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再造与民族特色：中国少数民族新诗研究

　　主持人：晓  雪   著名诗人（白族）

　　              吴思敬  著名诗歌批评家

　　              吉米平阶  著名诗人（藏族）

　　参加人：吉狄马加 吴思敬 晓雪 吉米平阶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耿占春 李少君 罗庆春 罗振亚 朱零 杨霞 黄梵 热依汗·卡德尔 臧棣 敬文东 何平 霍俊明 李骞 傅元峰 何同彬 刘大先 陈人杰 列美平措

　　时间：2016年9月17日

　　地点：西藏林芝岷州大酒店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刚刚在7月底评选完了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今天召开的少数民族诗歌论坛恰逢其时，这对于及时总结当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尽管照之古代诗歌传统新诗还处于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新诗的经典化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是一百年当中新诗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已经在国际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强调的是，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诗歌写作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是百年诗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根基。不仅不同民族的创世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挖掘、抢救和整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重要的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诗人。这些少数民族诗人通过汉语和母语进行写作，把各自民族的历史传统、地方文化和民族特性以及时代巨变都融入到了诗歌实践当中。这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了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所召开的少数民族诗歌论坛就是对其讲话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保持中华民族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并进行再造与创新不仅是文化使命，也是民族复兴的使命。诗人如何在利用诗歌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命题进行发现和命名，如何能够保持诗人的个性和民族特色，如何让不同民族的诗歌能够向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这都是我们少数民族诗歌和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重要课题。在美丽的林芝，在西藏高原进行少数民族诗歌的历史和现状的研讨，其意义深远。

　　

　　晓雪（著名诗人）：我在写《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新诗》的时候就想到，我读到的仅仅是用汉语写作和翻成汉语的少数民族诗歌，许多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和发表出版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还没有看到，而不少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少数民族的诗人他们被翻成汉语的只是他们创作中的一小部分，没有翻译过来的诗歌也许还更好看，有的可能还更精彩。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回顾、总结、评价中国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成就和影响的时候，仅仅评用汉语写作或者已经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诗歌是不全面的，应当考虑到还有许多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水平很高、很有特色、在本民族群体中很有影响的好诗，我赞成并且鼓励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坚持用本民族的文字写作，以便更好的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色。但是我们的少数民族诗歌，不能满足于只在本民族的读者当中流传，还应当尽可能翻译成汉语让56个民族的广大读者共同欣赏，甚至应当更多地翻译成英语等其他外文，让外国读者也能看到。因此，我想我们各级文联作协和有关部门都应当更加重视对各种翻译人才的培养，包括把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成汉语的人才，和把汉语再翻译成外文的人才，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诗歌的翻译介绍。总体上说，我们的评论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关注和研究还不够，希望通过这次“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的举办，进一步引起全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评论界的重视，大力加强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和评论，包括对单个诗人、对某一个民族的诗歌和群体、对各个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及其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和评论。

　　

　　吴思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首都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从新诗百年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点，百年少数民族诗歌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光辉的、不断发展、不断繁荣的历程。我们百年可以分成两段，前30年，我们的少数民族诗歌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引起大陆主流媒体的重视，少数民族诗人是以民歌手，以民间传播的形式来进行他们的诗歌创作，大陆的主流诗坛应当说那个时候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关注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是隔膜的，只有少数的有见解的诗人，极个别的诗人注意到这些，一个是王洛宾，还有就是九叶派诗人唐祈先生。建国以后我们的少数民族诗歌可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们祖国的统一，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成立，少数民族的诗歌空前地繁荣起来，各个时期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少数民族诗人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民族精神和宗教精神的开拓、民族文化的运用，他们的诗歌当中体现了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呼唤，这一点确实和汉族诗人不太一样，有些汉族诗人过于沉溺在世俗情感、日常经验当中跳不出来，而少数民族诗人由于有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通常很容易就从世俗的情感欲望的层面向精神的、哲学的、宗教的这种层面挺进，所以他们的诗歌当中就往往充满一种宗教的、博爱的情怀，一种崇高精神的向往，这一点确实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诗歌的一种丰富。

　　第三点，少数民族诗人对当下新诗语言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诗人能够用双语写作，就是说既能够用他本民族语言写作也能用汉语写作，这个是很普遍的，吉狄马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和我们完全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先天地具有另一个语言系统，他们身上流淌着民族的血液、有少数民族的基因，在后来漫长的创作生活当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当他们用汉语写作的时候，会把那种奇特的语言方式和结构方式表现在诗歌当中，这极大丰富了我们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的语言，汉族诗人能够在少数民族诗人那里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过程。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研究员）：我是柯尔克孜族，可能有些同志不是太了解，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民族诗歌写作的一些基本情况。柯尔克孜族的诗歌上到目前为止还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柯尔克孜族除《玛纳斯》之外还有数十部史诗，有些都是上万行的。有些突厥民族传统的史诗中间还有散文讲述的部分，比如说乌孜别克、哈萨克的好多史诗都是这种韵散结合的，但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全是韵文，从以《玛纳斯》史诗为代表的数十部口头史诗当中就能看到。柯尔克孜族今天的诗歌也受这个影响，就是代代相传的口头史诗，带有即兴的创作方式，现在的年轻的诗人们也受这种口头传统的影响。当然，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是毗邻中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我们和他们的交往也比较多，吉尔吉斯斯坦也曾经在前苏联出现过获国家奖的一批诗人，自然是是受俄罗斯诗歌传统，比如说普希金的传统的影响，这是我们柯尔克孜族诗歌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柯尔克孜族书面诗歌的创作除了受前苏联俄罗斯这些传统的影响以外，周边多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柯尔克孜族人口比较少，像《玛纳斯》这样的诗歌王国的王冠的研究我们国内都不是很强，就更不要谈整个柯尔克孜族文学了，因此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诗歌除了大量需要翻译人才的培养以外，研究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耿占春（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大理大学教授）：《玛纳斯》这个史诗，我坐在这就开始看，让我有了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跟二十世纪诗歌的很多问题是相通的。这个史诗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语言的仪式，可能也是波斯的传统，在歌颂一个英雄事迹的时候先有一个仪式，让一个英雄的灵魂过来陪伴着“我”歌唱，接下来就出现了文体非常有意思的一面，当它讲述历史的时候先告诉你，我这有一半是虚的东西，它并不把对历史的讲述完全还原，一半是实、一半是虚，实际上回到了诗歌写作的实质性的问题，诗歌写作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当我们呼吁诗歌去表现现实和历史的时候，其实你的语言你的修辞方式已经决定了你跟新闻报道、文献记录的现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它肯定要多一个东西，那么这多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接下来它说只要满足大家的心愿，是虚是实又有何妨，作为一个史诗它对虚实的看法是非常包容的，接下来它讲的“谁也未曾亲眼所见”，其实这个讲述很有意思。接下来它谈到语言，有一些非常夸张的陈述，比如“祖先留下的语言”、“战胜一切英雄的语言”等，尤其是“与我们同生共死的语言”，这里语言的意义可能就跟二十世纪诗学的语言非常接近了。还有它对很多故事的表述，一再强调虚构性，这个就涉及到故事本身的反讽意义，语言的隐喻意义，这个可能本身也是二十世纪诗歌的某种特征。作为一部英雄史诗，《玛纳斯》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的那种叙事，它非常强调历史故事和语言叙事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且它是通过赞美一种英雄般的语言来讲述我们的英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英雄般的语言就无法去陈述、讲述这个英雄的故事，所以这个不是把诗歌还原为一个生活的现实，而是坚持它的不可还原性，坚持语言的不可简约。

　　

　　李少君（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我这个发言其实跟占春这个还有点承接。8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其实最主要的潮流是解构主义，很多的写作大家都说碎片化，无主题、无中心、无主体，但是我觉得少数民族诗歌很有意思，在这个潮流当中它是逆潮流，这是一种反潮流的写作特点，少数民族诗人普遍突出他主体性的冲动，很多少数民族诗人会动不动喊“我是彝人”、“我是藏人”，绝对是一个英雄化的主体强调，其实是有为本民族代言的这么一种冲动的。

　　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每一个少数民族诗人都有书写史诗的冲动，要写出民族的秘史，要写出民族的心灵使，这基本上都是他们普遍写作的追求，而且一直关心宏大的问题。另外，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包含着放大的性质，即他写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细节都永远是给他的民族文化或者是文明加持的，因为别人会认为你的写作是代表你的民族的普遍特征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少数民族诗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迷恋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曾经当代文学也流行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当代文学主流的小说创作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少数民族写作仍然会把它作为一种文学的金句，少数民族诗人也好作家也好，仍然会有这种强烈的冲动，就是追求世界性的一种冲动。我觉得有一句话也是成立的，那就是“越是个人的越是民族的”，因为诗歌或者说文学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精神劳动和创造，是个人急需酝酿并最终独立完成的一种艺术，但是我现在强调的这个个人性并不是弱化民族性，你个人如果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个人，这个被广泛接受的个人就开始不仅仅是代表个人了。

　　个人怎么突破这种或者说民族的局限，我觉得还是要开放、要对话、要交流，其实很多民族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优秀的基因不是一目了然的，刚刚就像占春分析的《玛纳斯》一样，可能优秀的文本要经过不同的人对它进行阐释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好处、真正优秀的地方，反过来一个民族的精华也是这样，只有经过不断的比较或者说经过和其他文化的融合你才能达到一个新高度，或者说把你真正的精华挖掘出来。

　　

　　罗庆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我的发言主要谈一谈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写作：

　　第一，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选择汉语书写形式，将会给母语言叙事带来空间的冲击和深度的震荡，汉语写作承担着对母语文化的转达、转义和转写，实际上也是一种改写和误解，汉语表达出来的母语文化、母语文明的精神跟原母语世界的精神肯定是有差异的，大量的少数民族诗人的文本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由于少数民族先天性带有自己本民族母语文化这样一个血脉，所以可能一定程度的少数民族诗人使用的汉语跟汉族诗人使用的汉语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把一种文化内在的结构、思维方式带进汉语，会形成藏式汉语、彝式汉语等等这样的情况。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在语言上天然地成为民汉混合语的发明者、运用者和创造者，在语言载体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其价值取向和审美思维结构的嬗变。

　　第三，由于诗歌语言本身的异化，导致已经以汉语为第二母语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文化记录与书写中出现他者立场，和这样一种立场的不断强化。少数民族汉语诗人这样一个身份，在汉语新诗的主流和少数民族自身的母语的文明体系之间，他们处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异化的艺术精神涂饰。

　　第四，在各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中，其原生态的艺术资源是各个民族母语体系所独有的，但今天已经完全进入双向分享的时代，由此对少数民族诗人甚至专家学者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对本土资源的不自知和不自重将潜伏着资源的被掠夺和逐渐流失，从而面临丧失智慧根基的危机。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客观地说，我没有能力把握整个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所以选择一个个案——吉狄马加。

　　中外诗学的历史证明了一个规律，一个诗人要成长起来，他必须接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吉狄马加的艺术翅膀的强健来源于彝族文化、汉语文学经典和外国文学三个影响源的综合滋养，对三个影响源文本精神资源入而复出的接受和消化中培植了他那种宽阔的思想视野和相对理想的审美心理结构，这样就使他的诗品出色，同时对诗有着独立的成熟的艺术主见，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深刻的对于诗歌的认知做定力，他从来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去辨析传统和现代，在圈子之外、精神独立地读书、写作、思考，揣摩如何光大中外精神遗产，真正写出人类的命运，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从而在延续诗歌前辈开辟的路径、向传统之山的艰难的攀援中触摸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我觉得吉狄马加独特的艺术追求为新诗输送了个性化的心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很多作品都有一种怀旧的东西，对于我的民族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怀念”，实际上刚才少君也提到了，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都有这样一种内在的冲动。吉狄马加的诗歌特别擅长使用第一人称展开文本的内在环境，诗中的抒情主体的自我意识是日趋觉醒、日趋强化的，“我”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我看见”、“我梦见”、“我感到”、“我听到”等等，大量叠加的句式和视角构成了吉狄马加观察事物、维持诗人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法。吉狄马加诗歌当中的“我”，更多的情况下充当的实际上是个人和族群的记忆者的角色，用回忆的视角外化主体的情绪和体验。

　　

　　朱零（著名诗人，《人民文学》诗歌编辑部主任）：其实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关于少数民族诗歌研讨的会，但我本人也确实没有能力梳理百年新诗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好在我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另外比在座的几位汉族诗人还多了一个优势——我娶了一位彝族太太。所以我在20年前就通读了彝族的史诗《梅葛》与《查姆》，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包括它史诗的发展了解过一些。

　　在来的路上，我正在看女诗人臧海英的诗集，她的后记里面有一句话：“有时候生活让我闭嘴，诗歌让我表达”，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民族，诗歌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表达，很多的作家也好、诗人也好，经常把自己的民族身份摆得很突出，刚才很多老师都在提吉狄马加，但是我们想一想，吉狄马加并不是因为他是彝族他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他最近几个长诗包括《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都是我发的，但是我从他的这些长诗里面也没看出来他是彝族。所以作家、诗人的艺术成就我想还是应该避开地域、民族、工种、性别而回到文学本身，我观察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杰出的诗人写作的背景靠的是人性，靠的是内心而不是民族，那些过度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诗人，我不知道是属于一个什么心理，或许是为他的民族书写或许是为他的村庄歌唱，这样一种情感肯定是很炽热的，但是肯定也是很狭隘的。

　　

　　杨霞（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文室研究员）： 我主要是以藏族的青年诗人夏加根据格萨尔史诗所写的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为例，谈一谈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考察一下这种现代诗歌的方式是否还能够重塑宏大的民族传统的叙事诗，与这种经典的史诗如果形成互文关系，它是否还能够重新建构我们说的一种历史话语所形成的话语场。《格萨尔》史诗影响下的这种现代的诗歌文本显然与传统的史诗文本从内容、形式、风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现代人的审美那里怎么来讨论它、接受它，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夏加的现代叙事诗里面把史诗中魔的这个形象复杂化了，对这个丑陋的形象，他展示的是一个魔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和悲凉，把人性的那种丰富和复杂性呈现出来了，美和丑不再是非常对立的，而是开始互融了，而且还制造出一种非常大的反差的动力，新的创作手法给这个诗歌融入了很多多义性。夏加以现代的方式去改造一个古老的史诗，依靠史诗的母体给他提供的无尽的想象空间，在孕育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审美的标准，用诗人完全个人化的创作来延伸或挖掘了史诗本身所蕴藏的一些内涵，试图把新的文学形式和民族的、历史的传统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天子·格萨尔》这里能清楚地感受到夏加的这种努力。但这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诗歌本身的厚重感，非常个性化的阐释也缺少《格萨尔》史诗艺人吟唱诗歌时的那种机智、幽默、诙谐和生动，但是这种话语实践对于推动当代读者或者其他的民族了解藏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另外一个新颖的视角。

　　

　　黄梵（著名诗人，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副教授）：现代诗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让我们比较愿意去追求自由、新鲜、挑战、冒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表现在我们对现代诗的追求中间。新诗发展到90年代末我们已经对西方文化开始有了一定的厌倦，包括它的美学形式也已经太熟悉了，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新诗的起源语境，我们人性中间的不确定性的追求又开始像魔性一样发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寻求新的周边文化，比如诗歌届对古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在新世纪之后越来越突出。我觉得这个重视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真的要回到古典，真的要把少数民族的史诗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诗里面，仅仅是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我们需要一些美学刺激我们修改一下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模式。

　　少数民族文化这个时候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有非常稳固的文化边界，对于我们来讲有很多启示，比如完整的象征体系，跟西方的象征体系不太一样，这个东西对我们写作来说很重要。这个时候少数民族文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巨大资源，不一定说我们要把少数民族的史诗、神话完全搬进来，而是学习他们独特的话语方式，比方说抒情性，可以激励我们在现代诗里面有一些新的作为，而不是说单纯地走西方后现代这条路。

　　

　　热依汗·卡德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维吾尔诗歌的灵动美与其对生活的感悟有很大的关系，维吾尔人是追求生活安逸的民族，不论现实生活多么艰难从未放弃未来理想生活的渴望，同时维吾尔人还是一个精神自在与洒脱的民族，不论现实生活存在多少磨难从未放弃寻求快乐与激情的灵感。虽然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情感的表现提供了更多的载体，诗歌在现代语境中逐步丧失了主流地位，但是维吾尔当代诗歌创作依然表现出一种强劲的态势，这种强劲态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一大批青年诗人在深刻感知现代艺术张力的同时，小心调适民族怀古情绪的历史余音，并努力尝试深入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从精神上寻求生命的原点，让人感受到一股冲决和荡力的气魄。第二，这些不甘无病呻吟的年轻诗人在探索新的诗歌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一直凝望民族诗歌的历程，从悠然雅趣的节律中吟唱新的真诚与感动，让现代躁动的心境与古代清雅的节律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重生意愿。

　　维吾尔族青年诗人大多立足于本土，在有效且深入研究维吾尔诗歌文体、吸收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细致深刻地表现了当今维吾尔人的内心世界和对纷繁世界的感悟，使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形式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力量。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诗歌在客观上逐步远离了人们的现实审美需求，其实已经不再成为人们主要的情感表达形式，因此诗歌创作也呈现了日益滑坡的现象，即便有许多的诗人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也有许多青年诗人不断涌现，但从整体趋势上，诗歌创作的水平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

　　

　　臧棣（著名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里谈少数民族诗歌的话，可能类似于汉语诗歌在西方诗歌面前那样一个处境，如果谈论的方式不恰当的话可能会形成很多误区。我们总要求有一种差异性，少数民族诗人应该写那种地域性、民族性的东西，应该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应该跟我们汉语诗歌不同。我觉得这个要求本身没有问题，但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不反思的东西去要求少数民族诗歌，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看待少数民族诗歌的眼光跟西方诗歌对我们汉语诗人所用的那种眼光类似，会导致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在想象力上陷入一种狭隘，或者很深的自闭性的窠臼里。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好的诗歌它一定是充满矛盾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框架里面，这样一个充满差异的文学里面，一个族群写出自己好的诗歌一定是充满矛盾、充满张力的诗歌，我们没必要把我们的诗歌身份或者主体性搞的那么纯粹。似乎解决了一种文化身份、找到了正确的根基就能写出好的、有特色的诗歌，如果从文学实践上讲的话可能没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点焦虑，有一点点矛盾在里面，不要给它解决掉，如果解决掉，可能一个是解决的方式有问题，另外诗歌创新的动力也没有了。比如，少数民族诗歌或者少数民族诗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汉语诗歌的主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一种前景的话，其实把自己看成边缘现象我觉得挺好，很多问题就是用边缘意识来解决，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我就想说一点，我们少数民族背景的诗人，他们用汉语写作会给汉语带来什么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语言是被发明的，比如说在所有的人造物里面，唯独语言是越使用越不会磨损，它只会越丰富，其他所有的人造物都是越使用越磨损最后越完蛋。比如说很多朋友提到吉狄马加，他的诗我注意到一个特点，永远没有写仇恨，永远没有写抱怨性的东西，他的诗里面都是赞美，而在1980年代以后，基本上在我们的诗歌里面不会出现颂歌，颂歌被认为是现在汉语诗文里面的不可能之物。而吉狄马加有一个漫长的彝族文化的背景，所以他在诗歌里面以颂歌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万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他很自然，但是如果反过来，比如臧棣这样写，我们就会觉得很意外。

　　最后我想说到一点，民族这个东西归根到底出自于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人像上帝一样全知，那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民族，宗教在为至善至美以及超越我们的局限性提供很多很多的方案，实际上归根到底这种方案最后就是为了超越这个局限性，让我们回到人本身，而不是回到“民族”。所以，我觉得区分汉族、维族、蒙古族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诗无论在哪个民族，都与人类之所以在最原始的时候选择了诗歌作为我们最古老的表达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诗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不再因为其他。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少数民族写作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在讨论，包括西方、拉美以及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焦灼，而且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来讨论，围绕诗歌写的好还是不好来讨论就简单化了，因为这个问题背后附着了很多的诗歌或者诗歌之外的的元素。比如说当我们阅读少数民族诗歌的时候，我们关注它与汉语文化不同的部分，换一个词可以说成是民族性或者说诗歌的地方性，也就是说，前现代性的少数民族诗歌传统是我们阅读的核心。但是事实上，我们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性，或者说用中国性、现代性和当代性的维度来判断这种传统写作的时候，思考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是碰撞的关系还是妥协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我们对少数民族诗歌的印象始终带有一种面具化的特征，这个面具至今没有被除掉。因为少数民族的写作很多都具有特别的元素，不管它的意象体系还是它的意象背后所衬托的象征或者是民族感，一看就是少数民族的。然而，当这些元素性或者它已经固化的隐喻、象征体系不断地被反复呈现的时候，它还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生命感或者它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大家可能也谈到一个问题，从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和译介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有它先天的尴尬性、局限性，但是反过来也会获得一种优势感、优越感，或者空间转换形成的特别的认同感，这些当然也和诗歌有关，但也有一部分和诗歌无关，我觉得这种两面性需要我们在写作和研究中重视起来。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想谈得具体一点，主要以维吾尔族年轻诗人当下的写作为切入点，来总体谈谈对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认识。从我阅读的情况来看，各民族写作上的差异性的确是明显的，但这种差异性并不是简单的景观上的差异，本质上是民族写作传统的差异。我们汉语的诗歌传统这一百年里主要接受的是西方传统，但是维吾尔诗歌传统是从十四、十五世纪以来的写作传统过来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维吾尔年轻人接受汉语教育，从而受到汉语诗歌以及西方诗歌双重的影响，但民族性一直维系，它并不是一个假想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当下文学中间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基本条件还不具备，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少数民族写作的民族性与百年新诗的写作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系统、全面的历史清理，还没有认识到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在丰富性，经常做一些简单化的误判。我是以维吾尔诗歌作为一个观察点，这种现象估计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诗歌研究中同样存在。

　　此外，并不是说每一个少数民族或相应的写作者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都还保持着他自己的民族性，我们在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过程中更多关注的不是户籍意义上面的民族性，而是要关注那些在现有的文学空间里区别于汉语，甚至区别于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更大的文学空间的那种民族性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

　　

　　李骞（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我的发言主要通对彝族诗人的回顾强调一下诗歌中民俗记忆的重要性。我也经常读诗刊，感觉最近10年或者20年的汉语诗歌，要从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等方面来研究是基本不可能的，这些诗歌要么是讲故事，要么是发牢骚，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对于诗歌来说，民俗记忆在其诗意的表达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走向世界的很多大作家、大诗人，其作品里面展现的民俗是非常多的，比如吉狄马加，以及以他为核心的整个大凉山的诗群。民俗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表达对象，尤其是对大凉山诗群这样一个极具民族意义和地域特色的群体而言，民俗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入的。大凉山彝族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气息，民俗不仅成为诗人们表现的对象，也对他们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大凉山彝族诗人们对民俗的表现不是什么新鲜色调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民族信仰的彰显，并且为诗意情怀提供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他们的民俗书写完全抛弃了一般的异域视角，而是把自身的感悟体验融入到诗意的书写当中。当然不仅是彝族，我也读过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民俗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傅元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副所长）：我们了解少数民族诗歌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从抒情主体方面来看，就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第二个就是通过民族语言的翻译来了解少数民族诗歌。我觉得通过这两个途径都有一些局限，现在通过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写作我们能够深入讨论的话题可能还是跨文化对话的，关于文化融合与对抗的话题。无论我们的民族政策达到了怎样的优越性，我们的主流文化在凸显和激励个体领域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种问题其实也是汉族诗人写作的一个困境。我们必须要在话语当中寻觅一种个体性，这种寻觅我觉得可能就是敬文东老师说的汉语神性的问题，这个神性的消失，并不是不具备神性，而是指在汉语特别是在艺术形态的工具化的过程当中失去的那一部分，那就是个体性。

　　我们少数民族非常多，有53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其中有25种是没有文字的，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没有文字的这一部分和有文字的以说唱形式、口头传播的这种形式流传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当中的艺术存在肯定是非常有诗性的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还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方面。另外，我觉得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会把他们母语当中的一些语言植入汉语，这种植入我觉得在研究上是有可行性的，这些隐性的植入我觉得对当代汉诗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是所谓汉语神性的一种救赎的可能。

　　

　　何同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或者我们把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放到大的“少数性写作”的相似话语系统中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其美学、观念和话语逻辑突出的共通性、相似性。比如，强调少数性特征（如文化表征、边地风景、民族信仰、性别特性、传统等等），及相关主体的变化，如文化撕裂、文化认同、身份位移、身份焦虑，认同困境等，还有少数性特权，源源不断滋生反抗性话语。但总体而言，也许是我因视野狭窄造成的个人性偏见，少数性写作实际上已经耗尽了其新奇性、异质性或美学特殊性，尤其是把它们放置在一个百年新文学或新诗的传统中考察的话。很多少数性写作被夸大的主要原因往往都会游离出文学这样一个既定的视野，而落实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其他的知识框架之内。当然也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位移引发的很多文学生产的重复性、平庸性，以及文学判断、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的过度混乱。

　　所以，在少数性或差异性的层面上深度观照（现代理性和知识系统的深度）文学问题是不现实的，很多深度是少数性写作很难达到的，甚至是不需要达到的。在他们的范畴中，更多的时候文化要高于文学，“人”的问题更要高于文学问题。对于文化和族群而言，维护多样性非常重要，但在充分的社会交往和流动的现代性逻辑之内，实现恰当的多样性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想提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讨论少数民族诗歌话题的时候，可能首先要对它做一个历史化，因为我看到这两天的发言大家实际上都在对少数民族做一个全称判断，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千差万别，我们官方把它划定56个民族，其实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远远大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也讲到少数民族诗歌，并且产生一种所谓的合法性的怀疑，因为我们一般主流文学的研究者都有一种类似于普世性的文学性在背后支撑着他，他认为你这个加了定语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次等的写作，就是亚写作，似乎就低人一等，这个其实是缺乏历史化的。第二点，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的确具有一种闻一多在三十年代就提出的“边缘的活力”，边疆的多民族文化丰富了我们的主流文化。我觉得这个少数民族文学如果有什么价值可能恰恰体现在这个方面，无论在语言上、审美风格上，甚至它的思维模式、世界观、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都是一种丰富和扩大。第三点，我觉得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少数民族就应该有一种少数民族的特质，这其实是一种时间性的幻觉，我们在现代性这种普遍性时间中把少数民族特殊化了，把它当作了迟到的现代性主体的一个对象了。其实，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跟我们身处同样的时代特征中，所以你不能要求他写的东西就一定要跟他所谓的民族性有关系，他完全可以书写同样的当代的媒体经验，或者是社会分裂的经验。

　　

　　陈人杰（诗人，那曲地委副秘书长兼申扎县副书记）：我主要想讲几个方面，第一，西藏的山川地理、自然对我的写作的影响很大，西藏你所看到的自然是几亿年蛮荒之前的自然，对我的震撼和撞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到这里就会有特别大的写诗的感觉，这种撞击是焕发我原初心灵的东西。第二，诗歌是一个信仰，尤其在我们诗人来说他是宗教，而且西藏恰恰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地方，是佛的古都，世界的佛的中心在我们的拉萨，我在这里找到了诗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第三，西藏的诗歌传统也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藏的央仓嘉措、米拉日巴等都是很朴实的，实际上跟我们的《诗经》是相通的，比如央仓嘉措的诗，我看了之后突然之间眼目明亮，这种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穿透我心灵的，穿透我肌肤的。第四，我想讲的是诗歌还是一种爱国的、情感的抒发，牧区的援藏生活很适宜我诗人的身份，我觉得做功德是我们这辈子要日积月累的事情，能有这个机会这是你的福德，写诗也是一样。最后我想表达一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在我们的牧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富足和便利，也同时带来了文明的哀愁，带来了我们诗歌里面的反思，就像我们藏族的佛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不能少一点欲望，多一点知性的光芒呢？

　　

　　列美平措（诗人，《贡嘎山》主编）：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一谈吧，因为我记得我在17岁以前对民族是没什么概念的，因为读了民族学院之后，民族意识就在身上产生了一点。再一个就是写诗，我现在诗龄应该有35年了，当编辑34年了，写诗之后从来没有把自己在诗里面当做一个什么藏族的代言人，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自己写自己的，在写诗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在诗中出现什么“我是藏族”这样的词语，因为当时下意识地感觉到不能用这个东西来写诗，但是写到最后很多评论家就说我代表了藏族，可能在我的写作当中因为多年的文化积淀，诗中还是体现了一些民族的元素，因此，别人说了我也不会拒绝，也会感到自豪的，说我能够代表藏族诗歌或者代表着什么，我也挺高兴的。干了这么多年工作，我更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就是编辑，当然诗歌也是，现在在任何地方别人介绍我也都是强调我是一位藏族诗人，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因篇幅所限，参与对谈的诗人、评论家的发言都进行了删减和修改，个别参与讨论的诗人的发言未能收入，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