为一个本土的抵抗故事。为此,他明显表达出对于《金陵十三钗》等流行的南京叙事中,有关洋牧师或西方教会拯救中国人的叙事模式的不满。在小说创作谈中,他这样说道,“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故事,需要有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自己的中国故事,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发声。我们的主人公也应该是那些面对历史浩劫的普通的中国人。”这种“偏执”的态度,并不完全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更多体现出对新的写作模式的向往。当然,关于一种熟悉的写作题材,总会附着太多惰性的写作“遗产”,如何“超克”既有的写作模式,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此,《石头城》里毫不起眼的童子军们其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小说由此也为这段沉重的历史,引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少年视角。在此之中,少年的抵抗更是有着非凡意义。围绕少年叙事,作者早年参与过的纪实文学创作为此提供了坚实基础,那部《屠刀下的花季》(济南出版社2007年版)讲述的南京陷落期间的少年故事,大概正是《石头城》中主要故事的雏形。此外,新近发掘的“红山义勇”的相关资料,也为所谓“南京抵抗者”的叙事提供了难得的想象空间。在这段非凡的抵抗之中,红山义勇军伏击北固山日本军火库的段落,正是小说中这段历史的华彩乐章。
为了给“南京抵抗者”的故事编织更多的历史细节,房伟从“史料化”的小说写作方法中获取了许多经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小说来看,抗战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风、历史风貌、人文环境,以及当时混乱复杂的历史氛围,各色人物的总体表现,小说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刻画。当然,这些以历史风物为中心的知识化的迷恋,也总能在小说中轻易地流露出来。贯穿在小说中的饮食文化,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作为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长篇小说,《石头城》极为罕见地呈现了太多与叙事主线并无关联的饮食文化细节。从六喜台的酒,到夫子庙的糕,从“茶壶妹”的热茶,到索菲亚嬷嬷的牛肉饼和双层蛋挞,以及师父老姜头的生煎,抑或红山义勇们的清汤挂面,曾泰的卤猪头,以及苏州娘姨最为擅长的“奥灶面”……无论是南京本地的,还是其他地方的,作为历史之再现的各类菜肴在小说中层出不穷。在此,饮食的重现,固然是为了提供详尽的历史“道具”,进而重建历史场景。比如小说在描写南京街景风物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引向各类“吃食”。从小刀面到“茶糕担”,一并呈现的还有奇芳阁的麻油干丝、红豆糕、酱牛肉和蟹壳黄烧饼,以及装着碧螺春的马蹄形壶盏。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饮食文化,既满足作者小说叙事中的史料意识,这些繁复的细节,对于历史的再现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乡愁的寄托,小说中的南京菜肴,又是对即将消失的文化的一种挽歌式的迷恋。小说不断写到各类宴会上诸种饮食的“精巧”和“讲究”,饮食的背后显然有一种文化的在场感。此外,小说还屡次写到死亡之前的最后菜肴,这些浓墨重彩的场景,更是包含着一种文化诀别的悲壮意味。
当然,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石头城》中的饮食段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窗口的角色,饮食的“历史感”也清晰可见。“玉陵春”的松鼠桂鱼事件,似乎是此后“猎舌行动”的一次前奏。而后者更是堪称小说中最具想象力,也最为悲壮的段落。在此,饮食的对决成为以想象的方式完成的一次中日战争对决的替代。小说中,潜伏的军统特务蒋坤安,同时也是淮扬菜名厨,他不惜牺牲自己作为厨师的伦理道义,也要完成一次气壮山河的刺杀行动。小说在“厨之道”的礼赞之外,义无反顾地指向一种朴素的情感伦理,不禁令人感动万分。当然,蒋坤安刺杀之后紧接而来的自杀,也意在强调快意恩仇所带来的情感“纠结”,这正是作为知识分子写作者面对的伦理困境所在。凡此种种,都体现出小说以饮食为“道具”展开的历史想象、文化认同及伦理思考意义所在。
三、作家传记的小说呈现
在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里,房伟同样以“史料化”的历史写作方式,聚焦“作家之死”这个极富意味的话题。这些小说以相关作家的传记材料为中心,既透露出湮没在历史之中的隐秘细节,又极为细腻地切入到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入剖析其中的情感歌哭。这便在抗战故事系列之外,别开生面地将历史小说创作引入另一维度。这种显著的变化,以及变化之于房伟创作的重要意义,无疑都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小说《“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的情节主干部分中有关假冒鲁迅之事,其实并非子虚乌有。关于此事,鲁迅先生当年也曾专门撰文予以揭露,小说所引述的《在上海的鲁迅启示》就是被鲁迅收入到《三闲集》的真实材料。总的来看,这一有意无意的假冒事件,只是大历史中一闪而过的片段,房伟却巧妙地抓住这一话题,对其进行了有趣的重构。小说中的周预才,与鲁迅的周豫才只有一字之差,加之外貌上的几分相近,在某些场合偶然被人误认作是鲁迅本尊,所有的误会也都由此而来。在此,一个假冒的鲁迅,不断面对类似今天“追星族”般的各类“骚扰”。这里所产生的诸种诱惑,终究使得原本清醒,甚至颇感无奈的“我”,也鬼使神差地走向了迷失。用小说的话说,“开始是误会,后来就是我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成鲁迅。”面对这种戏剧化的场景,揭穿它是容易的。冒牌鲁迅在苏曼殊墓前露出的破绽,小说也从史实的角度进行了还原,但这显然不是小说的关键。对于房伟来说,故事更有意味的是如何通过这个周预才,呈现这位经不住诱惑的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展示他与时代可能发生的复杂关联。于是小说极为巧妙地给主人公“加戏”,让他与真实的鲁迅发生一定程度的交集,甚至让他切身感受鲁迅之死的心灵震撼,由此也让小说获得一种独特的历史意涵。
同样让房伟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感受到“写作的快乐”的,是那篇聚焦郁达夫之死的《苏门答腊的夏天》。这篇小说同样在历史材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里重要的依然不是所谓的真相,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的“重返”,去挖掘历史中并没有被足够关注的复杂与残忍。小说极富意味地讲述了一段“郁君”与日本人相遇的场景,这也是郁达夫传记中必不可少的段落。在与一群人搭乘牛车时,面对突然出现的日本军人,“郁君”自告奋勇用日语与之交流。然而当危机结束后,当地土人却无情地将他赶下了车。因为很显然,他们把“郁君”当成了日本间谍。这种暗中保护,却又被人误解的情形,总会令人颇感气恼。对此,如小说所言,很多年后,郁君的中国朋友,特别是党管理下的干部,都对他的行为有些迷惑,因为在常人看来,他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然而,郁达夫的复杂性或许正在这里。在战争期间,他确实救了不少人,却也帮日本人做了不少事,尽管多数时候只是敷衍。这不禁让人想起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中所谈及的所谓“消失的历史真相”。在他看来,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抵抗的历史,也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卜正民的追问在于,倘若中国人帮助日本人,只是为了限制他们对普通百姓的屠杀,那么该如何来评价这种所谓“通敌”行为?反之,如果“抵抗”会引来更大的杀戮,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抵抗”行动?尽管这里的历史追问,有着消解抵抗主义者关于战争叙述的绝对正义性,以及为那些与日本人“合作”之人做巧妙开释的嫌疑,但它终究引向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即历史本身有时候可能并非黑白分明,而具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暧昧与复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小说所言的,关于“郁君”的死,“大部分人说,日本宪兵害死了郁君,也有人说,印尼抵抗势力将他作为日本的跟随者,悄悄处决了。”这当然只是作为“戏中戏”所嵌套的章谦之小说所做的假设,但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房伟所预设的,勇于揭示历史的复杂与残忍之处。
作为《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的作者,对于房伟来说,《杭州鲁迅先生》里最重要的小说当属那篇事关“王小波之死”的作品《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这篇小说去除了《“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与《苏门答腊的夏天》里一再出现的“章谦”这个“嵌套”式的叙事外壳,而更为直接地切入到作家的人物传记之中,这也正是房伟最为擅长的部分。多年来,他一直对王小波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事实上,正是基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以及个人在人生经历上与王小波产生的心灵契合,他一直将写作一本王小波传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工作。因此,从《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来看,小说不仅再现了“小波之死”的具体场景,也还原了他作为一位“落魄作家”的日常状态,其间蕴含的独特情感溢于言表。而小说的信息量远不止于此,从王小波关于“丑人”的小说,到所谓“海妖”的隐喻,作者在不断回应王小波的诸多作品,这在他其他的传记型小说中并不多见。
这也很自然地让人想起房伟关于王小波的那部传记本身。其实在《苏门答腊的夏天》中,房伟已然回应了这种传记写作的“可怜”与“幸福”:“传记作家是可怜的文学工作者,传记写得好,荣誉归于作家,传记写得差,诟病归于传记作者。他们都是卑微的记录者,被大师的光芒所笼罩。但是,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总要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一个传记作家最好的作品,是对逝去亡灵的告慰。他会带有传记家的挑剔,令人发指的考据癖,考察传主和情人的每一次会面,追问传主难以启齿的隐私。他将和传主成为亲密朋友。他是令人讨厌的崇拜者,更是喋喋不休的窥视者。”与一般人物传记的不同在于,这里的传主是一位著名作家,单纯人生经历的罗列其实不足以呈现人物的全貌,作品的分析显得必不可少,而后者亦是房伟的专业所长。《王小波传》的大量篇幅其实是在做作品分析,而整个传记也是在对照作品和人生经历的互文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作品和人其实是相互阐释的,在作家的生活里发现作品产生的缘由,同时又从作家的作品里发现作家的生活时代。这不仅是那部传记,也是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
这种以“史料化”为基础的传记型小说写作方式,其实并不只是为了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一种似曾相识的阅读趣味。在此,文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一种想象力与虚构的热情。以“戴厚英之死”展开叙述的《谋杀女作家》,同样极为简洁地以“我”作为叙述人切入,这显然更符合小说的代入感。但这里略显复杂的是,小说呈现出多重第一人称的繁复感。一方面是作为案件调查人员的“我”的视角,另一方面则是以杀人犯“我”的视角代入,这不仅让整个故事的不同侧面展现得更加全面,不同的心理活动与内心独白也让整个小说呈现出多声部的叙事交响。这种叙事的想象力更典型地体现在《寒武纪来信》中。小说中的“张资平之死”本无太多史实上的争议,但小说极富想象力的地方在于虚构了他与崇拜者爱琳之间的通信。小说以这样的方式与海派文学传统联系到一起,这不仅使得不为人知的死亡获得了别样的见证,也以想象方式将历史的幽暗之处照亮。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虚构的热情,小说再次启用作者在这类小说常用的“嵌套”方法,以吴泰州与邓辰这对酸文人的故事建构的“戏中戏”结构,获得一种微妙的间离效应,由此将叙述的真实性悬置起来。历史想象的魅力,大概也正在这里。
结语、历史的“重现”与“想象”
纵观房伟的历史题材小说,他一方面为了捕捉历史的厚重,为文学增加一些严肃的砝码,他的小说总是从学术研究中起步,在“史料化”方面做了精细的探究。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于传统叙事拘泥于正史表达出诸多不满,试图以文学的想象力点燃历史的激情,用小说的方式打捞消失在故纸堆里的被遗忘的历史。这种历史褶皱处的文学思索,显然寄予着他不小的艺术野心。总的来看,他的小说既来源于史料,言必有据,显得真实可靠;又能够依据史料灵活运用,没有被史料“压垮”,处处力求彰显出文学的想象力。这也从整体上表达出他对于当下小说创作的反拨,“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然而对于年轻的房伟来说,历史毕竟早已远去。相较于上一辈那些历史的见证者来说,这种“迟到感”不言而喻。正如一位同样迷恋历史的年轻作者所说的,“就历史观念而言,上一辈作家有一种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热情。这是与生俱来的写作优势。身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体验是切肤的,冷暖自知。‘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具有考验意味的词汇。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史区间,你必须依赖于间接经验去建构。而这些建构还需要获得历史见证者的检验与认可……历史对于他们,是‘重现’(representation),而对我们这代,更近似‘想象’(imagination)。与他们相比,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个‘小时代’。”在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小时代”里,为了弥补晚生的“劣势”,历史的缺席者往往不得不埋首于“故纸堆”中,与那些枯燥的史料建立休戚与共的联系。这样的过程虽然艰难且颇感无奈,但看得出来,他们仍然乐此不疲。毕竟,他们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想象”的重任,这是一代人无法逃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