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可以说，你是一个非常勤奋、踏实，也很有成绩的作家。出于种种原因，尽管你创作颇丰，但还不是很受关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非常少。比如你最初怎样开始写作的？什么时候开始步入文坛，图书销售和受关注情况怎样等等，就得有赖于你自己“现身说法”了。
王清平：我开始写作很早，1985年就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我一直坚持创作，没有刻意进入文坛。可以说我一直徘徊在文坛之外。我虽兼职作协主席，日常事务都主要靠秘书长去做。我对文坛保持一种敬畏心理。我一直主张：热爱文学，远离文坛。因为文坛不比官场更清净。我从事官场小说创作只是近几年的事。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官场小说《官场玩偶》，虽然稚嫩了点，但那种幽默调侃的文笔和啼笑皆非的人物形象现在却很难找回来了。《骗商》最早发表于2004年《江南》第一期上，后来书商看中运作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仅拿到不到两万块钱的版税。近年发现网上有多个版本的《骗商》，今年初我向中国作家协会维权办申请，获赔六千元，停止盗版。《尊严之痛》发表于2007年《钟山》增刊。今年上半年出版的《干部家庭》被誉为“当代不可不看的十大官场小说”，在新浪、搜狐、凤凰、当当等网站推出后，点击连续排名前三。马上在全国书市推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秘书们》即将与读者见面。反响如何，有待读者评说。现在还有三部长篇小说在出版社待出。至于图书销量多少，我掌握不到。我至今没能像王晓方那样蹿红，可能与个人性格和处境有关。我为人低调，一切随缘，只要尽心尽力就于心无愧了。 傅小平：官场小说写作者，给人的普遍印象是生活阅历丰富、扎实，反映到写作中，即为生动、鲜活的官场经验和感悟。官场中人能从里面读出个中三味，而出身官场之外的人，读着觉得新鲜，且能满足某种窥视欲。因此，深受一般读者的欢迎。不过，遗憾的是，官场小说通常都被归入通俗作品的行列，文学水准普遍不高，极少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我以为这跟写作者缺少相应的文学积累，缺乏创作后发力有关。不妨谈谈你的阅读经验。很显然，一个人的文学储备，还有禀赋最终将决定他在写作道路上能走多远。
王清平：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系。那时恢复高考不久。我不敢说早就树立起当作家的理想，但我真的是从很早就萌生创作小说的冲动，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坦率地说，即使不是从政影响了我的作家身份，那也是我这人很笨。很多与我同时起步的作家早就名满天下了，而我还在蜗牛似地爬着。但我这人又很耐得住寂寞。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坚持读书写作就行。 我一直喜欢阅读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反复读过多遍，如《红与黑》等。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中国呼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以为中国当今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心理都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时相差无几，而且中国作家一直在接受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我们不能拒绝这种代表人类文学最高成就的继承和发扬。我还坚持订阅数种国内纯文学杂志和《世界文学》，了解文学动态和最新成果。刚才说我很笨。我写小说就是很笨的路子。从微型小说写到短篇小说，再到中篇小说，直到近几年连续写长篇小说。这种创作训练也许比较扎实，但也错过了许多冒尖的机会。
傅小平：写作毕竟不是照搬现实生活。所以，纵使有再丰富的从政经历，落实到笔墨，就有一个文学的考量。作为依照经历写作型的作家，从亲身经历或体验到文学创作，你一般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王清平：我喜欢写当下生活的小说。我感觉那样更鲜活，更有现实意义。不错，我的小说许多都与经历有关，但肯定不完全是个人的经历。创作完全依靠经历早晚有一天会枯竭的。我一直以为创作是一种智慧劳动，也是一种能力水平。胆识才力，必须都有。否则，没有勇气去面对世俗挑战，没有超越世俗的思想，没有虚构能力去挑战读者智慧，没有强健身体应付强脑力劳动，怎么可能创作长篇小说呢？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小说，是因为小说蕴藏着作家的智慧和思想。没有智慧和思想的小说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有刻意把自己的某一段经历写成小说。我只选择那些有意思的题材进行创作，其中会用到我的经历和体验。 傅小平：你曾经说过，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在这些年中失去了许多吃喝玩乐机会，却得到了十几本书和自己的清名。我想不妨这样理解，文学在你看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拯救的力量。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你的热情和执着让人感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夸大了文学的力量？实际上，你与世故刻意保持距离的清醒和超脱，更多是一种人格或者精神的力量在起作用？
王清平：你的理解非常精辟。爱好文学让我喜欢阅读，爱好文学让我喜欢思考，爱好文学让我致力于创作。我认为，尽管文学边缘化了，但是，文学的力量仍然不可低估。因为文学不是象数学物理那样靠后天学习来的，文学是和人与生俱来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是洒在人灵魂里的一束阳光，挥之不去。文学让我纯净，文学让我敏思，文学让我追求高尚。创作的小说也许是世俗生活，然而驾驭世俗题材的思想却肯定是超越世俗的。决定作家和作品能走多远的就是作家的精神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拯救了我，可能也不过分。我从目不识丁的农家走出来，不是灵魂那束文学的阳光照耀，我的人生之路不知道走向何方。 傅小平：从我国历史与人文传统来看，为官与为文可说是一体的，我们能想到的一些大作家，大体上都曾混迹官场，即使作文招来祸端以致仕途失意退居江湖，也不觉为文是一种羞耻。当下的情形似有很大不同，遍布官场的多是技术性官员、专业性官员，文人官员的身份则比较尴尬，就像你写到的，官员如果同时是一个作家，会被视为另类，而且可能影响仕途的正常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清平：有时想起作家从政就感觉有点哭笑不得。作家也是人，怎么一进入官场就会被视为另类了呢？我常常被人提醒，“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啊！”要么就要求我，“写进去也一定要是正面的。”这是对小说的误解。这也许是一种社会心态和现象。有许多文友从政后放弃了创作，就是屈服了这种心态的压力。后来我从米兰·昆德拉那里找到答案，他说：“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那么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言人官员们提防作家甚至仇恨作家也就非常正常了。其实社会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普遍怀有莫名的恐惧。现在流行的“防火、防盗、防记者”说法就说明这一点。我对这种现象感到无奈。 傅小平：小说《秘书们》的后记里，你对秘书这一特殊身份的剖析可谓精到，但我以为这更多是经验之谈。总体上看，你的小说止于经验层面的表达，没有跳出官场小说的界限。换言之，即没上升到带有普世意义的人生、哲理的高度。你以为呢？ 王清平：不错。我的小说有官场经验层面的东西，但要说我的小说完全没有上升到关照人生的高度，我还不敢苟同。小说不是职场教科书，不可能不涉及世态人情。我也注意到自己小说中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人性的进一步挖掘。创作非常残酷。作家不可能重复自己。不作更深一步的思考和努力，肯定不行。我正在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无论题材还是手法都将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来源：“野草”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