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当代诗歌创作论坛在南京举办

　　4月24日下午，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青春》杂志社主办的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系列主题活动“中美当代诗歌创作论坛”在先锋书店举办。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项晓宁、副总经理茹洋，《青春》杂志执行主编李樯等主办方人员参加了论坛。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平教授，作为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发起本次论坛。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的诗人詹姆斯·谢里（James Sherry）、大卫· 泰特（David Tait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杜骏飞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傅元峰教授，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奎潮，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翻译家孙冬等参加了论坛。嘉宾们就中外诗歌创作的最新潮流、汉语诗歌发展方向和文学、诗集类图书出版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交流，迎来现场听众阵阵掌声。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项晓宁表示，诗歌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汉语新诗的发展，离不开中外诗人的互相渗透，交流和借鉴。当初，海子的第一部诗集，就是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南京出版社、《青春》杂志社，将为汉语新诗的发展推出更多精品，做出应有贡献。

中美当代诗歌创作论坛嘉宾发言摘编

　　詹姆斯·谢里（James Sherry） ：1946年生，毕业于俄勒冈波特兰的里德大学，在布兰迪斯获得研究基金。出版13本诗集和散文集， 诗歌批评论著一部，数百篇诗歌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目前谢里任纽约知名出版社Roof的社长和Segue 基金会会长。资助出版了一千多部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的诗选。

　　David Perry大卫· 佩里：上海纽约大学写作项目教授和诗歌活动组织人，曾兼任爱荷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教授。毕业于爱荷华大学的艺术创作和翻译硕士，发表诗集 Range Finder 和 Expat Taxes，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诗歌数十篇。 

　　项晓宁：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杜骏飞：诗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黄平：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于奎潮：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诗歌出版人

　　傅元峰：诗人，评论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冬：诗人、评论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孔子学院院长

　　李蔷：诗人，小说家，《青春》杂志社执行主编

        发言摘要：

詹姆斯·谢里（James Sherry）

　　詹姆斯·谢里（James Sherry）：作为一个已经写了五十年诗歌的诗人，我不能就诗歌的总体为你们说点什么，但我会把诗歌分解开来，为你们介绍它其中的部分。

　　二十五年前，我到中国做了一些诗歌的朗诵活动。我发现，其实南京有些诗人的想法和我非常相近，但是由于我们语言中句法和语法的不同，我们处理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

　　当时南京的诗人，包括车前子、周亚平、黄梵，那时还很年轻，他们当时写了一些和我的理念非常相近的诗歌。受到这种启发，我看到了语言之间自然的联系，包括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联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诗歌和诗歌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就逐渐形成了“语言生态”这么一个概念。

　　我把每个诗人都看成是一种诗歌的物种，这种“生态”不仅是我诗歌所写的内容，也代表“我”的诗和“他”的诗之间的关系。

　　大卫·泰特（David Tait）：说到写诗，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平均每五年才会出一本诗集。对于我来说，不写诗的日子也挺好，我写诗的时候，诗情和诗思通常来源于一种断裂。知道的和你欲望得到的，中间出现一种差异、一种断裂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写诗。

　　我的诗集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近期的《和幸福的自画像》是面向爱情的，十月份将出的诗集又着眼于环境，这就是致力于不同的情感和需求。

　　黄平：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学者主张诗歌中的平衡，这刚好与您的观点形成对立。那么，我非常感兴趣您是怎样看待这类的中国诗歌的。

　　大卫·泰特（David Tait）：对于平衡和形式，很多人想要打破，很多人想要去遵从。对于我来说，我很信奉罗伯特·夫莫斯特的一个句子——“如果写诗的人自己都没有意外和惊奇的话，那么读的人就更不会有”。

项晓宁

　　项晓宁：今天是一个诗人的聚会，我代表出版传媒集团表示由衷的欢迎。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以“青春”的名义来聊诗歌。对于诗歌来说，我只能说是一个爱好者。我更关注的是怎样让我们的《青春》杂志，让我们一代代年轻人的诗歌梦想能够变成铅字，变成互联网上的字节，然后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我更是一个出版人，在寻求诗歌中的更多机会，但是我仍旧想知道该怎样让诗歌更广阔地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杜骏飞：各位都知道，往前三十年，中国遍地都是诗人，我也未能幸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大部分的诗人其实都经历了命运的转折。就像我，今天终于成为一名“非诗人”。

　　一直以来呢，我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觉得诗歌有几种，一种是我们和自然的对话，第二种是我们和人的对话，第三种是我们和自己的对话，最后是我们和神的对话。

　　岁数越大，你写诗的年龄越长，你越会觉得，与自己的对话比与人的对话更重要；与神的对话比与人更重要。所以现在，虽然我写的诗比以前多很多，但我已日渐不是一个诗人了，因为我觉得诗歌是需要重新定义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得像一首诗比写出一首诗要重要得多，而且诗歌也并不是真善美或者其它的一些概念，而是人世间的总和。

　　首先，我的理解，诗歌是普世的，但它也是不可通约的，就像我和我的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即便我们的书信是一致的，但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对方是在写什么。所以，这两者是并驾齐驱的。第二个观点，文本都是可以公开的，但人生应该是隐秘的。

　　我们通过日常来反应神性，我们对诗歌的理解越深，越意识到自己更接近于神性。所以，我有一个比喻，“写诗是一条河流对它流逝的水花的一种特写”，而这种特写一旦被写成诗句的时候，这个诗也就消失了。

　　当我们写出一首诗的时候，无疑于给这条河流拍了一张照片，而照片其实并不是诗歌的全部。因为在作者的内心深处，诗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境，也可以说是人生的总和，而文本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所以，我的想法是，“诗歌死于书写”。

　　而一个人的阅读，有点类似于“一条河流对另一条河流的想象”。其实每一条河流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都是孤独的，而且它知道自己是孤独的。所以，化解这种孤独，只能靠阅读另一个人的诗。

孙冬

　　孙冬：对于我而言，很多时候，我并不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快乐，唯有写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才是通畅的。诗歌给我无以替代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诗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觉得诗歌不应该被定义，不应该规定诗歌该以怎样的模式去写。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不该因为它的类型而被定义好坏。

傅元峰

　　傅元峰：我面对是一个并不鲜活的研究对象，这就容易使我的研究成为两种东西，第一，我成为一个“悼亡者”；第二，我成为一个“催产婆”。

　　我承认，新诗存在一个语言的困境，我们是以新白话作为一个语言基础来进行写作的，然而，新白话作为一种语言，它的尊贵、它的艺术性、它作为诗的语言的这样一种升值，现在是可疑的。

　　我有一种观点，“新诗起源于翻译”。当初，胡适所做的尝试是来预想一种新的诗歌，这种诗歌甚至连它的语言都没有形成，亦即它的主体还未形成。我们可以躲藏在旧诗的躯壳里，在那里，我们获取一种诗歌语言的源泉，即使它是僵死的，它能够自我证明。但新诗没有。

　　现在，我读一些诗人的诗歌，也很明显能感受到一种翻译的气息，它的主体并不是一个中国的文化经验里所阐述的主体，这就导致我作出一个判断——新诗还在孕育当中。　

　　黄平：那该如何看待新诗评论的情况呢？

傅元峰：由于它的对象尚处于棺材或者说是母腹当中，导致诗歌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假想，而这种假想必须建立在某种当代为塑成一种诗歌主体而必须的一些相关元素上，比如哲学、语言学。但是当代诗歌评论者如果同时不具有诗人的身份，那么往往会欠缺一些诗歌批评的最起码的记忆，这就导致很多诗评陷入虚妄。

李樯

　　李樯：承接杜老师的话题，我想今天的聚会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某种交流，即两朵云在天空相遇后，能否达成进一步的融合？我想是可能的。

　　说到读者，说到东西方诗歌的交汇，我想到我们《青春》杂志在去年一月开设的栏目“世界大学生诗歌联展”。我读很多当代年轻人的诗歌，很难收获一种兴奋，大多变成了一种靡靡之音，没有力量和创造性。所以，我发起了这样一个栏目。通过这个栏目，我发现西方英语国家年轻人的诗歌写作，在语言的探索和拓展上，的确比国内年轻人先行一步。当然，一些年轻人对语言的破坏（断裂）有了自己的自觉性，更可贵的是，在破坏的同时，他们能有所建立。这种诗性的控制是很好的突破，因此，我对当代诗歌的传承和发展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于奎潮

　　于奎潮：我想谈一下关于诗歌出版业的话题。我们的诗歌出版和美国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基本上是依附于国有出版社来完成出版。但近些年，有一些和出版社合作的民间机构、民营出版公司介入了诗歌出版，也出现了很多有理想的民营出版人。我觉得这是近些年中国诗歌出版业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目前需要留意的，还是翻译水准的问题，随着出版量的增加，目前翻译的水平参差不齐。此外，我觉得高校学者对诗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学院派，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诗人，所以与民间现场并没有隔膜。这也是诗歌繁重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