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命运——2017年长篇小说

　　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面对陈海的死亡，天然就具有了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侯亮平负有重新修补破损的政治秩序，令其重新回复坚固和清洁的职能；从个人情感角度看，作为陈海的同学、同事和好友，侯亮平有责任为其报仇，并完成他未竟的使命。事实上，行动并不是一个人的行动。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政党声势浩大的自我净化的行动。侯亮平的行动，是这个政党行动的戏剧化、文学性的表现方式，所谓“道成肉身”。而行动的依据，恰恰来自于小说的名字——“人民的名义”。读者也好，观众也罢，绝不会将侯亮平的故事仅仅解读为个人的故事，相反，这部小说和电视剧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读者看到了这是时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者和阅读者共同完成了行动，并各自赋予这一行动以意义。

　　
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
　　

　　是的，在政治秩序中，每个人都要慎重考虑行动与行动带来的后果。或者说，正是在政治秩序中，行动被放大，具有了沉甸甸的意味。在杨少衡的《风口浪尖》中，一开篇，张子清就面临严峻考验，是以身犯险，承担起本不需要他承担的责任还是闪躲过去？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杨少衡始终把视线聚焦于试图有所作为的基层官员在官场生态环境中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诸种发展与精神困境。”当我们一步步走进张子清等基层官员的心灵深处时，我们愈发理解了他，所以，当他选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时，我们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是极为艰难的一刻，行动向我们展现了它自身。

　　与杨少衡同为福建作家的须一瓜对台风也有类似的敏感。她的故事发生在台风肆虐的时刻，小说就叫《双眼台风》。傅里安是行动派，当他认定了当年办理的案件存在诸多疑点时，他毫不犹豫地行动，必须要寻找迟到的正义。美女神探鲍雪飞也是行动派，她必得千方百计阻止案件大白于天下。于是，行动与行动撞击成璀璨的火花，我们像看两大高手对决一般，被行动搞得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行动的正义终将到来。这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清，我们的行动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许是一个意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到底是行动之后的“我”是真实的“我”，还是行动之前的“我”是真实的呢？这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鲁敏的《奔月》就讲述了“逃离”这一行动所改变的“自我”。那么，借车祸而来的逃离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鲁敏早就在小说中揭开了谜底：“出游是偶然的，更改路线是偶然的，车祸是偶然的，被抛到车子下方而非上方，那勾人魂魄的黑水，包括被黑水所吞咽的女人，皆是偶然的。还是说，这一切，只是披着偶然的外套，其实就是顽皮的必然性之本身？……事情后半部分的走向，并非像买一根棒棒糖那样只是临时起意，事实上，它们一直埋伏在她体内。从小到大，她都能感觉到那份逃逸的欲望，跟她的身体一起发育成长，好比长期的生理储备。”也就是说，看似偶然的逃离行动，其实还是必然。于是，我们看到小六从她原本的生活里滑落出去，在乌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甚至别无二致。而她之前的生活秩序，仿佛有着惯性般自然而然地合上了，就像不曾有过小六这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是逃离让小六成为了小六，也是逃离让小六失去了小六。听上去有些拗口，但这确实是鲁敏在《奔月》中所揭示的生活真相。　　

　　如果说，小六的行动一度给她的亲人们带来种种困扰和不解，同样为他人的行动所困扰的，还有梁光正的孩子们。在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里，她刻画了一个执著于寻亲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热衷于讲述，更热衷于行动本身。他发动他的儿女们与他一起行走在路上，寻找散落在原野的亲人们，寻找关于过去的闪亮记忆，其实也就是寻找他自己。梁鸿在“后记”里动情地说，“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着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倒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那一刻，我也被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的行动，逃离也好，寻找也罢，其实都是在一笔一划地描摹那个蒙昧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自我”。这个“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梁光正，其实是在以种种啼笑皆非的行为确证他自己。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名为“心灵”，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行动”的故事。大姨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几十年，几乎赶上了每一个关口的变化，亲身体验了在每个重要变化发生之时生活的混沌、无序，这么说吧，她应该算得上是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从北京到河南，从国企职工到分享艰难，从陷入传销的泥沼到转信基督教，结婚，生不了孩子，离婚，这就是大姨妈一生的简史。在许许多多人通过变而变得更好的时候，她被远远甩在后面。每一次，她都努力想跟这个时代同步前进，但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陷入绝望。大姨妈一直在行动着，但似乎她的每一个行动都无不让人扼腕叹息。她刚一出场就是气功大师的忠实信徒，当还是孩子的杨麦都明明白白表示“不信这一套”时，大姨妈仍然执迷不悟，杨麦的父母更是认为大姨妈脑子坏掉了。到传销阶段，杨麦历经千难万险，在传销团伙里卧底找到大姨妈，想要带她逃离这一切的时候，大姨妈却坚决不愿配合，甚至让杨麦差点丢了性命。为什么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气功、传销，大姨妈这么个好人却执迷不悟呢？小说中，石一枫不时让大姨妈向杨麦，也向读者倾诉，以期让我们理解她——“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你说人跟人都一样，但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却不能？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压根儿就不配活着……我就想，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得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石一枫似乎在说，如果行动没有充满智慧的心灵作为向导，就会陷入一团混乱之中。或许是吧，我们在大踏步地行动之时，或许应该先成为一个思想者。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

　　与《人民的名义》一样，严歌苓的小说《芳华》因为被搬上银幕而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小说和电影的名字都叫做“芳华”，仿佛指向一代人洁白的青春，或者更为辽远，指向社会主义精神遗产，但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小说曾经叫做《你触摸了我》，英文名还叫做“you touched me”，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部小说其实是关于行动及其后果的——一次“触摸”事件所带来的不同的命运。这个叫“刘峰”的男兵在行动中不折不扣地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着，眼看着他也在收获雷锋的命运。然而，他遭遇到了爱情。这爱情主导着他，让他发生了“触摸”事件，转眼之间，一切都不同了。严歌苓残酷地认为，好人是不会得到爱情的。在感情的疆域，“好人”常常意味着乏味、无聊，无法唤起强烈的对等感情的人。说某人是好人，往往意味着你不想同这个人发生能量交换，不愿意回应他的感情。进一步，严歌苓将“我们”对好人的爱无能与“我们”对好人的认知联系起来。于是，像刘峰这样的好人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他一切都是虚伪的，都是在装作像一个好人一样生活，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伪君子甚至比不上真小人。如果他一切都发自内心，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而神是不会被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更遑论与之产生感情。这就注定了，好人不会为刘峰的爱情带来加持，助其成功，反而会令其一败涂地。　　

　　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中的宋没用终其一生都在为一件事而努力，那就是“活着”。宋没用的生活穿越了动荡不安的历史，但并不开阔。相反，她的生活就是局限在她与身边少数几个人的交往之中。而这少数几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她的亲人。对于她的亲人，不管那些人怎么待她，宋没用有一股子自虐般的牺牲精神，仿佛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的亲人活下去且活得好。是啊，宋没用的世界就那么大，周边挤挤攘攘的都是她的亲人，父亲、母亲、哥哥、儿子、女儿。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们，哪怕自己过得不好，也要尽自己所能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尽管她的力量是那么微弱。这是宋没用最朴素的人生哲学。而这人生哲学的基础又是如此简单——她和他们之间，血脉相连。她在他们身上，看到她自己。　　

　　或许，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关口上，我们对行动之于命运的关系会看得更为清楚吧。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中，三个女人与他们的情感、婚姻的经历和历史牵连在一起，也和南京城的文化性格和表情连在了一起。其中，丽君写得最有声有色。这是一个时代新女性，时代流行什么，她就冲在时代前沿。她接连嫁了三个男人，革命者亚声、亚声的刺杀对象、首都警官学校的校长冯焕庭，在汪伪、中统和共产党之间不断改换旗帜，见风使舵的何为，最后丽君在凄苦的境地下死去。丽君的表妹碧如，相比之下生活就平淡很多，碧如的丈夫希俨一直是生活的被动接受者，被时代的潮流冲到这儿或那儿。希俨的爱慕者秀兰突然成为女明星，嫁给了戏剧家俞鸿之后又分手，嫁给了一个平民，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动荡不安的，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时代赠予他们的礼物。

严歌苓的《芳华》
　　

　　在李亚的《花好月圆》中，对李娃来说，误打误撞来到上海滩或许是一个偶然，但这个懵里懵懂的行为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于大小姐的痴恋简直就是李娃的信仰，这不是偶然，是必然，他必将在命运的点化下出生入死，马革裹尸。他必将在历史的书页中获得自己的名字，也获得自己的命运。

　　这是属于行动的2017年，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或悲壮或可笑或荒诞或无趣的行动。我们在行动中出发，也在行动中抵达。是行动让我们成为我们，也是行动让2017年长篇小说成为生动的回忆。

（来源：《文艺报》2018年2月7日2版； 作者：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