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写”到“想写”
这部小说已经“卡住”有一段时间了。
2017年的某一天，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橄榄球场上，到匹兹堡看望儿子的毕飞宇端着啤酒罐一圈又一圈地晃悠着，心中又盘桓起那个“噩梦”——过去几年，他一直试图在小说的内部寻找新的动力让小说推进下去。2016年，这部作品几乎接近完成，可是走到这一年，动力消失了，小说卡住了。这不过是他十几次想放弃中的一次。但这一刻， “老天爷”突然给了他一个“巨大的灵感”——既然卡住了，删掉重写不就完了？重点其实不是“卡住”，而是舍不得。他兴奋地给远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打电话说：“我有办法了！”毕飞宇的意思是：这部作品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而赵萍理解的意思是：盼了十年的稿子马上就到手了！
也是在这一年，毕飞宇获颁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推拿》《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雨天的棉花糖》和《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等他的代表作都拥有自己的法语版本，他当然有资格成为法国人最热爱的中国作家之一。过去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让他得到了很多身份和“标签”：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最会描写女性心理的男作家”、健身爱好者——无论他愿意与否，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型的一位，代表作更是让他成为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诸多奖项的得主，他的作品被译介成英、法、德、意、西、日、韩等二十多种文字，影响了这个地球上更多的人。他们都知道了 “地球上的王家庄”，那是“历史”。
过去十五年，毕飞宇偶尔会从一个写小说的人，变成讲小说的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面对年轻人渴慕的眼神，他分析出那些经典小说中的精妙之处。他在南京大学和家乡兴化成立“毕飞宇文学工作室”，致力于传授文学事业。
毕飞宇的文学讲稿《小说课》已经加印十几次了引起不小的波澜；而另一方面，毕飞宇的出版编辑因为迟迟拿不到稿件只能在选题会上“编造”他新作品的故事梗概，而这种编造在《推拿》出版后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新故事的问世是个艰难的过程，书名几经修改，从《长江大桥》到《琥珀的光》，从《长篇小说》到《他病了》《傅睿》，这部他真正“想写”的小说历经15年的雕刻，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最终的书名掷地有声地、充满着热切的气息：《欢迎来到人间》。
新闻结束的时候 小说开始了
▲毕飞宇作品《欢迎来到人间》
是谁？来到了什么样的人间？
毕飞宇用20万字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以“体验当代、概括当代、提升当代、表达当代”为方向的一部小说，任何概括与提炼“关键词”无疑难度巨大。谁？傅睿，第一医院普通外科做肾移植手术的医生，年轻有为，斯文干净，出身优越，父亲是儿子所在医院的前任书记，母亲是播音员，傅睿从小就是大家眼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傅睿事业蓬勃，家庭美满，是让人艳羡的“人生赢家”。
2003年夏天的报纸头版充斥着久旱逢甘霖的意味，《疫情通报停止直播》《旅游告别冰封》《发热门诊长期坚持》《三环主路今全面放行》等一串小标题上方是人们举着标语“我们胜利了！”的照片，仿佛噩梦初醒。然而小说中，傅睿所在的泌尿外科肾移植却接连出现了六例死亡，“在‘非典’期间，第一医院没有出现一起‘非典’死亡，肾移植的患者却死在了呼吸上。”直到15岁的中学女生田菲没能让傅睿兑现自己“把她还给她”的承诺，死于肾脏移植的术后并发症，傅睿恍惚地回到家里，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开始偏离原有的轨道，故事就此展开……
什么是时代？什么是城市？通过傅睿与他身边的一群人——医生、患者、护士、老院长、“贤妻”等视角，毕飞宇不断拷问，他试图“让中国的当代以现代汉语的形式，从我这个160斤的身体里面捋一遍”。同时，他还把自己这160斤的身体长时间放到了医生的对面、医生的手术室里，去脚踏实地地学习那些“硬知识”，以充实小说中的医疗细节，以使这部小说“立得住”。小说最初的创作动因来自于一条关于医生的新闻，“当新闻结束的时候，小说开始了”，如同《青衣》的来处。不同的是，《青衣》《玉米》《平原》来自于历史，而《欢迎来到人间》游弋于时代与城市间，关乎每一个当下的你我，这也许就是“体验当代、概括当代、提升当代、表达当代”的意义。
丧失公信力是小说最大的灾难
F风尚志：您说写这个故事最初动因来自于新闻，那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闻？是何种情境下激发的？
毕飞宇：是一个外科医生意外出了很严重的精神问题，但这不会让我震惊，引起我关注的是后面的采访，他所有的同事、家人发现他变得像天使一样特别热爱帮助别人，为每一个人去奉献，但却没有人想到他是个病人。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出了问题，在他需要关心的时候，他通常会体现出强有力的破坏性，别人会注意到：他出问题了。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强化了伦理，但他依然是臆态的。可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这是问题，这是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所以我特别渴望在这个点上开始想象，去捕捉傅睿这样一个人。
F风尚志：在确定下这个医生相关的题材之后，您为这部作品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毕飞宇：傅睿是一个外科医生，外科对我来说是“硬知识”，如果对一个外科医生的学科性、临床性的内容一点都不了解或错误百出，伴随太多硬伤，作品很快就丧失了公信力。小说最大的灾难就是丧失了公信力。小说是需要读者去相信的，如果在公信力上不能支撑，如何走向审美？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医院和外科病房观摩、学习，当然，至于医学方面的那些知识问题，我是不深究的，在医院里为了写小说，我并没有那种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需求。
F风尚志：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意料之外的获得？
毕飞宇：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医生交朋友。你还记得郭栋是个什么样的人？
F风尚志：他是一个“肌肉乡下汉子”。
毕飞宇：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人？你们千万别以为我自己健身，喜欢体育，就把他写成那样。我曾经请一位外科医生去喝酒，他身上肌肉一块一块的。我说，你干嘛把自己练成这样？他说，我喜欢，而且这样精力充沛，手上有力量。
我为什么要讲他？我们每个人对所谓的“作家” “教授”“外科医生”都会有刻板印象。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外科医生其实也千姿百态，也很多样。
讲到这儿，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外科医生致敬，向医生、护士致敬，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对于人类来讲，有这样或那样的痛苦，可是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样的痛苦比身体的疾病、疼痛给人带来的直接的痛苦更痛苦的痛苦。在生老病死面前，没有谁不需要医生，他们在帮我们解决基础的和最艰难的困难，他们帮我们解决疼痛问题，他们帮我们延迟死亡，他们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医院里出生，我们最终都会在医院里死去，这些人真了不起。致敬每一位医生，致敬每一位护士。
“上帝”就藏在精神的缝隙里
F风尚志：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您无数次想放弃？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卡住吗？
毕飞宇：我在“小说的方式可不可以变”上一直纠缠。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小说叙事风格、自己的一套小说美学，这是我的幸运。按道理来讲，在作为一个作家的黄金岁月里，我可以沿着以前的轨迹慢慢走，我已经建立起一个风格，多好。问题是，我建立得太早了，我要面对一个选择，是沿着我已经建立起来的语言风格往下走，还是要重新做人？我决定重新做人、重新做一个作家。这并不盲目，我输得起，为什么我输得起？
我有那么多让读者接受的作品，即使我的写作生涯到《小说课》结束，我的作家生涯也不丢人。因为输得起，所以得重新开始，这个“重新做人”的过程跟小说的难度正好也捆在一块儿。
F风尚志：这部小说的难度是什么？
毕飞宇：就是知识难点。
我原来写《玉米》《玉秀》《平原》，我只要把自己调整好，闭着眼睛就可以写。假如我求一点安稳，我沿着《玉秀》——也就是说我沿着“王家庄”的路线往下走，我再写四五个长篇，跟玩儿一样，费什么劲？可是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做人。
还比如，我到底是历史书写还是当下书写？小说修辞如何调整？医学知识怎么融入？这几个问题让我特别煎熬，很难。
发布会那天晚上，我说这个作品是一个噩梦，不夸张。我没想到这条路那么艰难。
有十几次，我想放弃这部小说。一般来说，我上午起床吃早饭，下楼喝咖啡，回来泡好一杯茶，仪式感很强，电脑打开——这是我以往工作的状态。到下午了，一看，才写了两行字。这两行字跟前面内容没什么关系，删掉，今天状态不好，算了吧……第二天、第三天一样，这个月、下个月连续好几个月，还是一样，所以我想放弃它了，甚至有时我会有恐惧：我还这么年轻，我这一辈子不能被这个作品拖死，它能把我拉进地狱。
当然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没有放弃过任何一部作品，一次都没有。无论是一篇小文章，还是一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我没有放弃，所以等《欢迎来到人间》写完之后，我是多么心平气和地自豪，至今我保留了自己的一个记录：我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作品。
为什么不放弃？说得玄乎一点，是对“上帝”的敬畏。每一个作品，无论大小，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它从一个念头而来，有时候和我有关，有时候和我无关， “上帝”给了我一脚。对我来讲，每一部小说都是5秒钟完成的，就在刹那，天窗开了。作品里人物大致的走向、想要表达的内容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刹那之间一下子塞到我的身体里面去。
作品来了，我又是作家了，再也不是凡夫俗子了，我下面花几个月时间要把这个作品写出来。为什么我不放弃？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可以写许多作品，但“被上帝踹一脚”的瞬间不会太多。所以要珍惜每一脚，10年前，我被“上帝”踢了一脚，无论如何都要珍惜它。
当然，我不相信上帝，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肯定不在天堂，“上帝”有可能存在精神的某个缝隙里，人的精神是有一些缝隙的，“上帝”很可能就跟个小芝麻一样，就躲在那个缝隙里，他出其不意地激发你生命的所有力量，让你看到天地，一定要珍惜它。
我特别想跟年轻的作家们说一句话，不要放弃作品，有时一刹那来的灵感，你那么轻易放弃了，我觉得很可能你把整个人生就放弃了。
有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比如40岁的年龄，你的人生阅历、人生所有的机缘、所有的阅读感知和思考，也许就在我刚才说的精神里。精神缝隙里的“上帝”跳出来以后，刹那之间把它们组合起来，会把人吓一跳。比如以前我说过，我写《玉米》的时候听到一句歌词，“如果你想要好身体，劝你多吃点儿老玉米”；写《推拿》的时候，晚上盲人朋友请我去吃饭，黑咕隆咚楼道里，小姑娘拽着我的手，把我从4楼一直带到1楼；《欢迎来到人间》也有这样的刹那。不是我虚荣，我就舍不得放弃一个东西，这其实是敬畏心，同时我也很珍惜，我对10万字、20万字的稿子不在意，说扔我就有勇气把它扔掉，但是天窗打开的刹那，我不轻易放弃它。
内心有趋之不去的苍凉感
F风尚志：在小说前半部分还有一些“非典”的痕迹，到了后面就已经消失了。您为什么要选择那20年前的“非典”的那个时间段来设定这个故事？
毕飞宇：这其实有不得已的地方，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比如某科学家发明了一个新的器材或者一种药，有关这个疾病的所有临床指南都会改变。
我是2006年左右看到的那条新闻，脑袋里就开始诞生了想写的愿望，即使小说的主体70%以上是到了疫情期间才完成的。但如果你一定要我把这个时间改变一下，我把2003年换成2022年、2023年，从叙事的角度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不会那么蠢。因为我那时看到的医院、了解的肾移植是20年前的，如果放在现在，许多东西我已经完全不了解了，我的功课不白费了吗？我如果把它写成2022年，我写出来以后，大家来找我说“毕老师写的还是20年前的方式”，这要被嘲笑。
小说写的是2003年的故事，第一稿里，田菲临死之前鼻孔的左侧里插了一个氧气管，我写完以后，发给一个医院的朋友看，他说：“毕老师，你写的不对。如果你写1998年氧气管，它是单管，2003年的时候，氧气管是U型双孔的，一贴就行了。”你看看，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地方，我犯了错误。
我只有把时间点放在那儿，才能维护这部小说的公信力、医学的公信力、科学的公信力。如果让我现在写一个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小说、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手术，只要把时间换成2022年，我不写。如果我要写，我一定要再花很多时间到医院去更新知识，很可能用的药都不同了。这样的错误我犯不起。如果我一个长篇里到处都是这样的错误，我会被读者蔑视，这个小说就倒了，我内心的尊严不能承受，硬知识不能出问题，这是一个作家必须要保证的。
F风尚志：20年间，您看到的自己的变化是怎样的？
毕飞宇：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那样的一个中国，1985年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过去了7年的时间，如果去写那个时候，对不起，那叫历史书写。同样的道理，现在是2023年，我就写2003年，跨度都已经20多年了，但我要告诉你，这不叫历史书写，这叫当下书写，它属于当下。我此刻写的2003年——当下。我在2003年的时候写到2023年——当下。它们都在同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底下。
20年前我是一个偏年轻的中年人，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偏年轻的老人了。不可否认，我很快就过60岁了，无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的整个心理周期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
我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从一个写作者的写作能力来讲，别看我这么多年没给大家提供小说，但我一直在写。我自己觉得写作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虽然我这部作品写得极其煎熬，但我依然觉得能力还在，还在成长。
另外，毕竟到了这个年纪，一点一点地感觉到了生活的苍白，甚至于苍凉，这种感觉年轻时候不太多。苍凉感也好，苍白感也好，都是老天爷给我们人类的感受力。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你必须张开你的手臂，把它接住，从生到死一个漫长的年龄阶段，每个阶段你都有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清静也好，疏离也好，可信也好，不可信也好，最后你得告诉自己“我是这样的”。
你要问我最大的变化在哪？是内心有趋之不去的苍凉感。
F风尚志：有什么是没变的吗？
毕飞宇：核心力量没有变，动作没有变。热爱竞技体育的人、喜欢运动的人都知道，身体是有姿态的，是立定的？是向前的？还是向后的？向前的身体是否有效，取决于你的核心力量。我觉得我身体的姿态、核心力量也没有变，其实这个是比喻。我想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向前的身体的核心力量没有变，作为一个人，是有很多变化，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没有什么太多的苍凉感。
作家要呈现内心的问
F风尚志：您在小说中提到“什么是时代？什么是城市？”在您看来，时代和城市又是什么？
毕飞宇：这个问题很重要。有没有答案，不重要。问不问很重要。
我生于1964年，那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城市，但是我们整个文明形态全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后，所谓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处在一个全人类、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化浪潮中。我也在这个浪潮中，从一个乡下人“被迫”成为城里人，我必须成为一个城里人，否则就和这个时代没有关系。现在我和时代有了关系，一个乡下孩子因为时代的缘故进入了城市，我能不问吗？
首先要问的是时代。这个时代里，生活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就不在乡下了？农田、植物、庄稼、牛羊，在我的生活里怎么就消失了？我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来，你在我小说里发现，时代之问和城市之问似乎是一个大问，但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表达这个时代，这个问题是必须要问的问题。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时代的洪流在我身上留下了如此巨大的痕迹，我也跟随着时代城市化了，都想不起来去问一问什么是时代、什么是城市，这么多年干吗去了？
所以必须得问。你们可以不问，作家不能不问。城市化我们应当欢呼，但它有没有问题，需要不需要改进，这都是我们要等着去看的。作家不具备改变的功能，我们的功能就是呈现现实，呈现我们内心的问。
F风尚志：这让我想起您在小说中写到傅睿和他的同事郭栋两家人一起去“农家乐”，郭栋说了一些细节是“乡下人才懂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给两位医生设置一个“农家乐”？
毕飞宇：农家乐是一对老年夫妇开的，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有一套规则，老太太说过一句话“我们是领证的，我们是培训过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家庭并没有到乡村，只是走进了一个公司而已。整个家、整个村子，家门口院子里那棵梨树、网箱里面的鱼、客厅里的灯……你注意一下，我用了许多的“价格面议”，那不是农村，不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不存在“价格面议”，那是商业时代。商业时代是被培训过的。我们在城市化，郊区也在城市化，有时我们有一些思古之心，想回望一下大自然，人都是渴望回去的，甚至于去回望乡村，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塑料城市、塑料乡村，这个地方其实我有点调皮，反讽了一下塑料乡村，乡村不能装潢，生活更不能装潢，当我们开始装潢生活的时候，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
我的语言养得起一部作品
F风尚志：您为什么要写一个被完美的人物的崩溃？
毕飞宇：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傅睿身上我最在意的、警惕的是他的虚妄性。他身上有虚妄的激情，他身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虚妄的信念。我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是有原因的，一个要饭的人不可能建立起虚妄的信念，我也要让人物可信。
我相信热爱我的读者随着我的叙述能走到这儿，因为我说过一句非常狂妄的话：我的语言养得起一部作品。我不能从伦理意义上对这种虚妄性进行评判，但是我得把它呈现出来。
傅睿从外形到气质到与人交往，都呈现出一种很高贵的理性的姿态。而我全神贯注地关心他内心非理性的东西，其实他有狂暴的一面，有拯救别人的冲动，有虚妄的信念。
当年写《推拿》的时候，我放眼望去，此前每一部小说都是关于明亮人的世界和明亮人的生活。当盲人拉着我的手，从楼上跑到楼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以不可以写一个漆黑的世界？做没人做过的事情？到了这个作品，傅睿这样一个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者，衬衣永远是熨得整整齐齐的，裤子上永远有两道缝，眼睛干干净净的，连皮肤上都没什么斑点，他干净体面有地位。但你进入他的身体内部，看看他的血是怎么咆哮的，看看他的心脏是怎么跳跃的，看看他的大脑里面有怎样的风暴……这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一下中国人内心的非理性。到了这个时候了，仅仅建立理性对我们来讲是不够的，得看一看我们内心的非理性是怎样的，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F风尚志：如果要对傅睿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毕飞宇：我会说：傅睿，我要把你的名字带遍中国大地。
问题就是生活的福利
F风尚志：傅睿的命运改变有一部分是“媒体”推动的，现在我们每天也都在手机上被各种新闻、资讯裹挟。
毕飞宇：这也是时代的一个特征。现在都已经进入自媒体的时代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媒体，都在彼此塑造。自媒体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媒体里去。
何为自媒体？每个人都是媒体，我不知道该为它庆祝还是该为它担忧。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和再造功能，可别忘了，我们自己就是媒体，我们需要塑造什么？我们需要把一个个体的生命、一个本我通过媒体塑造成什么样？所以作品中，我反反复复写到了媒体，老赵是媒体人，傅睿的母亲同样是媒体人。我甚至写到了媒体的迅猛发展，我没有能力去做结论，但是媒体、自媒体对个人的影响、对生命形态的影响，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F风尚志：自媒体就像对自我的装潢，因为成为了自媒体，所以大家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装潢了，以适应在自媒体上展示。
毕飞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营销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不该停下来问一问，这样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去面对？人怎么刹那之间就成了一个营销自我的主体？
科技的发展有时候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科学在为人服务的时候，我们不能阻挡它的衍生品。我甚至在想该不该写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我到现在还没想好。
F风尚志：但已经在想这件事了吗？
毕飞宇：它一定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早就开始留意这个事情了，否则《欢迎来到人间》里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扯到媒体上来。
F风尚志：尤其是最近几年，新闻也给大家造成了焦虑，您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屏蔽这种焦虑还是和焦虑和平共处？
毕飞宇：我写了一部小说，差不多小说里每一个人都在焦虑，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认识许多焦虑的人。我也焦虑，也苍白，也不踏实，当然没到病态那个地步。我20年前、10年前都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非常安静地坐在窗户前，窗外是日光，等我快关电脑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每天，我和我的作品都在搏斗，这让我感觉很拥挤。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部手机，每天有千头万绪的资讯到我这儿来。我还大言不惭地说不需要手机，可是由于生活自身的变化，我家庭内部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不得不用手机，我今天也成了一个“机奴”，你得认生活。
F风尚志：您会如何去处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焦虑？
毕飞宇：我就让自己焦虑着，就像一个带菌者，我的身体可以跟它抗衡或共存的时候，我就保持了今天的健康。如果有一天，那股力量超越了我的健康，到了我无法承受的时候，我去找医生。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把一切交给老天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人很渺小，人很脆弱。
要知道，生活怎么可能不面对问题？没有问题的生活哪儿来？在我看来，问题就是生活的福利，是载舟和覆舟的关系。
F风尚志：接下来您有什么计划？是继续“小说课”还是修炼新小说？
毕飞宇：我还是踏踏实实写小说。《小说课》也会有，但不会太多，我打算出一个《小说课2》，呈现出一个小说家这方面的能力。另外就是好好写小说，等有一天我觉得我完全丧失了虚构的热情，我就再也不想写小说了。虽然一个59岁的人经常说老了，但其实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59岁还很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