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无关现实的纯文学，文学并没有所谓纯粹
何平：1983年，您才27岁，就写下了《沉沦的土地》这样当时引人注意的作品。以您当初出道时候的那个势头，有人认为您从历史小说转到官场政治小说，是从纯文学跨越到大众文学，是自降身段，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周梅森：没有什么大众文学、什么纯文学的天然鸿沟，没有。你意识流写得好，那是好小说。你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好，也是好小说。我是一个心理非常强大的人，我行我素，从不被舆论左右，更不会冲着任何奖去。写作初衷——呈现一个现代的、真实的大中国。早期《绝对权力》里，商人金启明把官员按照级别分为绩优股和垃圾股，用金钱去操控官员。到了《人民的名义》，民营老板蔡成功贷款遇到重重艰难，做事必须依附官员。《人民的名义》找到了时代的痛点，和这个社会各阶层、各个层面、各个族群，找到了共通点……我的作品一直是希望影响世道人心的。
我们创作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有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有独特的观点，写小情小爱，写小资情调，可选择的点很多。但是我选择为中国读者写作，因为中国读者养活我，因为是他们买我的书。全世界各个国家翻译我的书，但没有国内读者多。
现实题材文学创作难度也比较大，敢说真话也会有压力，很多作家不愿意担当。现在影视为什么会出现抗日神剧、大女主剧？这就是投资方和创作者不想负责，又想赚钱，就拍打鬼子，怎么猎奇怎么拍。这种缺乏境界胸怀的创作倾向，一度造成国内略显尴尬的文艺现状。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者是要承担风险责任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文学不在于纯不纯，更在于诚不诚。所以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文学。
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不在场，总是站在圈子外面，描绘自己那一点小小的感受，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文学会与人民越来越远。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是尽我所能在写这个东西，去记录一个民族艰难的崛起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起码要有一部分作家把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
影视火，根本意义上还是文学的胜利
何平：您的电视剧火了后，原著小说销量激增。文学依托影视剧这种强势文化才更能引起关注，这是文学的胜利，还是影视的胜利？
周梅森：我本质上是一个作家、编剧，或者说制片人只是另一个身份。说实话，一开始，我是看不上电视剧的。当初的小说《国殇》，卖出的版权费是500块。卖掉也就卖掉了，我对他们怎么拍不感兴趣。后来出版了小说《人间正道》，央视要拍，找不到合适的编剧，央视的人就说，周老师，还是你自己来吧，你这风格的别人不熟，场面太大，人物太多。我没办法才亲自操刀开始了编剧生涯，哪里知道一发而不可收。《国家公诉》《绝对权力》等，每部都播得很好。原本小说也就印个三万多了不得了，电视剧一播出又卖了七八万，这是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难以想象的。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中国电视剧是影响最大、最强势的艺术传播形式，没有之一。在《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前，同名纸质书卖了7万册，这对文学作品来说相当不错，但开播之后，据说是以每天10万册的销量增长。线上的电子书也卖疯了，一周之内翻了291倍，达到破纪录的5亿多点击量。这部戏里我提到的书也全部卖火了，比如《天局》等。一部好戏就能把方方面面的东西全带起来，但前提一定是好戏。
但是，我不赞成文学要依靠影视剧带动的观点。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意义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的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人物和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是搞不出来什么好作品的。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是它们的母亲。这是我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这段时间，我正忙于《人民的财产》的后期制作，这部剧它的格局更大，层次更丰富，剧情更紧凑，人物更鲜明，相信也会更好看。
写作是我喜欢的事业，每天保持2000字
何平：和您同龄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出作品了，而您却一直充满了创作激情，不断推出重磅的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对于现在的青年作家，有什么指点或建议？
周梅森：是啊，想想我也挺自豪的，从20多岁写到60多岁，一不小心成老作家了。但我这一生很幸福，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干着一件我很喜欢的事，还能赚不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要做一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肯定要舍弃许多东西、许多爱好。我保持着每天至少写2000字的习惯，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1点吃午饭，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灵感，就拿个小纸条记下来，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再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对于青年作家我只有祝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写得更好。当然，现在文学不太景气，读者越来越少了，那种一部作品出来风行天下的局面很少见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是，文学本身也难辞其咎。我们的文学人间烟火气越来越少，思想穿透力越来越小，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低。如果说要有什么寄语的话，我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多写点接地气的文学，多关心当下的世道人心。
祝《花城》不惑，永远站在时代潮头
何平：今年是《花城》创刊40周年，您对《花城》有什么寄语或祝福？
周梅森：我一直关注《花城》杂志，如今的《花城》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文学的坚守。现在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代了，在网络和影视的侵蚀下，文学小众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市场萎缩，读者受众越来越少，但《花城》守身如玉，在我的印象中，从没丧失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信念，没搞过乱七八糟不务正业的东西，也没变成卖版面的广告读物，这是令人欣慰的。
其次，《花城》仍然保持着对文学潮流的敏感性。比如，近期对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视，既让我意外，也让我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它是《花城》。
四十不惑，祝《花城》不惑，越办越好，永远站在时代潮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