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黄蓓佳
在我的家里,黄蓓佳的书特别多,差不多就是最多。一部分是我的藏品,我买的,这是黄蓓佳的成人文学;一部分是我儿子的藏品,“黄阿姨”的礼物,那是黄蓓佳的少儿文学。它们十分齐整地码在那里,蔚然壮观。它们已自成天地。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壮丽的景观我也会麻木。但是,会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的目光会停留在这一片区域,内心突然会涌上来许多感慨。我对永不停息的写作者从来都是尊敬的,我记得我对黄蓓佳表达过这个意思,她居然害羞了,小姑娘一般,普通话都说不好了。她说:“这算什么噻。”
这当然算“什么”。在我的眼里,一个人把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完完整整地奉献给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从来都不旁逸,这样的人就非常“什么”。
经常有年轻的写作者来询问我的“心态”,他们问,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写作心态保持得那么稳健的呢?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你的身边有一个黄蓓佳,你就会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黄蓓佳写了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她始终保持着她的高水准。她在写,一直在写,还要写。我的写作历史也许连黄蓓佳的一半都不到,我的心态凭什么不好呢?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吧,我读过一个短篇,写的是电梯里的故事。电梯里头,那是多么小的一个空间,那是多么短暂的一个片刻。黄蓓佳在这个短篇里写了一堆的人。我至今还记得读完这个短篇之后的震颤——,那么无奈的人生,那么必然,又那么毫无征兆,它们拥挤在电梯里头,上去了,又下来了。小说的名字我早就忘了,——如果我是一个学者,去查找一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可我就是不想去查找。就让这个二十年前的电梯模模糊糊地上去吧,它会下来的,它还会上去。它已然成了我的一个梦。它是黄蓓佳的,也是我的
什么是好小说呢?好小说有一个标志,它会成为读者的梦,连颜色都没有了,影影绰绰。它却是活的,有显著的生命体征,想忘都忘不了。我的内心有许多这样的模糊,我不想让它们清晰,我不愿意它们具体。我不想毁掉我自己的梦。
黄蓓佳最好的少儿作品是《我要做好孩子》。这部杰作我是在徐州读的。有一个中午,我孩子的大姨从午睡里醒来,她来到客厅,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手里拿着《我要做好孩子》。因为午睡刚醒,孩子的大姨一直愣在那里。她突然冒出来一句:“这本书写的就是我家。”作为一个常年阅读小说的人,我理解孩子的大姨为什么一直“愣在”那里了。她还没有从黄蓓佳的小说里脱身呢。我必须说,我要祝贺黄蓓佳。一部小说的价值,或者说,生命力,它从哪里得到确认呢?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读者,她认准了你的文字入侵了她的内心、闯进了她的私人领地,她发出了百感交集的呻吟。——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呻吟比“研讨会”上的大合唱更有穿透力,它的音色是圆润的、包满的、气力匀和的、弹性十足的,带有胸腔和颅腔的共鸣。
我没有想到黄蓓佳能在这样的年纪写出《家人们》。读完了《家人们》,我给黄蓓佳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写出了你最好的一部长篇。”这一次她没有害羞,她用前话剧演员般的声调告诉我:“是的,我同意。”
在《家人们》中,黄蓓佳写到:“有许多的事情,藏在黑暗之中,在心灵的一个极端隐秘的角落,沉睡和发酵。我们试图从心里拎出它们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和血肉连在一起,无论如何剥离不开。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可是我们无法把手术刀伸入我们的心里割开一个伤口。”
我注意到一个词:咬紧牙关。这不是一个漂亮的动作。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过黄蓓佳“咬”过她的“牙关”。她是一个高贵的女性,在精神上,她有贵族的倾向。这样的女性在忍受疼痛的时候最多皱一下她的眉头,——她怎么能“咬紧牙关”呢。太难看了。
然而,黄蓓佳在写《家人们》的时候,她终于放下了她的身段。这是决定性的。她依然是高贵的,她在精神上依然具有贵族的倾向,但是,当她直面历史,在她决定把某种东西从心口当中“拎出来”的时候,这一次,她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她抵制了她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者,黄蓓佳是有“身份感”的。她有她的“架子”。“许多地方”她已经走到那里了,可是,她通常不愿意往前再跨一步。她怕把自己弄脏。她在意她身上的气味,她会优雅地掉头,再骄傲地离开。黄蓓佳写作《家人们》的时候是否经历过难熬的纠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黄蓓佳从“放下身段”的当中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量。这股不可思议的能量使她跳出了书写《派克式左轮》、《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的那个黄蓓佳。她解放了。黄蓓佳让我看到了她身上的美学新趋向。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黄蓓佳依然是高贵的。我时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高贵。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是高贵?在我看来,高贵就是自律。高贵就是可以舍弃。高贵就是永远也不会火急火燎和狗苟蝇营。高贵就是许多事都做不出来。高贵也是亲切的,黄蓓佳亲切的微笑不可侵犯。
(原载《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