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江苏青年文学批评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勉励青年批评家，要学好外语，做好与世界对话的准备，并鼓励大家敢于成名、敢于成家。
这对青年批评家臧晴来说，是压力也是责任。多次“理论眩晕”之下，她不断拓展研究兴趣与方向，海外汉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确实，我们的研究如果只囿于一定的范式和兴趣，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当前风云变化的世界局势与人文走向，都在呼吁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应当有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为紧迫的使命感。”
扬子晚报与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文学苏军新观察之批评家”，陆续走近8名“新晋上榜”的青年批评家，这次去往苏州，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臧晴聊一聊她眼中的海外汉学。
留美访学时发现自己的研究视域狭小
读博士的时候，臧晴主要方向为性别研究，后来她前往杜克大学的短暂访学，不仅拓展了她的研究方向，也坚定了她的研究方法。
紫牛新闻：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海外汉学研究的呢？
臧晴：我读博的时候，因为受很多兴趣所吸引，我去外语系、高研院、哲学系等各处旁听游走，被各类前沿话题所吸引，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汉学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与性别研究相关，为此得到了一次很宝贵的海外访学的经历，我的指导老师是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周蕾教授。
紫牛新闻：呀，我打断一下，《封神第一部》中伯邑考的扮演者杨玏也在杜克大学读了戏剧系。
臧晴：对，我去访学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但是学校里还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毕竟是明星校友。
紫牛新闻：杜克大学一年的访学让你收获了新的研究方向？
臧晴：对，我去了以后才发现，那会周蕾老师已经不开设性别方向的课程，她的兴趣范围更宽泛了，我便入乡随俗，跟着她的研究生们一起精读福柯，还在文学系和东亚文化系旁听了詹明信、罗鹏等老师的课程。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反观自己的研究发现我原先的研究视域过于狭小。
我们一直所习惯的西方思潮“传播—接受—本土化”单向思路是有问题的，我应当是把我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视域，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态势中展开考察，并将二者的关系视为不断更新变化的动态过程，以期在世界性的和互动性的比较视野中呈现我的研究。
毕业后，我来到了苏州大学，苏州大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我本人又所属跨文化研究中心，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接触到最为前沿的研究动态，由此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方向。
紫牛新闻：在海外访学期间，是不是也收获了新的研究方法论？
臧晴：对，我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学福柯理论，老师主要介绍的是它的代表作、理论体系这些，也有一些作品导读。
但是在杜克大学访学时我发现，就算是对福柯一无所知的学生，老师也是让他们直接读选段，然后以一种讨论的方式直接切入，跟我们国内的理论式建构模式不太一样。
一个是先打理论基础，一个则是直接给案例做分析。我本人很喜欢这类案例式分析，喜欢做文本分析的研究。
“双向奔赴”的同时也要纠偏
海外汉学包含两方面，即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中国文学的海外研究。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速度相当快，臧晴关注到其中不少现象很是有趣。
紫牛新闻：如今海外汉学的传播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臧晴：中国文学主动“走出去”，推出了中国文学外译工程等等，来鼓励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书目的对外传播。
有些现象还蛮有趣的，比如说，在东南亚地区，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网络言情小说。另外，麦家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了35种语言以上，比如他的《解密》西语版海报曾出现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公交车上，还在当地举办了沙龙、发布会等宣传活动，所收到的关注和评价都是非常正面的。
另外，国外主动“引过去”，像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家都很关注他的翻译者葛浩文（注：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在传播中国文学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且南京还是世界文学之都，这些都是让世界来关注我们中国文学境况的非常重要的窗口。
紫牛新闻：海外汉学的研究现状，会给你带去什么启发？
臧晴：中国文学的海外研究方面，也在近百年来逐渐成为一个大的景观。
原先在海外并没有东亚系、汉学系这些学科建制，如今已经将这样的学科建制完善起来了。这样一来，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会采用一些新的视角，最后呈现出与我们国内学界不一样的结论。
所以也带来了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同样读鲁迅读张爱玲，为什么他们的感受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些也引起了我们的反向关注：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自身研究的一面借鉴？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启发我们在研究时需要补充另外的视角？需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立场上来研究？
另外，因为海外汉学研究在发展期间受到比较浓重的意识形态引导，包括它的方法论也不一样，使得这门学科专业虽然在国内很受重视，但在国外地位始终边缘化。
其次，它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观感，在我们看来也有一些偏见，比如他们特别青睐一些写特别偏远落后地区的，奇情异调事情的，而忽视整体，因此其评价是有失偏颇的，所以现在做海外汉学研究，还需要主动去纠偏。
所以要继续“主动走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向世界建立一个全面、自信、立体的“中国形象”，而不是等西方来挖掘他们感兴趣的方面。这样一来，可能会实现一个双向奔赴的更真实的效果呈现。
碰到很新的东西，先退后一步
对照臧晴的评论和所评作品，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臧晴不会着急地采用过多的精力去跟踪当下的创作，以及做及时性的批评，她似乎更习惯于在作品沉淀之后再解读。
但这类“慢半拍”的批评，臧晴认为，既需要通览之前的研究，更需要沉淀之后的历史感、识见和更加开阔的参照系，并且特别考验批评家能否重新解释作家作品和发现并解读新的问题。
紫牛新闻：你们之前的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诸如“创新的狗”等名词，听起来就很“卷”？
臧晴：最早是80年代，中国文学刚刚打开国门，面向西方思潮，当时的莫言、余华等作家们深受海外思潮影响，他们急迫地想要去追赶世界文学潮流，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创新的狗跟在每个人后面，步步紧逼”，每个人都想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的先锋文学非常繁荣。
等这一阵热闹喧嚣暂停后，差不多在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集中性的反思阶段，就是说，你总在追赶别人的潮流，企图模仿和跟踪，然而此路并不通，这时开始有了一些调整和自我转向。到现在，在双方比较了解的基础上，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双方的作品了。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困境是相似的：能否在持续变化的“物”面前，不断寻求到“词”的积极应对，这其中既包括写作者对现实生活变化的敏锐捕捉，也包含了对这些变化背后问题的持续思考。
所以，在经过了赶时髦、追前沿的阶段之后，再回过头，寻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研究道路，文学研究是审慎的勘探。
紫牛新闻：那你在从事文学研究的道路上，经历过多少次的“理论眩晕”呢？
臧晴：我在本科阶段时感受到了第一波理论眩晕。
当时也蛮有趣的，作为本科新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求知欲，最开始的文学理论课上，学一些当代西方文论思潮也觉得新奇，再看老师发表的期刊文章，发现他们用这些方法重新解读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作品，包括我们高中阶段学过的一些语文作品。
当时我们真的是如饥似渴，也特别沉迷，希望自己也能够尽快掌握某一种理论体系，并把它运用到批评实践当中来。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我在南京大学的各个学院旁听，也参加了很多前沿学术活动，当时整个人文环境、学术环境都相当前沿和时髦，在流转学习中，我也受到了很多冲击——当前西方最前沿的理论是什么？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那些最时髦的词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都是我关注的话题。
再然后，去海外短暂访学，我发现之前耳熟能详的一些思潮，一些概念和一些术语，在西方的阐释和理解中，是另外一番景象，运用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番景象。
因此，这三次“理论眩晕”，对我的影响最为重要。
紫牛新闻：这么多次的理论冲击，你如何厘清它们，并为自己所用呢？
臧晴：首先，做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基础，要了解前沿的理论动态，思潮动态，但是对它们的理解，必须站在一个反思性的立场上，不能沉迷其中，必须建立一个批判性立场。
我个人偏好于问题式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通过问题来推动论证，企图回到历史现场，来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貌。
同时，也要打开一些视野，吸取各个方向，各个路径，为自己所用，所以我现在慢慢地也有了一些变化。
紫牛新闻：那么这一路成长中，老师们的耳提面命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大帮助？
臧晴：对，读硕士时，我的导师丁帆老师就提醒我，想要做出真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这来自于知识积淀之上的文学史视野和批判性思维。
所以，在研究上不能只集中于眼下的一亩三分地，要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更宽更远一些。
他对我的影响和启发都很大，一方面，提醒我不要盲目追星。还有就是对任何问题要有一个批判性视野，碰到很新的东西，先退后一步。
紫牛新闻：那你现在是在一亩三分地上使劲耕耘然后静候开花，还是打破自己，全面开花呢？
臧晴：我是觉得，有些方向不一定能做出太大的成绩，但你做了一些积累，所以，在不断垦荒的同时，也加强对新方向的关注，到处开花嘛。
不过，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在这几个研究方向上挖掘得还不够，积累得不够，还有很多话题可以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出品人：王文坚 毕飞宇
总策划：郑焱 丁捷
监制：冯秋红 宋峤
统筹：周韫 杨恒国
剧本：孔小平
摄像：朱信智 于房浩
剪辑：曾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