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网讯 2022年11月12日上午，新山乡巨变与新乡村书写主题论坛在常州召开。论坛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州市文联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蒋鹏举，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舒文，以及首届高晓声文学奖获奖作家、国内知名批评家等20余人出席研讨。丁捷和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分别主持论坛开幕式和主题发言。
吴义勤在讲话中指出，从文学与现实的勾连来看，我党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山乡巨变：第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土改，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家创作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文学经典；第二次是合作化时期，诞生了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著名乡土文学作家；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贾平凹等写了一批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文学作品。“第四次就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中国在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完成之后，以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生态建设等为特征的山乡巨变”。此时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出发点就是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召唤”，推动产生一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经典作品，塑造一批新的文学典型形象和新时代文学地标，激活“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并推动在山乡巨变一线的民间写作者书写自己的生活。吴义勤指出，这一计划“不要急功近利的、主题先行的、简单图解政策的、宣传口号式的作品，也不要粗制滥造的、歌功颂德的、好人好事式的作品，需要的是充满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充满思想深度和人性温度的优秀作品。”
“一直以来，江苏文学就有书写乡村题材的传统。”汪兴国在致辞中指出，高晓声先生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作品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赵本夫、范小青、毕飞宇等作家的乡土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江苏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苏作协将认真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构筑文学精品创作高地的丰硕成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汇聚文学的蓬勃力量。
此次论坛是江苏作协贯彻“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一个具体举措。而吴义勤和汪兴国提及的乡土书写传统、新乡村现实、写作主体和文本文体等均在论坛中得到了回应和讨论。
从高晓声谈起：对经典乡土文学脉络的赓续与继承
今年7月，丁帆回到年轻时候插队的宝应县，明显感觉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乡土的地缘地貌、农业文明的种种景象全部被破坏了。”丁帆从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上将其视为已经悄悄开始的“第三次山乡巨变”。在他看来，现代当文学史上的第一次乡土文学发轫期是以鲁迅为首的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的乡土文学黄金期；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技法融入乡土书写，从主题和审美两个角度形塑了乡土文学的新变；面对新世纪开始的第三次巨变，“作家要怎么来写？”
正如丁帆所说，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鲁迅开始，乡土文学一方面不断与新的乡土经验发生深刻勾连，一方面不断在汲取以往写作传统的基础上发生“蝶变”，沉淀为新的书写传统。“高晓声身上就鲜明地体现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在何向阳看来，鲁迅的小说至少有三个线头，一个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对农民问题的思索，一个是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开掘，一个是以《祝福》《伤逝》为代表的对女性问题的关切。高晓声恰恰延续了鲁迅对于农民思索的线头，“高晓声用艺术的手法将改革开放时期农民的所做所想写出来，比如《漏斗户主》和‘陈奂生’系列，丰富了中国文学谱系的农民形象。时代之变见于陈奂生的一生，农民之变见于高晓声的笔下。”
新乡土现实：是文化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以高晓声的创作为历史镜像，当下，经典文学源流还能否与新时代乡土现实汇合相撞，激变出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山乡巨变”？何向阳指出，“新山乡巨变是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无论作家或批评家，谈到乡土写作，首先让他们感到困惑的便是新时代的乡土经验。罗伟章和胡学文明确表示自己是“带着问题来的”。“比如农民这个身份怎么界定？”朱辉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认为还是要看他和农产品的关系，他是不是农产品的生产者。
农民是不是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者？“过去农民养鸡养猪种粮，但现在很多农民都不种粮食了。”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土地被集中流传，很多人不种地不养鸡。广大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了，靠打工的钱反哺乡村。在农村出生长大的王彬彬面对新的景象同样深感困惑。
“每一次乡村运动、乡村叙事，都与整个社会政治变化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联系。”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近年回到故乡，很明显地感到乡村的人文结构被颠覆了，“我青少年时期所有的生活场景被保护了，变成风景，这中间有很大区别。”
类似的变化让作家范小青同样印象深刻。她看到，当前很多地方建有特色小镇，虽然精美，但规划思路雷同，多元化的乡村生态被框定的“特色”所凝固。她另外了解到一些人四五十岁之后突然开始写文学作品，他们大都是农村的拆迁户，分房以后开始寻求精神生活。对于这些新的现实和人物，“怎么认识怎么去写，都需要深入思考。”
作家余一鸣近年来专注圩田文化对平原农民的影响，为了创作，他多次深入调查，对当代农村现实也有自己的感悟。他认为当前乡村值得关注的变化包括：大学生村官下乡和农民的融合、农民进城赚钱回哺乡村、扶贫工作的反复、生态领域的还湖退田。“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化，很多农民有很大的心理上的不适应，这都是要理清的。”
诸多发言已然揭示了迥然各异的乡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之大，各地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处境差异很大，写这个地方的农民，怎样让其他地域的读者跟你共鸣？”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因此提出寻求“聚焦”以达成情感共振。作为研究者，他沿着乡土文学书写经验抽丝剥茧，提出了几条方法论，比如以“乡镇”为关注点，“乡镇连通城乡就容易聚焦，路遥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想克服地域的隔绝，取得共同性。”
新乡土书写：没琢磨透，才有写作的欲望
在传统农耕观念、农业文明遭到颠覆的时刻，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边界也随之衍变、扩张。“其实写的时候不会有很明晰的区域性定义”，作家胡学文指出，比如一个乡村整体搬迁到县城或乡镇，人的生活、情感、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始终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变与不变的这种关系是怎么互相影响的？我也没琢磨透，因为没琢磨透，可能才有写作的欲望。”
胡学文所说的“没琢磨透”更多是充满问题意识的写作预备，与毫无积累和毫不“琢磨”的贸然书写截然有别，而后者必然产出粗制滥造的文本。《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剖析当下乡土创作存在的几类突出问题：主题创作的误区，除了“主题”对，其他都是错的；现实感的误区，如图解文件、政策的表面现实，卖弄风土人情的地方性现实和歪曲的戏剧性的媒体现实；此外，还包括作家的误区、正能量的误区和文体的误区。
谈到文体和作家，何同彬提出，是不是应当借鉴“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这些平台的既有经验，鼓励真正有乡土经验的文学素人开展非虚构写作？这一想法与苏州大学副教授刘阳扬不谋而合，她提出，新时代乡土书写，或许可以继续强化文学地标，推动文体新变，引入非虚构这一文体样态来革新当下的乡土题材写作。
“即便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乡土观念和乡土经验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说。与何同彬剖析的问题文本相对照，韩松刚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胪列了当下值得关注的乡土书写。张光芒历数乡土文学领域的江苏身影：比如张荣超和谢昕梅的《我是扶贫书记》、李海年的《大步流星》、王大进的《眺望》；全国范围内则是赵德发的《经山海》。这些或是关注新时代“创业史”，或是塑造了与以往不同的返乡青年和打工女性形象。韩松刚则重点关注了一批青年作家：游牧作家索南才让的代表作《荒原上》是一种偏于自然的写作；江苏作家孙频的最新山林系列小说《以鸟兽之名》，糅合悬疑、侦探、意识流等多种元素，是一种偏于现代的写作；魏思孝尝试为身边的农村妇女和农村男性“做传”，推出“乡村三部曲”；郑小驴的《西洲曲》有一种历史化的乡土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甫跃辉的《万重山》则是偏于记忆的书写。韩松刚注意到，这些青年作者的共同点是没有“乡愁”，告别乡愁，甚至可以说拒绝乡愁。“乡村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镜像，它预示着城市和乡村的浑融一体。”
回到高晓声：好的文学一定是生命力去推动的
这是一种新的写作意识。“意识对写作者很重要”，作家沈念认为，今天写乡村更应该去写现代化巨变对人的精神状况的深刻影响，因此要去经历、去积累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情感的认知。王彬彬也指出，“你可以纯粹表达你的感受、你的困惑、你的迷茫，但是感受困惑迷茫要表现得有深度，就需要理论思想的介入。”或许可以从这个层面重新理解胡学文的“没琢磨透”，而这也是今天重新谈论高晓声的深层意义。
仍然回到高晓声。《收获》主编程永新年轻时候从前辈编辑口中得到了对高晓声的印象——“一个被改造成农民躯壳的作家，但他有那种向往现代的灵魂。”通过阅读，程永新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反差。高晓声的作品中，他最喜欢《钱包》和《鱼钓》。“《钱包》不仅是具象的钱包，《鱼钓》也不是具象的鱼钓，它们都有超现实的象征意义。”在程永新看来，现实主义是一棵参天大树，但是这棵树上带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果子。“在高晓声他们那一代作家里面，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有那种对生活、对灵魂、对艺术自觉接轨的意识，这是今天特别要去继承的东西。”呼应罗伟章开头提出的担忧——“现在很多作品生命力比较弱”，程永新再次强调生命力的重要，“好的文学一定是生命力去推动的”，高晓声作品里的象征正是跟他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
毕飞宇对程永新的话深有同感。总结发言时，毕飞宇提到当年读高晓声的《鱼钓》，“我吓一跳，我再也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之前，高晓声就为我们提供了如此杰出的文本”。那时他应王彬彬的邀请为高晓声撰写评论，因而系统重读了高晓声的作品，“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相信了王彬彬教授的判断，享有盛誉的高晓声被我们低估了，他依然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去探索、去深化。他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是一个到了晚年开始迅速生长的作家。”因此，“高晓声”三个字也是促成省作协与常州市委宣传部合办高晓声文学奖的重要原因，毕飞宇表示，这个奖的意义不仅仅是让这些作家获得荣誉，最要紧的一条是要让依然关心中国大地的作家找到了方向，通过评奖为未来乡土文学小说提供标杆。（文/俞丽云，图/于邦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