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著有《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等。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
锋锐与钝感——论房伟小说的理性意识
摘要：房伟的小说不仅通过回到历史现场探求人心与人性的所向，同时专注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不仅敏锐切入个体和群像的裂变，同时映射历史横断面中的主体抉择和灵魂彷徨。尤其针对知识者和文化人身上的伦理旨归，延伸更阔远的现实观念和文化意识，展开对玄黄未定的时代惶惑的省思，以此校正大历史中的人的失衡，并于焉形构反思性的道德观念。不仅如此，房伟通过自身的理性化叙事，透析抗日战争等多元历史的幽邃细微，也直指现实生活的宏阔广大。在这个过程中，其小说兼集锐利的视角与沉潜的势能，守持清醒的辨知并付诸理性的追问，朝向具体而微的犹疑却勇毅的人们，以持重而浑厚的钝感，力图支撑最虚空的与最残酷的现实历史空间。
关键词：房伟小说；理性意识；锋利；钝感
一
现在的小说越写越聪明，很多写法显得异常精致，奔走突袭无所不能，逻辑和伦理亦是滴水不漏，知道在何处场域出入取舍，知道在什么界限戛然而止。这样的小说知道巧妙地贴合当下的主流和热点，通过油滑的叙事在现象或表象之中盘旋，似乎对时代和人们的精神痛处了如指掌，但细细觉知，便会发现其中讨巧而多不藏拙，锋锐有余而钝感不足，因而缺失了一种批判性的省思，也难以形成创造性的思想生成装置。如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个体通过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历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种充满悖论的行为中必须选择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但是，只有当生活历史被这样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转化为自我负责的存在形式时，生活历史才能成为个体化的原则。”质言之，好的小说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需要兼具锐利的视角与沉潜的势能，昂然开阔地走进历史，又可以逾离时间的洪流和生活的表象，守持清醒的辨知并付诸理性的追问。
也就是说，当叙事行为非常锋利地切入个体和群像的困境时，不可或缺的是那种发现并周旋于问题之复杂性的浊重感。对于房伟的小说而言，无论是进入抗战史与家国史，还是游弋于个人的生活史与情感史，都隐约透露着他精神追问与理性求索的叙事维度。他时常并不是以宏阔的篇幅来聚焦“历史”本身，而更多的是以中短篇小说的形态回应那些长时段的维度。王尧曾提及其中的难度，“如果一味追求灵巧，就会成为不成体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诗性，则会让作品变得沉闷不堪，丧失鲜活的个人体验与强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也是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房伟在“精短篇幅”中沉降于时间的某个断面或个体的精神深处时，并不擅长那种长袖善舞般的细腻造作，他也清楚知道技艺的无懈可击背后往往多是空洞和乏味。因而他的小说清晰可见的是其中的历史感与历史观，且充溢着的那种泥沙俱下的混沌感，人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交相呼应，共同传递出时代讯息里的个体/群体的精神反响，映射出历史的径向中人的主体选择和灵魂彷徨。而这背后则是既寄托于知识者和文化人身上的伦理旨向，同时又试图延伸至更阔远的文化界域中的现实意识，于焉吐纳理性追问的精神，始终对焦玄黄未定的时代惶惑，校正大历史中人的失衡，经此输出并传递反思性的历史意识。
二
记得较早读的房伟小说是他的《九三年》，叙事中充溢着反讽、调侃的气息，是青春期特有的荒芜与虚空并存的成长时段，人物在鱼龙混杂的无规则漂移岁月中，逐渐获致接受“无用”的勇气。小说还多以血腥和暴力的方式刺破某种无用或麻木，但那不是简单粗暴的表层叙述，而是将原始的激情叠加着无可释放的蛮野之力。那些四处游荡的青年使劲儿蹉跎着时光，奔涌于空空如也的内部，如此恰恰能够容纳足够多的能量，因为功利性的过早填充只会带来肿胀的假象。在小说中，性别意识与主体观念的生成过程，汇聚于那些不值一提的往事，以及那些边缘的被牢牢遮蔽的人生，却往往是一个人最值珍重的时间，以及成长的必由之路。也即充盈的青春必然是充满各色幻想、遭受各种挫败的。房伟通过记录那个野蛮生长的阶段，试图回到混沌未开的精神之处开启无限的可能又或展开某些不可能性。无数的通道禁闭着，但却溢满了力量甚至是蛮力，如美丽与力量并存的金花，刚柔相济，雌雄同体，“我”便拜倒在她的脚下，“金花那样强悍，又那样孤独。她从没对男人假以辞色。当我穿越时空背景，从历史的尘埃看到金花眯起眼抽烟的样子，曾试图从成人的角度来揣测她的内心。她不过是看到了一个自不量力的少年傻瓜莽撞青涩的初恋。”过剩的荷尔蒙无处流泻，于是通过追慕棱角分明的异性，使得特异的性格与独有的命运交相碰撞。在那个时代，追女孩、打群架、炸粪坑，甚至是当“摸金校尉”盗墓送礼物取悦自己的女朋友，所有都荒唐在野，一切又势所必然。直至金花最后不知所踪，躲藏起来避开公安的追捕，最终和小饭桶亡命天涯。在房伟笔下，癫狂的年华所投射出来的，是历史的杂糅和无序，青春的懵懂恰恰遇到欲望的膨胀，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迎向主体的第一次裂变。“九三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个人情感和生命的重要节点，昭彰着荒芜之中蓬勃的野性。“然而，当我的思绪飞回九三年夏秋之际，绝没想到，我和金花会以这样诡异的方式告别。”在我与金花告别的那个夜晚，我们无比亲近，但却多有疏离，“那一刻，我很想长大，变成满脸胡子、抽烟喝酒、满嘴脏话，但强悍无比的男人”；那晚之后，“我”长大了，完成了混乱无章且不得要领的成人礼，同时指示创伤的体验与原始的激情。这其中的历史的错杂与移位，常常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撕裂的瞬间恰恰形塑着人们最真实的情感结构。“九三年后，我不再有强烈的饥饿感，再也不会为抢饭而奔跑。”在真实的饥饿与虚幻的饱和之间，《九三年》找到了进入历史的有效方式。
《小陶然》则从青年步入中老年，仿佛一种时间链条的自然延伸。小说写五十多岁的老邱因妻子去世，开始了自己的相亲之旅，经历了不止一次啼笑皆非的异性交往，老邱最终出人意表地和离异中年女钟点工高静好上了，但却发现高静真实身份是麓城西关农业银行的信贷部主任，而他只是她科学“筛选”之后的最“合理”的选项，如此令老邱望而却步。求得“安稳”是小说的关键词，然而越是如此，便越能显露出当代人的精神症候。故事的转折在于化名高静的高菁菁对情感的处理方式，她是金融高手，精明能干，通过“大数据”对伴侣进行摘选，“个人条件要求‘基本健康’，‘丧偶无孩’为最佳选择，‘丧偶有孩’次之，‘离异有孩’再次之。除此之外，还有身高体重等其他‘次级指标’。高菁菁买通麓城市社保局人事处处长，将合适婚配男人的数据调出，分类组合类比，最后确定‘五个男人’为终极考核入围名单，并为他们建立动态‘个人信息档案’，以利于跟踪对比。”这是令人咂舌的数据化择偶，指示着在系统中的人们，即便是情爱这般的极其代表个人性与私密性的情形，依旧无法逃离被归纳与被规整的命运。老邱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真相大白之后，老邱果断选择分手，高菁菁却死活不同意。老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精明的人，儿子小邱，就把他骗得团团转，再来一个心机满满，演技能拿奥斯卡奖的银行主任，他招架不了。高菁菁也想明白了，精明到底害了她，害得她失去了一个可依赖的男人。她多次找老邱，希望回到‘那些快乐的日子’，但生活就是这样，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也许情感仍然是可以思量和考量的，但无法测量、无法度衡，特别是在后者那里，很容易演变为虚情假意与冷酷无情。但话说回来，大数据筛查的结果倒也不差，高菁菁确也精准定位了老邱，房伟小说所提示的，也许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不应当是简而化之的断然排斥，而是学会如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共存与相处，相互之间作为参照的尺度。
然而在科学理性参与下的情感世界里，我更感兴趣房伟对于幽深心理的洞悉，以及对于困境与绝境中的人性窥探。在《小陶然》的姊妹篇《老陶然》中，即便没有所谓的智能筛查，但人心所具有的测度和衡量能力，丝毫不弱于数据化形态，“项有槐赞同怀懿。这女孩虽年轻，却精明沉稳，换房的提议，也是她给项有槐出的。她说，你虽和闫阿姨离婚，孩子总是自己的，血浓于水，过去这一阵，还是要相互扶持，将来还要让他们帮忙养老，莉莉在文联也是中层干部，你也算在文化界有个知根知底的传人。就是折腾你换房了，项有槐心疼怀懿。章怀懿微笑着说，别傻了哥哥，我打听过，西关那一带要上地铁，麓城大学要设分校区，房价在三年内肯定翻番。”从计算到算计，如果最是私密也最为核心的人的感情生活，仍旧是以利益为转移，脱不开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么人自身无疑将面临灵与肉的分裂。房伟的小说正是基于此而开启内在的反思，闫阿姨最终与周遭人的清算恰恰指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景象的营造，“闫阿姨请了律师，找孟菲交涉，清理账目，也交卸了团长的差事。她和老高商量，在定慧寺旁开小店，只负担经五路小学三十个孩子早晨和中午小饭桌吃饭”。不得不说，闫阿姨身上所透露的是当代女性的微型缩影，从她最后的生活选择甚至抉择而言，人的一生，也许除了求得安稳，还有更重要的，即求得安宁。前者更多指向生活状态，后者则倾向于心理的与生命的旨归。因而无论是“小陶然”还是“老陶然”，核心命题还在于拨开苦难的云雾，超克那些难以消解的价值困扰，回到生活的本真与人的本心，重返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层面，从而走向新的可能与新的愿景。
循此再谈谈房伟最近的《余墨》，小说一开始，“天太热，夜也不能让它冷静，我们都是焖在锅里的鱼”，我们戏剧性地同时为导师和为谷墨奔丧，也由此展开了两代学者的精神图谱。小说既细数析解学术界的怪现状，也映射出当代学人的心灵史。房伟的叙事从现象的铺衍、人世的纷争，逐渐渗透学界的征象与病症，并施以灵魂的拷问。而拷问之后，则是更大的疑惑，如孟师兄所言：“难道导师流放边疆，想过学术能成大业？还是他在初中教了十几年书培养出了学术自信？除了时代大势，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绝的钻劲。谷墨做到了吗？他恃才傲物，心胸狭窄，且假装清高，似是不言名利，如果如此，又何必出走梁师大？”房伟意欲通过理性的追索，去求问一代学人的精神归属。但似乎也要提出的是，对知识者以及文化人的内部反思固然关键，在此经历中是否也应该从内在走出外部，寻求系统与机制的原因呢？
三
除此之外，房伟还有另一类抗战历史小说颇值得注意。《猎舌师》显现出房伟小说的另一种可贵的精神肌理。其在小说中选取的视点和视角都非常具有张力，美食和厨艺事关世俗生活的要义，所谓“民以食为天”，一般而言似乎并不存在政治的与军事的意味，因此显得中立和开放。但是这样的要素被置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便染上了非同一般的色彩，也就是说，小说在最没有功利和倾向的场域里，注入最为紧张与扣人心弦的情境之中，也关涉最为宏大的国家民族大义。话说回来，虽说家仇国恨改变了饮食本身的色彩，但小说还是将矛盾集中在厨师的切磋上，“重大任务肯定艰难凶险至极，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老鲁听说虎太郎和宁安斗法的事。他恨恨地说，日本兵欺负人，日本老厨也看不起中国人。骆师傅，找机会给中国人长脸，灭一下老厨的威风”。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骆宁安不是一个强主体，他从一个厨师，逐渐蜕变为真正的革命者，软弱、忐忑一度缠绕着他，“宁安没好气地想，虎太郎还真痴迷于庖肆之艺。不管怎样，虎太郎毕竟救了他。宁安浑浑噩噩地回到家，大病了一场，大半个月才慢慢恢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不柔弱甚至多是无力的革命者主体身上，却发现了坚定不移的质地。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性便在于厨人的本色与美食之义理，不至于被仇恨和革命所遮蔽，从而得以有机地将诸多历史事实组织进来。“给本多大佐那桌高级军官的菜品，我以豆腐配白萝卜，笋搭鸡肝汤，汤里有我特制的药。这些杀人狂魔即使活下来，终生也不再有味觉。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这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厨师投毒案。房伟将一个历史事件写得声色尽显，不得不说是小说家的功力，而且里面提示出来的历史观也是较为显豁的，包括骆宁安尽管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肩负组织的政治任务，但是他依然对于无辜的日本妇孺怀有怜惜和悲悯，因而在投毒过程中，将毒物置于酒中，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女性与儿童。房伟在触及宏大的国族历史甚至是民族大义时，依旧不忘念及生命的与人性的命题。与此同时，他不仅仅满足于讲一个精彩绝伦或无懈可击的间谍故事，而是探入人的精神深处，在生死的最紧要之处，透析灵魂的纯度与厚度。谢有顺曾说道：“新闻在讲故事，教育在讲故事，消费在讲故事，甚至旅游和行走也是在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它区别于新闻和故事，它不是为了陈述、猎奇、增加谈资或警醒世人，而更多的是进行人性实验，探求人性本质。”在此基础上，谢有顺进一步指出现代小说的特质：“现代小说的经典写法就是在一种细节流和生活流中再造‘真实’。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写的并非现代小说，他们仍然热衷于讲述传奇，无论是历史、家族的传奇，还是个人生活史的传奇，都是把读者带向‘远方’，通过故事所呈现的是他者的生活，阅读也成了是对好奇心的满足。现代小说不同，它是对人性的近距离逼视，也在辨析生活秘密的同时追问内心、审视自我。”因此，在房伟的历史叙述尤其是抗战书写中，已然不仅是人的个体问题，甚至不只代表家国襟怀和爱恨情仇，而是人之为人以及诸如从美食和厨艺中领悟出来的天地自然与大善大真。
关于这点，如林岗所言：“新文化运动启蒙了新一代人，由已经觉悟了的年轻一代接过救国救民的接力棒，这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必然逻辑。然而正是局势变化的必然逻辑对文艺的现代性提出了与此前不同的新要求。大革命的兴起让文艺的现代性离开了“五四”新文学的路向，开辟了新的路向，并由此形成了与新文学现代性不同的另一种现代性，或者说形成了两种有区别的文学传统。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两种文艺的现代性看成南辕北辙或相互背离，后者取代前者。准确地说，两者虽有不同，但历史地看却是一种叠加关系，新文学的现代性按自身逻辑持续存在和发展演变，后者在同一历史环境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叠加在一起构成与其有区别的另一种现代性。”房伟小说从厨食等元素中显露出一种刀功精美的写作，但透过此一表层，又可清晰辨认他的历史意识及观念，这是理性介入的结果，也是写作者对于现代主体自身的考量和思考。“原来是熬煮鸡脯肉凝结的鸡肉冻，加了法国红酒提鲜。这是宁安从欧洲菜式得来的灵感。”而当触及到这些料理究竟是中国菜，还是日本菜时，事实上文化的融合所代表的“现代性”，意味着平等与交互，“文思豆腐是淮扬菜，却是日式刀工；鸡蛋饭是日本料理，却有西洋烹饪法和中国模具。”在小说中，虎太郎甚至希望骆宁安放下仇恨，全力以赴准备两人的厨艺比赛。当然，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来自世界的“现代”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等级秩序所动摇，也最终为帝国主义的野心所击溃。可以说，其中所意欲表达的那种革命意志中的“文艺现代性”，构成了房伟小说的重要特质。
在短篇《“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里，写到了一个居于底层却具有某种异质/同质的“鲁迅”化身：“像我这样，既无财产，也无能力的小知识者，如何才能找到活路？想要从文，写的东西浅陋，投稿石沉大海；即便闹革命，像我这般衰老，革命党也不愿顾看我。”在小说中，鲁迅是“我”的参照系，如其所援引的《在酒楼上》而自比破落的小教师吕纬甫。世人将我误认为鲁迅，从误读中揭示他者的镜像与自我的辨知。不仅如此，有意思的是当“我的目光停留在姜小姐鼓鼓的胸部。我渴望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慰藉我饥渴的肉身与灵魂”，似乎又有着郁达夫式的自叙传的顾影自怜和精神剖析，这些都提示着现代中国觉醒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子，同时又指向着知识者的某种普遍性精神困境。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自我对于鲁迅的代入和误导，这在现实中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困扰。特别是后来“我”被拆穿，梅先生借“我”/鲁迅之名借款诈骗，等等，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即人性之弱、之恶、之暗的显影。
房伟很巧妙地借助史实重新编排故事，既反思事件，也针砭时弊。“我不再是鲁迅了，我只是周预才，潦倒的小学教书匠。我的确冒充了他的名字。开始是误会，后来就是我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成鲁迅。”幻像破灭背后，又是一种所谓的“影的告别”。小说里，“我”与鲁迅最终相遇，“人影立住，窗子打开，一个威严的老年男人的声音传出，居然是老家绍兴话：夜头式阿泽人在此？我终于听到鲁迅真实的声音！我不敢抬头，飞也似的逃开了。我不能面对鲁迅先生，这是我的悲哀，也是我最后的骄傲。”此时恰遇兵荒马乱，天地玄黄，命途未知。在逃避战乱之际，却与真正的鲁迅先生相遇，两者相顾无言，自此别离，作为“影子”的“我”在鲁迅的生活中若即若离，却不料迎来大先生的死讯。在纪念大会上，“我”竟偶遇梅先生还有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姜小姐。在他们的相邀下，小说最后以一场演出告终，“我”自然是扮演鲁迅，梅先生扮演《祝福》里的鲁四爷，姜小姐则是仓皇失措的祥林嫂。我们若有其事地演绎着，仿佛是最后的致敬，也是自我的救赎，“那是鲁迅先生的光芒，不是我们的。我们永远只是暗处的影。”错假为真，以真饰假，祭奠在天之灵的大先生，“就让我们这三个骗子，以这最后的戏剧祭奠鲁迅先生吧”。然而无论如何，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个体的困惑与人世的悲戚，“世上再也没有鲁迅先生这样的男人了。人死了，有无灵魂，祥林嫂的困惑，也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困惑，其实并无意义。无论灵魂有无，我们都逃不掉卑微人生的命运锁链。死亡对鲁迅先生来说，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辉煌延续。我们大多数人的死亡都是丑陋的，无意义的。时代揪住了我们的命，揉捏了我们的命，然后用恐吓与欲望，让我们彼此毫无关联。”小说具象与理性相结合，现实与虚构相纠缠，真身与假象之间若即若离又在精神上千丝万缕地缠绕在一起，彼此印证和阐释，共同指向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肉碰撞和精神焦灼。
四
毫无疑问，房伟小说里最为显赫的人物主体便是知识者与文化人，他们是历史事件与生活现场的见证者、参与者，也常常成为始作俑者或者终结者。百年来现代知识系统与文化认知同样作为某种躬亲入局的元素，甚至构筑了主体性的形成与衍变，其所扮演的角色与参与的反思，都具有一种普泛意义。从这个层面而言，房伟小说蕴含着一种理性的求索，沉入历史深处，浮出生活现场，为的是更深刻地透视每一个主体内在的心理图示，描摹那些不容易为人察觉的精神状貌，因为只有在幽微与缝隙之处，人的身上更深切的渴求和欲望才会显露出来，如此也才真正形成个体的与宏阔的灵魂样本。
事实上，对于房伟而言，《王小波传》的书写本身，也可视为他一以贯之地对于知识分子议题的倚重。吴义勤在谈《王小波传》的写作以及王小波本人时说：“王小波的存在，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反思意义。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与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显然也存在差异性。王小波属于20世纪90年代，又在文坛的时代审美规范之外，这一点有些类似残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深深地内在于时代，又时刻地警惕着这个时代庸俗的审美惯性，从而超越时代，形成真正的时代反思。”在梁鸿看来，“房伟把王小波的美学风格作为一种实验，既实践它，又创造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空间的形式”，而在王小波身上，“从来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乐于提出一种思维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态，沿着这一方法和形态，每个人都会达到自己的方向。它强调一种通向真理的方法论，而非真理本身。”从房伟本人包括他笔下的王小波，以及他游弋于历史中追问的知识分子选择，确乎印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询。不仅如此，从知识分子出发，房伟所要抵达的，是更为广泛的人性与更为广阔的世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所塑造的相关形象，总是为现实与现象所裹挟，他们在历史的激流中常常束手无策，或仓皇无依，或进退失据。
陈思和曾指出：“从知识分子的两种责任——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到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知识分子二元价值取向的人生状态，怎样才能既在专业岗位上有所坚持，又能履行知识分子良知的使命。”如若广场功能与岗位意识形成双重缺位，那么将指向知识分子的精神中空，当然背后也透露着历史的讯息与时代的症候。重要之处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决定了是否能够对此形成有效的抵抗，如果这样的路径是被封堵的，那么将带来文化的壅塞和道德的分裂。因此，房伟在小说里更愿意将知识者和文化人视为某种伦理的承载者，当然这是中性的存在，但是如果对他的小说读得细致，可以发现，在历史的至暗时刻，又或在现实的紧要关头，总是不乏刚硬的与质地坚固的筋骨，既以其锋锐朝向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卑怯却勇毅的人们，同时以持重而浑厚的钝感，力图支撑最虚空的与最残酷的现实历史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