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光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论丛》（CSSCI 集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学术专著《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赵京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
叙事追问与批评反思的多维向度——谈沈杏培的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沈杏培是年轻的“80后”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以不同的“问题域”为学术区隔，以叙事追问和批评反思的多维向度为学术路径，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板块性和颇具气象的学术格局。沈杏培学术起步阶段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在作家作品的阐释过程中揭示不同作家、不同文本之间的叙事关联，他对儿童视角叙事等的相关研究逐渐聚拢为不同的“问题域”，成为他打开叙事学研究新向度的学术基点。当代小说的“历史记忆叙事”研究是沈杏培文学批评对象中发展最为完备的“问题域”之一，相关研究成果显示了他问题意识衍化和批评方法生成的历史线索。新世纪文学研究是沈杏培学术版图的一次自然拓展，他对当代文学现实性、介入性、公共性的关怀都在这一领域内开辟出了新的学术向度。对文学资源与写作风格之关系的研究代表着沈杏培对叙事学研究的一次突破，对当代文学批评本身的反思则显示出令人沉思的多向维度。
关键词：沈杏培；文学批评；文学叙事；“问题域”
沈杏培是年轻的“80后”文学批评家中的骨干力量，在儒雅的学术气质与自由的学术姿态之下，其文章兼具理性的闪光与批判的锋芒，蕴于其中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也日趋成熟，并在学界引起了较多的关注。细察之下可以发现，对文学叙事的多层面追问与对文学批评的多角度反思统摄着沈杏培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这种追问和反思本身又各具不同的阐释维度和逻辑向度。时至今日，沈杏培的文学批评不但表现出一种有序的、阶段性推进的学术特点，而且以“问题域”为区隔，呈现出具有清晰逻辑关系的板块化分布，而不同学术板块之间的关联性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依赖于批评主体的自觉建构。这种建构，既显示出沈杏培文学批评的总体风格，也从中浮现出一种极具生长潜力的学术理路和研究进路。
一
“阐释线”、概念群与“问题域”：文学研究的独特路径
可以说，沈杏培从进入文学批评的最初阶段开始，就已经表现出对文学审美的高要求和对叙事研究的执着。叙事学对沈杏培的文学批评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充分展现了叙事学作为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创新与生发功能，而又很少受到它容易在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粗粝的束缚作用。作为在叙事学批评范畴之内的学术策略，沈杏培擅长通过小说的叙事脉络追索作家的讲述方略。他面对批评对象，不作空泛的议论，而是沿着对叙事脉络的追索，从作家的讲述中寻找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在这一思路之下，文学讲述（叙述、叙事）成为沈杏培文学批评的思想脉络和阐释线索。沿着这样一条“阐释线”，他早期的文学批评维系了作家经验与读者体验、叙事追索与主体阐释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既不溢出叙事学批评的基本范畴，又不陷入通常的叙事学研究的窠臼——他往往着力于一个独特的叙事学概念，借此另辟蹊径，表现出独创性的一面。例如，对于余华、莫言的小说，沈杏培并不逃避学界热议的暴力死亡主题，但也并不津津乐道于这种暴力叙事所带来的美学效果，而是从叙述主体“道德情感立场和价值评判”的隐匿中发现了一条对其进行文化解读的阐释路径[1]；对于鲁迅的《故乡》，他越过传统的政治性与阶级性的“偏读”，重新发掘出文本讲述过程中被忽视了的“我”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历程中的“自我纾解特质”[2]；对于《红旗谱》，他看到的是鲜艳色彩光环之下作家对知识分子依附性的潜性格的塑造[3]。这种钟情于叙事学而又不断创新的批评方法，使得叙事学概念在沈杏培的文学批评中获得了一种体系化的生发机制并以“概念群”的形式呈现。
沈杏培文学批评中以叙述、叙事、讲述为中心词的叙事学概念可谓荦荦大端。有叙事方法、叙事特征、叙事模式、叙事对象、叙事空间、叙事策略、叙事逻辑、叙事向度、叙事类型、叙事传统、叙述视角、叙事角度、叙事手法等常见的理论概念；也有叙事节奏、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述语调、叙事主体、叙事范式、叙事形态、叙事伦理等内涵更为新颖的理论话语；而更多的相关说法在他这里尤其富有个体批评的色彩，像叙事风貌、叙事框架、叙事法则、叙事智慧、叙事限度、叙事视域、叙事机制、叙事技艺、叙事困境、叙述载体、叙述意图、叙述话语、叙述内容、叙述行为、讲述方式、讲述方略、讲述特点，等等，在使用中每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为同一批评方法谱系之内的基本概念，它们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出现的密度和整体规模都是惊人的。这些词汇中有一部分，特别是第三类，在其他人的叙事学批评中难得一见，表现出相当的独创性。可以说，沈杏培在他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出了创造新概念的某种天赋：新奇而又不显晦涩。沈杏培将批量化、密集化出现的叙事学概念作用于具体的、较为集中的当代文学批评对象之后，生成了一些具有学术纵深和学术生发功能的“问题域”。
对于文学批评，沈杏培看重的“一是问题，二是立场”[4]。在这样的批评观念之下，问题意识不只是文学批评的导向和归宿，也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没有问题的批评，就没有价值。学术起步阶段的沈杏培，已经表现出极强的“问题域”意识，他不是盲目地阅读文本，而是围绕某一个学术问题来选取批评对象，继而衍生出彼此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交织成可以开展系列性、专题性研究的“问题域”。略作考察即可发现，沈杏培正是在“儿童视角叙事”和“文革叙事”两个“问题域”的“生长”过程中完成了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以沈杏培2004到2009年间对中国当代小说“儿童视角叙事”的研究为例，在叙事学的批评视角与儿童的叙事视角所撑开的张力空间之内，他的论述对象涵盖了对儿童视角相关作品叙事形态的描绘，对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对叙事文学作品的童心化解读，对儿童视角文学研究价值的诗学阐释，以及对儿童视角叙事模式、文化内涵、文体意义的揭示等等[5]。显然，儿童视角不是沈杏培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他以叙事学方法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学术场域。在这种随着批评实践的不断推进而持续性拓展或另行开辟的学术场域内部，沈杏培以文学批评的专业视角具体考察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讲述方式和叙事主题，建立起了当代作家的文学建构、文学想象与其叙事技艺、思想特质以及社会历史之间复杂多维的逻辑关联。
以当代小说叙事脉络的追索为阐释线，以集群出现的概念支撑为叙事学批评的有效视角，以学术问题的生发、团簇和区隔为学术价值评判的主要依据，是沈杏培很早就形成的文学研究与现象阐释的基本思路。
二
“历史记忆”与“现实介入”：叙事追问的双向关切
在沈杏培看来，或许2011年才是他学术研究的真正起点。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论《小说中的“文革”》，由此，他的文学批评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问题域”。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沈杏培对于文学叙事的追索突破了叙事学和整个“内部研究”之维，社会历史的因素更多地介入其文学批评的艺术视野，他对文学叙述的考察或评价开始突破艺术和审美的范畴，同时具备了历史和现实的向度，实现了文学批评对文学叙事的双向关切。
当代作家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形态和叙述方式，是沈杏培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问题域”。他对“历史记忆叙事”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相应的研究思路如下：
所谓历史记忆叙事，是包括作家以小说这一文体书写这段历史时采用的结构、视角、话语、修辞手法等在内的意义和范畴。历史记忆叙事本身毕竟还只是一个文学叙事、文学形式或所谓讲故事的方式，笔者所要关注和考察的是历史记忆小说在不同时期，在主导性文化影响或多元文化语境下呈现出怎样的叙事特征和叙事范式，在这些叙事形式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社会因素、审美观念、历史意识、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力量、作家的文学观等的变迁。[6]
在这一“问题域”内，由“历史记忆叙事”这一核心概念所衍生的问题包括且不限于这种表现形态和叙述方式在不同叙述主体、不同历史经验作用之下的生成差异，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跨越时的流变轨迹，以及对这些差异和流变的动因在社会、历史、文化等不同视角的考察和追溯等。除了零散发表的学术论文之外，随着《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一书的出版，沈杏培对这一“问题域”内相关问题的思考最终以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学术面貌呈现出来，这也代表着他对自己早期学术路径的一次回顾、修订和总结。在该书的自序中，沈杏培写道：“这本书对我意义非凡，它融入了我学术起步阶段的热情、困惑和跬步向学的自励和学术尝试，是我人生前一阶段的总结和蹒跚学步的印迹。”
他对自己学术道路上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是极为敏感而自觉的。事实上，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学术思路，早在沈杏培更早的批评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延伸到他文学研究的整体对象中去。在这一“问题域”内的具体批评文章中，沈杏培尤其看重“文革”作为一种叙事经验在不同美学风格、不同讲述策略的作家主体笔下所发生的叙事变异[7]，这既反映出社会历史对文学叙事的作用方式，更表现出作家作为能动性的讲述主体，在主体思想与艺术审美、历史记忆与文学表达、动力作用与阻力作用之间做出的因应与选择。
近年来，沈杏培对新世纪小说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客观上历史记忆叙事研究作为“问题域”向外拓展的限度促成了沈杏培文学批评对象由新时期文学向新世纪文学的一次顺接和转向。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研究作为新辟的学术板块，其“问题域”的拓展不但带动着沈杏培的学术思路从文学叙事的历史记忆转向现实关切，更催动着他从文本批评转向现象批评，从讲述追问导向社会追问，进而从批评中拓展出对批评自身的反思。在这一思路之下，沈杏培主要关注新世纪小说的现实性、介入性和公共性等问题，他一方面试图对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真相进行忠实的勾勒与呈现，另一方面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态度介入新世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场，勇敢地指摘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已经表现出的局限。
沈杏培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散点式研究现实。这一“问题域”内的具体学术问题往往是由社会现实相关的文学、艺术、文化活动或社会现象所衍生，因此，同一“问题域”内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或关联表现出松散化特征，不再密集、严整而统一，问题的提出或者具体展开过程也显现出自由化或宏观化的倾向。出于对叙事特征、审美文化等问题的执着关注，沈杏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批评对象甚至一度扩展到影视动画和户外真人秀综艺节目等领域[8]。而他对文学现象的批评，也表现出与此前大不相同的特质。其一是介入性和批判意识的增强。沈杏培在其新世纪小说研究中表现出对文学“以虚击实”[9]的作用力量的重视，“介入性”在其批评文章中从一种叙事特征上升为一种评判标准，这与他对新世纪小说“轻逸化”[10]审美趋向的自觉反拨有关，也反映出沈杏培对文学批评之社会功能的一种坚守和对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干预性的一种重摭。以沈杏培对毕飞宇小说的批评为例，一方面沈杏培延续着此前研究中对作家叙事方略的深层追问，揭示毕飞宇在文本修改过程中表现出的审美流变和叙事调整的正面价值，盛赞毕飞宇小说中独特的语言风格、自觉的精神立场和真挚的现实情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为警惕毕飞宇在小说叙事中呈现的过度悲观的精神指向及其对“现代性”的过度警觉所导致的叙事空间的逼仄[11]。沈杏培针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作家作品论，大多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反思、警醒或批判意识，例如，他认为乔叶《认罪书》中对于罪恶的救赎方式和草草收尾的叙事格局反映了作家在叙事自信和架构宏大历史能力方面的不足[12]；他在揭示苏童《黄雀记》重返写作起点、以“旧美学”翻出“新文景”的同时，并不否定其他“批评之声”的合理性[13]；他在肯定李洱《应物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叙事作为当代生活“记忆术”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摘解读这部小说过程的费力、颓败和“剥完洋葱后的一片虚无”[14]。这种批判意识同时表现在沈杏培文学批评的自觉性和他对“批判者”的认可上，在《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一文中[15]，沈杏培直接将此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诉求”喊了出来。
其二是现实性要求和公共性表达的凸显。在对具体批评对象的讨论过程中，沈杏培开始更多地进行话题延伸，将文学现象与社会发展，将当代作家个体与当下创作整体进行有机关联。例如，沈杏培关于新世纪小说的叙事同时关联着当下社会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综合问题，譬如灾难疾疫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生态问题（狼叙事）、青年问题、善恶伦理问题等，这些相对宏观的问题很容易成为独立的“问题域”，打破了作家作品之间原生的叙事壁垒，最终在公共性的学术话语和批评语境之内呈现，与此相关的批评文章往往不是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而是直接反思文学创作和社会思想的某一种潮流。
三
阅读史、接受史、写作史：文学资源与文学写作关系研究的三维视野
从对文学资源的考察切入对经典作家叙事技艺和讲述风格的追溯，是沈杏培近几年来文学研究的又一板块。这种“关联式”研究既可以看作影响研究和关系研究的一种综合，也可以看作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的一种综合。其基本思路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追溯可能影响作家叙事技艺和讲述风格的作家作品、地域文化、人生经历、人际交往、文学事件、社会思潮等的生发或作用过程，力图再现经典作家被历史和文学塑造的某些细节。
一般说来，对文学资源的考察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会导向一种横向的思路，但事实上影响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学资源是复杂的，很难从类型上进行明确的、彼此互不重叠而又无所遗漏的划分。比较简单的归类方法如本土资源和域外资源只能在考察过程中做出简单区分，在具体论述中则难以截然分割，因为无论本土还是国外的文学资源，都必然地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文化的、社会的、传统的、现代的资源等，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立体的交叉。显然，沈杏培对这些问题格外敏感，他独创性地采用了一种关联文学资源与作家创作的纵向思路，将这种影响作用的研究具体化到一种依托于“史”性研究的三维建构，即在“阅读史（接触史）-接受史-写作史”的视野之内讨论文学资源的影响问题[16]。
关于文学资源的这一研究思路，沈杏培在理论与实践、作家个案与作家群体研究中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个案研究如《张承志与冈林信康的文学关系考论》一文[17]，沈杏培通过考察张承志日本之行的人生经历及其与冈林信康之间的私人交往，发现了友人的人格气质和音乐美学对作为作家的张承志在文学风格方面的塑造作用。这篇文章可谓沈杏培在文学资源这一研究思路上的一次远探险，文中对文学资源影响作用的相关判断作为文学研究的结论无疑是新颖的、理想的，但又总是可以提出疑问的。而且要从理论上对产生这种影响作用的资源进行归纳或者归类也是困难的。从接触史的角度来看，它同时包含着域外资源、文化资源、艺术资源的各种因素，但每一种因素在张承志接受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文学创作中的最终表现形态又都难以量化，显现出这一类研究必然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沈杏培和王雨以江苏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描绘了江苏几代作家对域外文学资源的阅读和接受图景，进而对域外资源与本土资源给予这一作家群体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理论化的归纳[18]，指出域外资源对江苏作家的影响重在创作形式的革新，而相关作品的精神内核更多来自作家对“五四”启蒙理念的继承和对现代性的价值追求等。这就对不同类型文学资源的影响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和限定。可以发现，当沈杏培在这一基础上再次回到个案研究，对毕飞宇阅读史与创作史的关系以及王蒙小说创作史上同一主题、同类人物的变迁进行文学资源溯源的时候，他的这一方法变得更加圆熟而又自信，其追溯对象已经涵盖了作家写作的叙事风格、精神传统、讲述技艺以及认知与思想变迁的各个方面[19]。
2023年7月，沈杏培在北戴河与王蒙先生访谈
四
形态、功能、方法、限度：批评反思的四元向度
沈杏培从文学批评到“批评之批评”的学术进路是自然且自觉的。他一路走来的整个学术历程与叙事学理论密不可分，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叙事学探索的可能领域，而是深入其“不可能”的领域。尤其是他对文学资源的关注，让他产生了对文学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的高度自觉。他在叙事学理论和概念创新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叙事学理论的溯源和比较，在对文学写作进行影响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批评的资源问题。例如他对希利斯·米勒、华莱士·马丁、热拉尔·热奈特等人的西方叙事理论都极为看重，然而作为影响其批评实践的学术资源，显然后者对沈杏培的影响更大，尽管沈杏培不是热衷于西方理论的批评家，但从他文学批评的基本思路中仍可以发现热奈特批评理论的一些影子。沈杏培在对自身批评资源进行自觉追溯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其他人的批评——文学本体研究与批评研究的有机结合，以及从不同的向度对文学批评现状、批评现象进行理论化、系统化反思已是必然。批评反思是沈杏培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拓展，为数不多的学术成果已经在业内引起极大反响，这预示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功。具体地说，沈杏培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主要从四个向度展开。
一是反思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二是以此为基础反思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表现形态或者批评生态，二者密切相关。关于沈杏培的文学批评观念，刘大先曾进行过一次归纳：
沈杏培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批评观：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20]
《在寻美与求疵、及物与向善之间——沈杏培学术印象》，《文学报》2022年10月20日
这一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目的上的“寻美”和“求疵”，功能上的“问诊”，方法上的“及物”，以及价值标准上的“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引领作用，是沈杏培对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要求，也是对文学批评本身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之下，他发现了当代文学批评因为某些维度的缺失而导致当下文学批评生态存在重大缺陷，《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维度和趣味维度》一文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文章认为“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重建和文风重建是当前文学批评生态重建的两个重要的维度”[21]，是建设规范和良性的批评秩序的重要切入点。这是因为，趣味性非但不是文学批评的累赘，而且是陈腐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瘦身”的极佳路径，是补足文学批评灵动性与智性的重要方式。但对批评趣味的追求又绝非冲击其价值立场的理由，批评主体的价值判断是塑形文学批评整体形态的核心支撑，不应被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遮蔽，或因对其他维度的偏向而有所妥协。
三是反思文学批评社会干预功能的失落。在沈杏培的学术理念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应当进行概念和功能上的区分。在《文学报》的一篇采访报道中，沈杏培专门强调了这一点。与一般理解有所不同的是，沈杏培不是把文学批评看作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是强调两者在功能上的差异及其相应的两种“范式”在批评史上的博弈。他认为文学研究这一概念接近于传统的专业研究，而文学批评“连接着广阔的现实”“在形态和功能上都更为丰富”，因此，批评家放弃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文化干预，是从批评走向研究的一种退化[22]。为此，沈杏培撰文痛批当前文学批评中流行的“化简为繁”式的义理叠加、“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和“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力倡“及物”的文学批评[23]。在《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他建议要警惕文学批评的症候化生长，重启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发展，将“发挥文学批评的文化干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拓展文学批评主体的身份和批评观念，丰富文学批评的阐释范式，重申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思想话语的价值功能”作为当代批评家的主要任务[24]。在这种思路之下，看似粗暴而出于善意的判断、表现激愤而不失真诚的评价等都是文学批评发挥其专业性的作用力量、保持其重要社会功能的应有之义。
四是反思文学批评的现有方法及其限度。在论及文学批评的具体方法时，沈杏培表现得谨慎。他认为文学批评者在做到“有所不为”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文学批评本身的“有所不能”，因此他始终关注文学批评方法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例如他提出将“社会主义文学”作为研究方法的新思考，但在其适用性和有效性方面又做出了严格的学术限定[25]；他反对当代文学批评中盲目奉行“作家已死”的过度阐释，强调文学批评对作家声音和作家意图的重视，同时也注意到了二者进入文学批评的方式及其可能带来的合法性与合用性的冲突、“拐杖与囚笼”的悖论，以及相关研究的有效角度和功能限度问题[26]。2018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一文，是沈杏培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与大胆揭示的代表性成果，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如前所述，“关联性研究”是沈杏培文学批评中的一大板块，在沈杏培看来，探讨、追溯文学现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内在关联、因果关系、影响效果，从而揭橥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历史真相，彰显文学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常见路径。在这一学术路径上，他跳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自己的批评经验着眼整个文坛的时候，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文学批评中“松散关联”“虚假关联”“庸俗关联”等的种种不良倾向[27]。他没有将相关讨论停留在理论范畴凌空高蹈，而是以现有研究中的诸多实例指证这些问题的切实存在。立足反思，旨在清理，沈杏培对当代批评这一学术症候的揭示，维护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干预功能和他自己身为批评家勇于求疵的学术理想。很明显的是，“求疵”是靠近“无暇”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沈杏培在文学批评方法上的审慎与严苛，正是他将“不隐恶不虚美”的学术理想付诸实践后必然的表现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20AZW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沈杏培：《暴力的狂欢与宿命——对余华暴力死亡主题的文化解读》，《文教资料》2003年第4期。
[2]沈杏培、姜瑜：《启蒙、精神还乡、家园意识的三重溃败——对鲁迅〈故乡〉主题的重新阐释》，《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沈杏培：《依附：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潜性格——以〈红旗谱〉为例》，《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刘大先：《在寻美与求疵、及物与向善之间——沈杏培学术印象》，《文学报》2022年10月20日
[5]相关研究参见沈杏培、姜瑜：《童心的透视——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策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沈杏培：《“巨型文本”与“微型叙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儿童视角叙事策略的文化剖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姜瑜、沈杏培：《儿童视角的诗学阐释及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沈杏培：《童眸里的世界：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论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沈杏培：《童年母题的当代书写与意义生成——新时期童年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透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沈杏培：《论儿童视角小说的文体意义与文化意味》，《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6]沈杏培：《〈废墟与盛宴：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前言》，第2-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7]相关文章可以参见沈杏培、姜瑜：《政治文化主导下的“文革”叙事——论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限度及作家心态》，《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沈杏培、姜瑜：《代际差异与新时期作家的文革叙事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沈杏培：《论近三十年来文学史视域中的文革叙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沈杏培：《“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等。
[8]参见姜瑜、沈杏培：《当前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叙事乱象与突围之策——对〈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被媒体批评事件的反思》，《中国电视》2014年第4期；沈杏培：《移动中的风景——当前户外体验类真人秀节目热解析》，《中国电视》2015年第9期。
[9]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洪治纲：《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1]参见沈杏培：《泄密的私想者——毕飞宇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沈杏培：《沿途的秘密：毕飞宇小说的修改现象和版本问题》，《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
[12]沈杏培：《〈认罪书〉：人性恶的探寻之旅》，《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13]沈杏培：《苏童的“旧美学”与“新文景”——兼议〈黄雀记〉的存史问题》，《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5期。
[14]沈杏培：《百科体、知识腔与接受障碍——〈应物兄〉的“知识叙事”反思》，《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15]沈杏培：《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
[16]此处之所以提及“接触史”，是因为影响作家文学接受与文学写作的资源与作家主体之间交互的方式不限于通常所理解的阅读活动，人生经历、文化熏陶以及作家所接触到的社会思潮、突发事件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其对文学资源的选择、接受过程，以至于进一步影响作家在利用文学资源进行写作时的方法和策略等。
[17]沈杏培：《张承志与冈林信康的文学关系考论》，《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18]沈杏培、王雨：《代际视野下江苏作家的外国文学阅读与接受图景》，《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沈杏培、王雨：《本土资源与1980年代江苏文学关系新论》，《东吴学术》2020年第4期。
[19]参见沈杏培：《毕飞宇的阅读史与写作史关系考释》，《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沈杏培：《王蒙早期文学思想及其认知变迁探微——以〈尹薇薇〉改写事件为切入点》，《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沈杏培：《从“政治人”到“自由人”：王蒙小说中“人”的变迁及其危机》，《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20]刘大先：《在寻美与求疵、及物与向善之间——沈杏培学术印象》，《文学报》2022年10月20日。
[21]参见沈杏培：《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维度和趣味维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3期。
[22]参见何晶：《沈杏培：我的批评志趣是力争专业性、当代性和思想性的融合》，《文学报》2022年10月20日。
[23]参见沈杏培：《正义与及物——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4]沈杏培：《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25]沈杏培：《方法、现象与经验：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新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26]参见沈杏培：《拐杖与囚笼：“作者意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和功能限度》，《美学与艺术评论》2020年第1期；沈杏培：《“作家声音”：文本阐释的重要角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1日。
[27]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