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青年作家周荣池散文新著《村庄对我守口如瓶》作为“里下河文学丛书”一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发行面世。这是作者继其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出版后暌违3年的散文新作，收入近年来发表的重点作品《被雪藏的故乡》《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13篇，并有代序、跋《向上生长的村庄》《散文的“危险性”》两篇。这部散文新著在承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在乡写作”立场的基础上，探索如何跳出村庄回望乡土，特别是努力体现今日的乡土世界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部具有“未来感”的乡土散文新著。
传统感
故园依旧深藏有效的办法
周 韫：我注意到，你在自己最早的散文集《草木故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中就开始对故乡进行了有计划的书写，你将故土作为写作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源起？
周荣池：关注故土是许多写作者的自然选择，因为童年经验是一种熟悉而有效的资源，“过去”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自信和认同感。然而这可能只是比较客观的原因。对于我而言，从《草木故园》开始有计划地书写故土更是受到了某种感召。这本书的主体是专栏文章“诗经中的里下河”系列散文。当我一次次翻看冈元凤所作《毛诗品物图考》时，我强烈意识到，在大跨度的时间范围内，乡土不仅富有巨大的感染力，同时它甚至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天然的共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面对那些诗经中的物事，会惊奇地发现那时候的审美、知识以及蕴含的办法依旧有效，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写作中青睐乡土题材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周 韫：到《村庄对我守口如瓶》这本散文集的时候，在你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很多场景和事实已然显得非常熟悉，这是不是一种重复？它的意义何在？
周荣池：从个人经验与乡土资源本身的局限性上来讲，对于其资源的重复调动，特别是一些意境上出现单一的现象在所难免。当然，这是需要警惕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写作者也需要一些牺牲精神和纠错意识，我们不可能凭着经验一次性将某个问题叙写清楚了，那就需要我们有不断从头再来的勇气和恒心，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种进阶式的重复与强化。我们在提笔书写之初当然要审慎和细致，但要允许不断的尝试和纠错，这样才可能将同一个问题生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好的写作并非带来更多的知识或者意境，因为很多对象和内容是客观既定的，但我们可以在“认识力”上进行训练和强化，这是一种坚守精神，也是一种奉献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将一个古老的题材写出更多的可能性。
周 韫：也就是说，你对自己以及当下关于故土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是不满意的，这可能也是你持续写作中的新发现。你在《村庄对我守口如瓶》一书的跋《散文的“危险性”》中体现出一种对乡土以及乡土散文的忧思，它的核心观念是什么？
周荣池：作为一个乡土散文写作者，我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困境。首先，乡土题材是文学创作中的大宗，这里包括海量的传统内容以及厚植于现实的写作实践，选择其作为书写对象非但不轻省，更是自讨苦吃。与此同时，从近些年散文写作的现场与实践来看，作为文学传统的这一体裁受到了某种虚浮的繁华带来的冲击，从语言、形式以及内容上看，今天的散文较之于传统和其他体裁创作，面临着被娱乐化甚至低能化的危险。所以，作为写作者的我们首先要自省和自律，还要真正地面对这个问题去自我革命，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散文的“危险性”。我坚信，乡土中国的伟大事实仍然有解决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富足能力。
时代感
土地究竟面临怎样的真相
周 韫：从散文集《村庄的真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开始，你就在刻意地打造“南角墩”以及“里下河平原”这样的文学地理标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周荣池：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忘记”的时代，它的迅捷性和多变性注定了“被记得”的困难性。文学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困境。从《村庄的真相》开始，我由计划性的写作转入“大规模的写作”，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必须建立某种标识，这当然有形式感的考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希望将乡土写作集中和约束到更为精确的点、面上，我们不是写得太少而是写得太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写得不精准并且缺少深度。里下河平原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它所承载的文化是广博而独特的，这里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和写作者，选择这一标签，既是向前贤致敬，更使我能够建立起自信和恒心深耕这片土地。一个作家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能把“南角墩”这个文学地标写扎实，那么我对自己的创作就很满意了，而且我相信这也可以为乡土题材的书写提供某种讨论空间。
周 韫：那么，《村庄的真相》是什么？这本书有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或者说其中哪一篇文章更能解释这个问题？
周荣池：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完整而丰赡的世界，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找到了真相。但也许，找不到唯一的真相才是文学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机遇所在，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村庄对我守口如瓶》这本书中，《七十二岁的村庄》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波三折，在几年的修改和调整的过程中，我对于村庄的理解随着时事的发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所以，对于乡土和文学而言，真相并非只有一个，我们的使命可能是一种寻找真相的精神和为此孜孜以求的追寻。至于真相究竟是什么以及读者能不能接受和认可它，那就是书写以外的事情了。
周 韫：大量的乡土文学珠玉在前，你觉得现在书写乡土还能创造什么新意？或者说，应该怎么表达出当下的时代感？
周荣池：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尽管我对于散文以及乡土题材有自己的忧思，但总体上我还是持着乐观的态度。越是困难的事情，才越有可能更有价值。如果前辈交给我们的已经是无可挑剔与无从改变的完美，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必然是虚妄的。乡土的困境其实不仅仅是文学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某种焦灼与不安，具体来说就是现代化语境与古老乡土传统的关系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它非但不是消极虚空的，而是可能给乡土写作带来更多的机遇。一味地复古和怀旧是无知和无能，只有在研究城乡关系嬗变的过程找到互相安慰的切入点，才可能写出乡土散文的时代性，也才能找到逐步优化这个问题的办法。
未来感
散文应该成为一片深邃的平原
周 韫：《向上生长的村庄》一文就很具有时代感，体现了你对村庄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依据在哪里？
周荣池：我是一个在乡者，也是一个离乡者，这些年这两个身份的变化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20岁离开农村后在城市生活了15年，又回到农村工作5年，继而又回归城市。这种身份的切换，让我在现场深切地体察到乡村的变化——首先是形式上的嬗变。平原上的村庄本来是一个平面，楼房的出现局部改变了空间关系，继而，村镇集中居住和进城安居彻底改变了村庄的物理形式，它在随着楼房往上生长。同时，农民作为村庄的精神主体也不断地在物理和心念上向上生长，这就是《向上生长的村庄》的主要发现。事实上，我也是想借此表达城市思维对于乡村现实的革命性的改变。这是不可以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否则，乡土写作的变革也无从谈起。
周 韫：你一边不断地探索乡土写作的时代感、未来感，一边又花了很大精力探讨乡村的过去，如《一个村庄的节日》《乡村的权力场》等篇目。这是怎样的构思？
周荣池：旧故事里有很多新的办法，乡土的魅力可能更在于用旧的形式和意境与当下进行比较甚至对抗，这其中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村庄的节日》《乡村的权力场》并非是一味地沉湎过去，而是拿一把新刀破解过去的沉疴旧弊。这把新刀直指旧的问题，即乡土在宗族观念、习俗流传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的落后因素。我们往往习惯于将一切过去美化为意境，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我对乡土世界的过去的写作，核心就是揭示和解剖这些问题，解剖的过程疼痛而壮烈，但却是我对乡土问题思考的一种文学表达。
周 韫：在你看来，里下河平原的独特性在那里？你认为该如何表现“平”中的“奇”？
周荣池：我所在平原的风貌确实没有太多奇崛的景观，个别城市甚至全境没有山丘。这可能会带来“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天然局限。然而，因为水的缠绕以及泥土自身的静默精神，这里依然暗藏着许多可能性，甚至比山峰的形式更加令人惊奇。就像是一个说书人，只凭一块惊堂木就可以炸响世界，平原内里同样有着无尽的丰赡。而散文作为一个貌似平凡朴素的文体，有可能在形式上和气质上内外兼修地承担起某种使命，构建出一种不依赖于形式而又自成一体的写作。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南角墩所在的里下河平原，现实世界里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这样一处平坦而奇崛的地方，可以形成一种个性化的文学地界，这有赖于我们去发现和建造。
周 韫：从《草木故园》到《村庄对我守口如瓶》，你书写乡村的作品洋洋百万字，你对村庄说了这么多，何以说村庄对你“守口如瓶”？
周荣池：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还没有矫情到面对时间危机的时候。但我们面对全球化、城市化以及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当然乡土自身也面临着必要的变化和革新，这个过程中村庄在不断地嬗变甚至消失，出于深情也是理智我们必须提升写作的速率，更重要的是优化写作的模式和质态。村庄从来都是默默无言的，它对于社会和文学并没有过多的苛求。但正是因为它的缄口不言，我们更需要警醒与奋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在村庄的习得与经验，对自己的人生和写作都大有裨益，这并没有什么羞耻，只要我们诚挚而深情地去写好每一个句子，流好每一滴眼泪，我想我们有可能会为大地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严，也能从那里得到更多更有效的走向未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