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文学阅读活动，在理论上被升华、命意为“接受美学”，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文学阅读接受，作为一个审美活动过程，其间，会令我们产生出许多不同层面意想不到的感受、体悟，这些感受可能超出我们的常识、认知甚至逻辑，生发出无数曾有的和不曾有的生命体验。我相信，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一定有某种神奇的品质或“特性”在其中，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感受、理解和判断。那么，这个“特性”自身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就是文学作品尤其小说的叙述所蕴藉和呈示出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个不确定性，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无尽的可阐释性，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小说叙述的涵盖，小说叙事的格局，小说语言本身的多义性，承载小说文本主体的故事、人物及其命运，它们常常是共同辐射出若干不可思议的理念或意念，构成它们之间隐秘的悖论。在小说的内部，现实的和非现实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正义的和邪恶的、逻辑的和反逻辑的、表象的和本质的、表层的和隐含的，诸多元素相互摩擦和博弈，形成小说文本独特、奇异、复杂的美学情境。在这里，作家之于小说叙述，一方面可能“机关算尽”，人情世故，竭尽虚构之能事，另一方面，故事、情节、人物可能水随天去，顺水推舟，浑然天成，以致最终成就一部小说叙事的经典文本。前面提及的“悖论”“不确定性”“表象”“隐含”等元素，就成为小说能够超越时空以及“可持续性”阅读的根本原因，这是检验一个小说文本能否成为经典的重要方面。因此，一篇（部）小说的命运以及它的生命力，或有无成为经典的可能，除了它的思想、精神维度之外，主要取决于叙事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取决于象征、寓言意义的显示，在一个极长的时间长度内，它与持续性的阅读能否形成想象、语言、语式方面的默契和启发有关。
在这里，我之所以想重新梳理有关文学接受美学的理念，是因为我最近阅读朱辉的小说时，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感受，虽然在以往的阅读中早有体验，但这一次感受尤其强烈。我手上有两本朱辉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是作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的《红口白牙》，出版时间是1998年，共收入十三篇小说；另一本是2018年出版的“小说精选集”《看蛇展去》，收入十一篇小说。两本小说集的出版时间相隔整整二十年。我发现两本集子里的收入篇目，有四篇是重复的：《对方》《游刃》《暗红与枯白》《变脸》。我深深地感觉到朱辉对自己这几篇小说特别的偏爱。这几篇写于二十几年前的中、短篇小说，依然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我没有感觉到这些小说文本有丝毫的“陈旧”之感。它们仍一如既往地具有极强的耐读性，而文本叙述所蕴藉的时代、生活、人生、人性和命运，它们所给予我们的精神性认同，既超出了虚拟世界产生的应有的丰厚和深刻，也远远超出这两本小说集之间所饱经的二十余年的世事沧桑。正是因为朱辉小说所具有的“悖论”“不确定性”“表象”“隐含”“寓言性”等元素，以及它所生成的隐喻、寓言品质，构成其文本的可阐释性和“重读”的必要，给我们带来了特定文本的审美愉悦。当然，还构成这些篇章成为经典短篇小说文本的可能性，而仅仅这些小说，就足以让我们看到朱辉写作的实力和潜力。
二十年前，朱辉发表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还不太熟悉他。这些年，朱辉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毫不避讳地说，与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相比较，我更喜欢他的中、短篇小说。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白驹》等，它们也充分体现出朱辉驾驭长篇叙事结构的能力。这几部长篇小说篇幅都不长，但其中积聚着的深厚情怀，所具有沉实的精神含量和叙事感染力，同样引人瞩目。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朱辉短篇小说叙事所具有的凝练品质和精神“浓度”，也就丝毫不觉得奇怪。所以，我更加坚信，一个作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什么，与他的经历、经验、知识储备、智慧和思考密切相关，这些一定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是一位作家获取创造力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当作家写到一定的“份儿上”，能够使其形成较高精神品质和诗学层次的关键，则建立在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的同情，及其对人的日常生活、俗世人生的从大到小的精确描述上，这样，才能够真实地呈现人性和心灵的历史。我感到，朱辉是一位有自己世界观和坚实信念的作家，他已经将自己的情感诉诸文本之中，从自我的状态进入到自觉的层面，而且，从已有的文本看，他正在接近写作的自在之境。
贰
王安忆认为：“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1]多年以来，作为短篇小说的身体力行者，王安忆对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解，显示出迥然不同的见地。故事是小说存在的坚硬内核，而灵动、飘逸的思绪和精神，是牵动叙述行走的灵魂。可以看出朱辉的小说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朱辉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能够赋予故事以新的结构形态，而且，他常常以一种平静、老实的“拙态”扎实地描述世事百态、人间冷暖，显示其朴素而强悍的叙述力量。这种“拙态”，在很大程度上，表面淡化了技术和叙述策略，实则隐逸着强大的伦理力量和结构张力。
有人提出要“让文学沿着生活的足迹起舞”，我倒是觉得应该是“让文学沿着灵魂的方向骤然升华”。如果小说仅仅局限在对现实本身的打量、揣度和判断，必然会窒息作家的想象力，他也就很难发现存在世界里隐藏的秘密和人性、命运的诸多变数及其可能性。因此，小说写作所需要的，就是伸展到超出具象世界的边界，呈现出另一种逼近灵魂的叙事走向。所以，真正试图超越现实的作家，才可能摆脱具体“写实”的压力，虚构、升华出变奏、“飞翔”的隐喻或寓言。我一直坚信，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的主要动因，无疑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现状”的不满足或不甚满意。因此，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写作，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需要作家能够建立起文本与他所感受到的现实之间的隐喻、象征或精神确证。如果作家能让叙事文本，从具体的现实迈向某种精神的、灵魂的高蹈，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自然呈现出来。最早，我在读朱辉的《鼻血》《变脸》时，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写作总是喜欢在对生动、具体、鲜活的生活现场进行描摹时，更愿意将世界做抽象的把握？同样，我们凭借经验、经历审慎地思考和磨砺，所抽象出的那些云诡波谲的事物理念，为什么又确实难以覆盖存在世界本相或真实图像？当作家贴近生活，叙述沉醉其中，孜孜不倦地表达现实的时候，你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个空间竟然如此朦胧、模糊、幽暗。但小说的叙述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般前行的。也许，虚构的发生和魔力，就在无中生有或者有中却无之间的转换时，才使小说衍生成艺术的冲动，蜕变成为有含金量的、动人而精致的细节，直至生成简洁而令人意外的事实。而实现这些的途径或方式，就是作家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想象贴地飞翔，现实、事实、世事，都可能经由想象和虚构结晶为深沉的隐喻或象征。
我能感觉到，《鼻血》是朱辉格外喜爱的短篇小说。二十多年前，何志云在为朱辉的小说集《红口白牙》写的序言里，曾坦诚地盛赞这篇小说：“平心而论，在这本集子里，《鼻血》不是最出色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称得上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原因就在它含纳的容量——那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一进进院落。”[2]这篇确实像王安忆描述的好的短篇小说。应该说，简单的故事，可能蕴藉深刻的构思，关键在于，文本是否具备张力和弹性，叙事是否能生成深沉的结构感，这是文本生命力的保证。像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它所聚积的容量、能量如同“核能”，驱动着叙述在前行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灵魂的、结构的、文化的“道场”，并且发散出波涛汹涌、撼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或“劲道”，是由叙述的故事、情境整体性隐喻的引申义完成和实现的，文字讲述的故事的表象，与隐喻义，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相支持互相渗透互相完成着。小说《鼻血》主要聚焦在主人公——在校学生孔阳在大学生活中的几个片断：一是在院运动会五千米比赛时，即将冲向终点获得冠军的刹那，他因为突然涌出鼻血而前功尽弃，冠军被竞争对手桑所获；二是孔阳在与女友约会时，也是因为鼻血两人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三是在两年一度的六级英语考试中再次因流鼻血而影响成绩；四是孔阳在与桑面对面交锋中，鼻血再一次成为对手的帮凶，使得孔阳失去报考研究生的机会。鼻血，貌似一个专门有意毁损孔阳存在感和人生发展的幽灵，它谜一样缠绕着他，不断地、刻意地改变着他的专业、事业、爱情和未来的轨迹。那么，鼻血为何每每突如其来地搅乱孔阳的正常生活？缘何反反复复地颠覆其理应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其中，有无关涉心理感应或超验的维度存在？在这里，朱辉只是让鼻血流淌的孔阳，站在水汽模糊的镜子前，进入似真似幻的玄思状态：
孔阳从医院回到宿舍，一直处于神思恍愡的状态之中，他草草吃了晚饭，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坠入了一个恶梦翩跹的黑夜。一个白色的影子伸出它冰凉的触角缠住了孔阳的左手腕。孔阳仿佛被浸泡在某种滑膩怪异的涎液之中。半空中传来了一阵苍老幽远的声音:“脾呈于唇，心呈于面，肾开窍于耳，而肺主鼻。肺内虚燥，肺火上延则灼伤血脉，而致鼻衄。”故而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无欲无求，不疾不徐，是为化境。”白影的话语字字如石，垒在孔阳的身上，他努力张大嘴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声音连绵起伏形成冲击波，却又立即消失的无声无息。在一片黑沉沉的旷野上，白色的影子幻化成父亲的形象。孔阳似醒非醒，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少年满脸血污，得意扬扬地接连打倒了好几个孩子，其中包括村上臭名昭著的“霸王”。英勇的少年扭头冲父亲炫耀地一笑，却招来了迎面而来的恶毒一拳!一股腥热的液体顿时如泉而涌。迷朦中，孔阳大口吞咽着清凉的鼻血，这给他干燥的嗓子带来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孔阳彻底清醒过来，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了身。撩起枕巾蒙在脸上。然后他光着脚丫冲进了水房。
文本以干练的语言、精短的叙述，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朱辉的这个短篇小说可谓是当代“极简主义”写作的代表作，这个短篇恰如汪曾祺所说，好的小说都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读朱辉这篇小说时，我还想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描述的主人公，也是在初涉人生、世事时，遭遇到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始料未及的危机，预示着人生的磨砺刚刚开始，懵懂的少年之心，必须有“生之忧患”的危机感和自我觉醒意识。而《鼻血》似乎还埋藏着更多的世间玄妙和生命隐秘，可以有不同于前者更复杂的文化阐释，这里不再赘述。《鼻血》里的这位孔阳，后来成为朱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中的主人公。在那部小说里，孔阳经历了更复杂、更纠结的情感磨砺，以及爱、死亡、别离等种种伤痛，那更是远远超越身体本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另一种灵魂隐痛。
短篇小说《变脸》，也是一篇与《鼻血》近似的、具有“变形”和“灵异”之气的寓意深厚的小说，是朱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最喜爱的朱辉小说。这篇小说充分显示出朱辉擅于“扭转”生活的天分和能力。这篇将“写实”和“魔幻”交织、融汇一体的叙述文本，试图写出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个人所具备的某种“特异功能”，导致人生形态在发生重大改变过程中遭遇的辛酸、无奈和窘迫。或者说，这也是一个关于性格、尊严的人生故事，“变脸”仿佛一场人生仪式，无论朱辉叙述中虚拟的成分在多大程度上越出了现实的边界，文本本身生成、扩张出的隐喻和引申义，都显示出作家“扭转”生活的胆识和勇气。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朱辉在文中描述的：“在这个人才辈出、群星荟萃的时代，所有人都感到眼花缭乱，目迷五色，我们的视听器官都差不多麻木了。但这种麻木是相对的，一旦一个异常人物真正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可见，朱辉较早地意识到我们时代生活发展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令人猝不及防、难掩耳目的吊诡事件，包括其中所压抑的莫名的激情和浮躁。这些，统统构成社会生活似真似幻、我们的日常经验难以把握的或游移不定的事物。它不仅考验我们的视听感受器官，而且挑战我们对现实与自身的意志力、辨识力和控制力，这是避免虚妄和炫惑的前提。
小人物何雨，在某一天突然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变脸技艺，他的脸，可以变化出种种表情，甚至可以变出一些人物的脸相、声音和神态。当这张迥异于他本相的脸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不能不令人目瞪口呆，因此，立即呈现出叙述学的“看”与“被看”的那种情境和场域，何雨的“处境”和性格也随之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时，我们必然会猜想，何雨意外的“变脸”，将会给他接下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生活本身的魔幻无处不在，人们的情感的复杂性及其随即而发生的心理变化，其实就是一场引起诸多因素连锁反应的精神“变形记”，在这里，“变脸”就是“变形”。“人体‘变形’的隐喻，从身体的变形延伸到自我的变形，再延伸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形，包含着深刻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变形’这一美学表现手法，无论在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中，都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独特的生命”。[3]刘剑梅在分析卡夫卡《变形记》时，谈到这种“从身体的变形延伸到自我的变形，再延伸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形”，非常适用于朱辉的《变脸》。姑且不问“小人物”何雨“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是天生禀赋而后自我修炼，还是机缘垂青得异人传授，抑或是某一日突然间福至心灵？”这似乎并不重要，就是说，朱辉所看重的并不是“因”，而是“果”，这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属于“零因果”的事件发生。这个以虚拟的“零因果”开始的叙述，所生成的则是一个现实的、人性的“黑洞”。何雨“无中生有”地突然“变脸”，一下子搅乱了以往处于惯性中的生活秩序，立刻产生了有别于俗世生活的“陌生化”效果，这也从文本品质层面构成了存在世界的荒诞和悖论。“单位里着实热闹了好些天，从上到下”，何雨给人们带来了惊奇和快乐，他自己的情绪、工作态度、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改变，在工作和待人接物方面，何雨做得得体而有尊严。
何雨的变脸技艺如果只运用在改变他的寻常形象上，那确实是屈オ了。别忘了，他只要简单地运用他的变脸本领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变换表情:喜怒哀乐，威严或是卑微，他说来就来，随心所欲。何雨很恰当地运用着他的技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对象面前，他会准确地把握自己所应处的位置，恰如其分地做出相应的表情。如果说何雨正常的表情是一条水平线，那他在聆听“头儿”的指示时姿态就往下低一低，而当外面来了客人，而且这个客人是有求于我们单位的，他的姿态又会适当地抬一抬，处于水平线以上。一段时期以来，何雨把他的技艺运用得恰到好处。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变化像剪胶片似的各自剪开来看，就会发现，每一段胶片都恰如其分，何雨既不僭越倨傲，又不低三下四。这种变化对何雨来说游刃有余，但要是把各段胶片接好，连起来放，别人就有点眼花缭乱了。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说何雨的脸像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是一张鬼脸。但我注意到何雨实际上很有分寸，他表现得相当得体。他对同事们很有礼貌，说到底，他得罪过你我吗?我看没有；他模仿谁的面容勾引过谁的老婆吗?那更是没有!
简洁而精准的描述，像浓缩出人物魂魄的“动画”，呈现出人在瞬间生发的表情扭变，以及这种诡异的突变对“他者”好奇的心理满足，可以说，朱辉将这一“意象”发挥到了极致。“变脸”使得何雨成为“焦点人物”，但是，朱辉终究还是需要对其作出身份、角色的彻底调整，因为何雨在“被看”的路径上引发了“身份”和角色的自我割裂，而且，他的变脸技艺直接“毁损”到恋爱对象和单位的“头儿”。难以想象的是，作为专业演员的女友，竟然因为无法接受他醉酒之后令其猝不及防的“变脸”，终结了一场尚未真正开始、颇为吊诡的恋爱；单位聚餐时，“头儿”喝醉后让何雨变脸自己，何雨在醉态里变得与“头儿”形神兼备，几可乱真。而此刻的“头儿”心理遽然发生裂变，出手一个耳光令何雨无法再变回他自己的容颜。于是，荒诞由此发生，单位里一个“头儿”竟然有两张脸。在这里，初识的女友和单位的领导“头儿”，不能接受“替换”——“被取代”的事实，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感性事实，被一种潜在的、积淀的、根深蒂固的理性经验所压制。这里面隐含着人性的机枢，人是无法接受何雨这种“建构”暧昧现实的能力，无法接受这样颠覆生活本身的多层繁复的结构状态。小说具有的浑然规整的戏剧性，竟会因为充满游戏性的暗示而改变叙述本身和人物的存在感、人生路径。何雨最后选择了辞职、离去。虽然，他的脸调整、治好并恢复了，但是他的命运却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何雨的确切消息”，对于主人公来说，这究竟是悲是喜，莫衷一是。另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个老相士关于何雨“运道”的预测和占卜，竟然惊人地变为现实，这也给文本增添些许神秘色彩，就如同“变脸”本身，并非都是无中生有的炫技，它启示我们如何在表情的翻转腾挪中，去辨识人性的维度。人不是仅仅依赖本能存在的动物，更多地是需要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或不断觉醒。所以，一旦“变脸”这种“技能”偏离世俗的、社会性的规约，必然会在一定社会政治、人文环境内“发酵”，同时，衍生出不信任、交流的怀疑、沟通的滞涩和绝望。
另一篇短篇小说《午时三刻》，是朱辉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我猜测，这篇小说或许是朱辉刻意对“变脸”意象或隐喻的精神性延伸、拓展。“整容”是一种借助外部力量的“变脸”，小说描述的秦梦媞，是一个整日为“整容”而奔波、痛苦甚至因此充满着内心挣扎的女性。她以为一个女人，一生的发展和未来都取决于容颜，因此，“修改”、整饬自己的姿色，也就成为她孜孜以求的“心结”和强烈冲动。这个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女人，毕业前后近乎病态地将一切都寄托于“整容”，将其视为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救命稻草和希望所在。“颜值”成为秦梦媞的命运之值，她一次次想竭力改变宿命，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扭转她的执拗。如果从另一个视域，即广义残疾的角度考察人的命运的局限，“残疾”或生理缺憾，经常被视为一种激发人性中生命潜力的原动力。阿德勒著名的“自卑与补偿”理论认为，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自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使人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动力。胡河清曾在分析史铁生创作时特别强调：“在东方古老的历史循环论与人生宿命论传统中，倒确实有把‘命运的局限’比作广义残疾的。”[4]在秦梦媞这里，她走进了一个巨大的人生误区，她要冲出“容颜的局限”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先期设定自身的残疾性，拟定了一个虚假的承诺作为决定前程的唯一途径。她甚至不顾婚姻的龃龉和不幸，始终逡巡在空虚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虚悬的人生状态里，寻求制造出一个“假面人生”。她说“我要新生”，她将“整容”视为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达到了近乎歇斯底里和疯癫的程度，实质上，这是一次自我分裂式的肉体和灵魂的“阉割”。我们会注意到，小说文本的叙事刻意埋藏着一根暗线，直到结尾处，才交代秦梦媞与父母亲的真实血缘、伦理关系。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可生母早已离世，当秦梦媞再赴韩国整容回来之后，养母向她说出真相的那一刻，现实和情感都彰显出决绝的伦理“霸道”。可以说，这条线索，隐喻着更大的现实的荒诞和滑稽，秦梦媞所抱怨和嗔怪的父母基因遗传纠结，立即变成一个巨大的伦理“空缺”，秦梦媞顷刻间就丧失掉一切的“来路”。这个生命之“结”被养母瞬间打开时，秦梦媞对自己生命无法把持的黯然，訇然突现。表面看，朱辉在从容地、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悦己”故事，实质上，叙事已经将人生的荒诞、虚像的窘境，推向残酷的伦理层面。最终，朱辉叙事陡然转折的力度，似乎在模仿枪弹出膛、击石飞溅的弹道轨迹，冷酷的“轻”。故事裸露出坚实的外壳之后，隐藏的张力，一如花开展示了树的张力，这如同“笑里藏刀”的技艺和手段，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轻看的。
这篇小说以“午时三刻”命名，倘若这不是生父杜撰的一个虚拟的时间，那本身就暗喻宿命的强大和不可抗违。秦梦媞某年某月某日的“午时三刻”，仿佛命中注定，她的容颜，也一如无法逃脱这个宿命的、民间认为“不吉利”的杀人时刻，无法更改。她试图通过“整容”改变现实，无疑形成对既存事实的颠覆或“解构”的虚妄，因此就必然构成现实存在的悖谬。
可以说，以上两篇小说所描述的“变脸”和“整容”，构成叙述文本中的意象或隐喻，这种“象”的凸出，体现作家隐喻思维、隐喻能力在叙述方式上的反映。而“象”所造成叙事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生成文本意义的可增生性，成为叙述抵达事物本相的重要艺术途径之一。一般地说，无论一部文本的长度如何，重要的是其文本的意义能指，它体现着小说的容量和纵深度，这是一个小说文本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所在。所以，我认为，“一部（篇）杰出的小说文本，无不洋溢着象征和宽广的寓意，或奇崛瑰伟，或朴实无华，或虚拟抒情，或语言迷狂，或写实，或魔幻，在文本复杂或简洁的叙事平面上，都会涨溢、蔓延着词语生长出来的隐喻意义和寓意修辞。这样的文本，古今中外，并不多见。”[5]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等等，它们都无处不洋溢着象征，无一不是巨大的隐喻和引人深思的寓言，当然，它们更是一个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朱辉的《变脸》和《午时三刻》这两篇小说，没有刻意模仿卡夫卡《变形记》等经典文本的叙事策略，而是在原创性和深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朱辉的叙述很有节制力，文字里隐藏着貌似平淡、实则深邃的理念，透射着他对生活、人性的沉思，并含蓄地呈现出存在之虞和不可避免的悖论。尽管，叙述结构里辩证张力的平衡模糊了情感、伦理锋芒，但叙事诉求的终极指向从来不落俗套。
叁
从尊重生命本身的角度，不断地在文本中叩问人性和灵魂的现状，尽可能地获取现实生活、存在世界以及人性的隐秘，是一个严肃作家孜孜以求的责任。当代小说写作的困境，主要在于怎样面对人性本身的状况并且深度发掘，而不单单是题材的选择问题。只有深入洞悉、发现人性中最幽暗的部分，审视人性里自我封闭或无限度地自我扩张的一面，追踪一切尴尬、不幸的境遇和根源，厘清人的心理、道德、伦理诸多层面的多元性及其变化，才能呈现人究竟为何如此矛盾地自我对抗、自我纠结的现实。而这些，也最能见出一位作家的思想功力和审美判断力。二十世纪以来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使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写出人的真实痛感，就是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痛感和灵魂缺失。我始终认为，文学终究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惶惑，但却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人的内心变得平静。无疑，作家朱辉，就善于触摸这种幽微而粗砺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如果用“写实”“细雕”“隐喻”“暗示”和“凸现”这些词语，来形容其感知和表现人性品质或者瞬间变化的方式，似乎都还不够准确。说到底，作家的气魄和小说的功能，就是在写作中“触摸”到未知的、沉默的甚至幽暗的领域，用心智倾听、辨认事物，尤其面对那些暂时性哑然、黯淡的事物，并且不惜在存在的悖论中探索因果。这时候，我能感受到，作家以善良、虔诚之心和温暖轻柔的爱意，对抗着世俗、人性的荒谬的必要。人有的时候需要寻找一种东西来自律，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会很理性地选择一种信仰，来支撑自己的灵魂，因为精神终究要穿越肉体和欲望的原始森林；而一定会有另一些人，由于历史地形成的逼仄，扭曲人性。作家只有发现人在现实中的困境的同时，并且注意到人的这种“纠结”与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和欲望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摩擦，才可能将个人的道德观隐居于审美的背后，让叙述本身“发声”。所以说，朱辉的叙事既不武断地“干预”、主导人物的选择，也从不掩饰、遮蔽人性和世俗人心的晦暗，而是不加粉饰和“修缮”的原生态地“裸露”。从这个角度讲，朱辉的写作是直面现实的叙述，而且，在叙事的终结处，朱辉还是将人性、存在世界的扭变、无奈和“疯癫”，都交付给我们来阅读和判断。很明显，这是朱辉小说具有舒展的内在张力的重要原因。说到底，只有作家的思想和叙述，具有超现实的虚构力、穿透力和表现力，才可能把握住时空跨度，抵达人心世相的最深处。
我们从朱辉早期的短篇《暗红与枯白》和近期的《七层宝塔》，可以看出朱辉的写作对文化、伦理和人性的持续性追问。一位作家，惟有叩问人性最幽暗的部分，通过自己的文本反思现实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落差，展开对人物道德内蕴的深层评判，才能找到测试人性的升降浮沉、揣摩现实生活何以发生巨大变故的密钥，才可能“历史地”审视并表现人性、人格的变迁史，显示出其惊人的洞见力。《暗红与枯白》是一篇充满“冷硬与荒寒”美学意味的小说。所谓“冷硬”，当然是来自世道人心中最令人体味道德困窘的、砭骨的感受，它压抑心灵，滋生焦虑和隐痛；“荒寒”，则是一种浸染着悲凉、孤寂、无助的旷野般的氛围、环境。这篇小说讲述的故事，围绕一个家族两代人在“宅基地”建造房屋引起的远亲近族的纠纷，发掘出人性深处的令人心悸和颤动的隐秘。难以想象，为了那条夹在另一家族房屋主体建筑中央的“通向河边的道路”，他们的堂兄天忠并不“忠”，坚持以祖上分家时的一纸文书为准，以至于家族几代人不依不饶地、不顾空间位移变化、无情而冷寂地“锁定”那一线狭小的空间，永远地占有那条早已失去方位的“过道”。可见，乡村、家族、伦理的复杂关系及其纷扰、冲突，在当代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载。具有宽厚、悲悯情怀的朱辉，对乡村文化中的残忍和凉薄表现出深刻的惶惑和无奈。
这篇小说中的“暗红”和“枯白”都是具有深刻隐喻意味的意象。那张宅基地契约上爷爷的手印，在四十年岁月的销蚀下已成“暗红”，寓示着乡里、家族的亲情，稀薄如纸。一家人清明祭扫时，孙子惊悸地看到风雨蚕食坟茔，爷爷的白骨裸露出来的惨象，联想到辛亥革命兵荒马乱年代出生的爷爷，被曾祖父无奈地遗落乡间，不知根在何处，一生也没有一个宁静的、可以植根的家园来安居，不免陡然生出“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小说叙述刻意安排两家人在墓地相遇，不是冤家不聚头，别有一番用意。生者依然嘈杂、纷扰，恩怨纠缠，悬而未决，无法息事宁人，逝者不能安息，惊魂出离愤怒。我们又不免联想到鲁迅那篇著名的小说《药》。同样是两家人的不幸邂逅，墓地、旷野的荒寒和寂寥，生发出犀利的、凄楚的咏叹。小说呈现出的“人间失格”，不仅仅由欲望、贪婪、自私构成，还是真实与虚假、冲决与委顿、善良与恶意的五味杂陈的交织和对抗，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人们灵魂和现实无法缓解和冰释的激烈冲突。在叙事中，朱辉已经为我们复刻了人们萎缩困顿、纷繁芜杂的内心图景和灵魂形态，他仍不断地试图找出内心扭结、变形、撕裂的根源之所在。家族、文化、乡土和俗世的复杂性，被朱辉的叙述拉回到潮湿、隔阂、僵硬、阴郁的地面，几近死寂和绝望。
若从社会学层面看，《七层宝塔》触及城乡之间人文性的历史性断裂，凸显诸多元素和俗世背景下的存在龃龉，折射出更广义的乡村伦理和人性冲突，还牵涉到权力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对畸形人格形成的忧患。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迁移的对象主体，尚未来得及做好心理、精神、生活惯性等的调整，牢固的属于乡村的价值观还未接纳城市化的诸多观念。也就是，田园无法靠近市井，水流无痕，没有生硬混凝土材料建筑的乡居，乡野生活因素和流风余韵，仍挥之不去。坚硬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构筑的新的生活格局，强大的现代性导致乡间因素无法被带入楼盘居所，迥异于乡村意识的新型价值观，在迁移者内心暧昧不明。异质性元素擦去了唐老爹这个人物淳厚的情感，也消解掉其存在的自主性、对神圣的道德化的守望。他依恋的千年“七层宝塔”的消失，实质上就是古老传统伦理的最后的毁损。唐老爹无法忍耐内心的凄恻，也本可能“眺望”到历史的来路和嬗变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理念，就如同宝塔的根基，不能承受被挖掘掉的现实。象征传统文化和道德高地的宝塔，被人为地拆除和消失，无异于支撑唐老爹精神的最后一块灵地的消弭。而阿虎这一代人，却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找到新的生存生长点。“新村”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满足阿虎所渴求的生活状态，而且提供给他新的机遇和可能性。所以说，唐老爹和阿虎的冲突，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之间的琐屑纠纷，而是深层的文化对峙和碰撞。朱辉说：“《暗红与枯白》写的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七层宝塔》涉及了不知道往哪里去。”[6]这足以见出朱辉写作中对“家族史”的眷顾，这是个人生活史在小说叙事里的“重构”、记忆和反省。
朱辉信服福楼拜的说法：“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这里所谓的裂隙，就是距离，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及其互为角度。人的一切感受，哪怕是人对物的触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因于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外界即他人。人与外界的联系，或涉及两个对象主体，或只是人作为主体之于物化的客体的关系。惟有进入人或事物整体性的内部，让叙述张力迸发出的“裂隙”，才会挤压、撞击出人与事物最富本质意味的“意义”。
短篇小说《红口白牙》，就是一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现裂隙、发现深渊的小说。虽然，这不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小说人物也没有隐含任何存在世界的隐秘，但是，它不仅写出了人内在的孤独和寂寞，还写出这个人“死后”所“遭遇”的情形。现在，这个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日常生活的固有秩序里，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一生？这里究竟是谁的“红口”？谁的“白牙”？萧老师的人生裂隙、生活的裂隙，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篇小说的叙述，一开始是从“一个人没有任何波澜的平凡的一生”的叙事姿态，作为“几乎无事的悲剧”进入故事层面的。萧老师一出场，就是他在人生事业层面上的悄然谢幕，就处于人生舞台谢幕后无所事事的逡巡状态。他退休后，养花、养鸟、养动植物竟然都无法成活，大多因为他的机械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追溯到他作为系主任工作时，诸多事宜他都极度“认真”和坚执，怀着善良的初衷，却都不被人所理解，处境十分尴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看到萧老师这样一位有原则的好人，他的“一根筋”、迂讷和不活泛的个性，小说写出了他隐忍的生命形态、人生况味。如果萧老师一直“平静”下去，叙述本身的意义也许便不复存在。偏偏是萧老师的死，引发人们的震惊、狐疑、好奇、猜忌，倒有些石破天惊之感，生出许多无法消除的问号。命运总是具有极其强大的反讽意味，一个在现实中永远处于缄默状态、一生都没有玩过几次麻将牌的人，却意外在牌桌上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不免成为俗世生活中的大事。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开始纠结只有几十个字的“讣告”的措辞，这是对萧老师最后的“盖棺定论”，这仿佛已衍变成一种谈资，人们不能“接受”他人的意外状况，于是，人们与死者一起陷入一种摆脱不掉的荒谬。陶渊明的那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正应对“看客”眼中萧老师的命运。萧老师的性格，决定其一生都身陷于一种“不自觉”的孤独里，他无法摆脱孤独，包括儿子在内没有人能够走进萧老师的内心。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无论萧老师的人性晦暗或明亮，在这样多变、扭结的尘世，自觉人性的建立，才是超越现实的、有活力的人生要素。因此，萧老师的人生“裂隙”，就在于他的自我和自我意识的世界是过于“平衡的”，没有冲突的。只是在小说的结尾处，萧老师的“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儿子，才顿悟般地发现自己父亲的极其平淡的一生。然而，谁又能真正地说清楚一个人的一生呢？
短篇小说《然后果然》，与前文论及的文本相近，这是一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现裂隙、发现深渊、洞悉生存和命运的小说。这个小说充满“戏剧人生”的味道。我能够感觉到，朱辉写这篇小说时那种难以遏制、挥之不去的感伤和隐忍。难以想象，一个貌似完美、温馨、安宁的和谐之家，背后隐藏的、支撑其存在的，竟然是虚假和蒙蔽，是主人之间的谎言，以及男主人公代人体检的“替身”角色，还有彼此无法察觉的夫妻之间相互的“欺骗”。可见，这里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伦理的陷阱，具有深刻的悲剧性且不可告人。在这里，体现为两个层面的现实残酷性：一是在男主人公王弘毅身上，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一种没有安定感和充满欺骗性的“兼职”始终让他忍耐着精神的重压。虽然，支撑家庭的男性尊严是其唯一的动力，而道德感令扭曲的心理无法平复；二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妻子，贤妻良母的表现背后，还隐藏着对丈夫的“不忠”。在王弘毅最后一次代人“尿检”时竟然发现自己染上性病，隐约透露出妻子为了“升官”提职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叙述最令人惊骇的细部，此前模范家庭的一切温文尔雅，竟是建立在表象的虚幻之中。在此，仿佛唯一安定的因素就是不安定。我们看到，朱辉在叙述中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和控制力，一方面他要将王弘毅作为人本性的质朴擦拭出来，小心翼翼地扼住情节骤然起伏的震荡；另一方面，他还要撕裂生活的残酷和人性内在质地的粗糙品质，这是叙述的平衡力，我在朱辉小说里看到了事物表里之间的巨大落差和错位。无疑，这又是存在的荒谬与悖论，心灵的自省依然难以获救的怅然或绝望，充斥在字里行间。尽管，对于小人物王弘毅来说，这一切都不是毁灭性的存在，但终究是对尊严的一场浩劫。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这样一句话：用彻底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我认为，这篇小说的叙述，在尊严、内心的困窘和现实的对峙中，充满超越表达的张力。
这是几篇极其富有叙事结构感的文本，它们通过对“命运”的考量，进入人性的最深处。像《暗红与枯白》和《红口白牙》，还有《鼻血》和《变脸》，这些叙事对人与事物具有深刻象征性隐喻色彩、色调的凸显，均带有心理、精神的暗示性和神秘学意味。在此我无意过度阐释，朱辉是否刻意建立起小说文本与存在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梳理个体人生的疼痛感及其命运的嬗变，呈示人和事物冷峻且隐秘的存在场域，但写作主体潜在表现出的中立性审美观照状态，无意间却为我们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意义解码的文本空间。无论怎样，朱辉这类小说的文本气质，可谓皆有“灵异之光”。尽管他的叙事和隐喻不免有一定的“坚硬度”，但是，无法掩饰朱辉试图摄尽凡人俗世间一切因缘的叙事“野心”。从这个角度上说，朱辉所“暴露”出的人性与事物的残缺、遗憾、荒谬和不完美性，存在世界的真相，记叙和评判精神秩序和价值系统的公平、正义和“罪与罚”，直接指涉我们这个时代普遍面临的精神症候、法理、世道人心和伦理困境。
肆
无疑，朱辉是一位难以“归类”、不能够轻易界定其风格的小说家。他作品涉及的题材范畴、主题取向、叙述结构、文体面貌和话语情境，既迥异于许多同代作家，也很难追索其承传的脉络、由来。在他略显“驳杂”“斑斓”的叙事体貌和精神形态下，我们的描述难免是徒劳的。我们素来喜欢将一位作家肆意归类，作“类型化”处理，竭力地想描述、概括其整体特征，有时不免武断而且偏颇。无疑，这样的审美判断是一种话语暴力，也许，它距离作家的写作及其发生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像贾平凹、苏童、阿来、迟子建等，都是这类难以轻易厘定、判断的作家，朱辉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也无法忽视朱辉的长篇小说，这呈现出朱辉写作的另一面向。从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他真实的写作发生，能深入理解朱辉从长篇写作到2008年之后的中短篇小说，爬梳出朱辉“中年写作”的内在隐秘。第一个长篇《我的表情》写的是初恋和初恋的“复辟”。关于初恋，朱辉虔诚、诚挚地认为，这样的小说一个人只能写一部，写多了必然掺水，也就是说，感情无法被反复“稀释”。第二部长篇《白驹》是关于抗战和家族史题材，朱辉的初衷或夙愿是想让他的祖辈“在小说中复活”。我们可以将《白驹》看作是其代表作。《牛角梳》写的是“阴谋与爱情”，女人的渴望、欲望和策略在纯真爱情的反衬下极为突出，富有强劲的灵魂冲击力。我们能够感到这部长篇小说他写得恣意而畅快，他已经抛开自我束缚，将自己对语言特性的理解呈现出来，充满叙述的快感。长达三十万字的《天知道》，用朱辉自己的话说，是一部“戴着侦探小说面具的社会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将杀人的暴力变成了叙事美学，而杀手的驱动力，要么是金钱，要么是情爱，要么是仇恨、嫉恨、虐杀之类的变态心理。而《天知道》则不同，这个杀手的心理动因，确实具有社会复杂性，甚至是正义感长久沉淀使然，就是说，他的杀人甚至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正是这部写了两年多的长篇小说《天知道》，让朱辉体会到长篇小说叙事过程中可怕的消耗：智力、体力几近“镂空”的状态。我知道，我无法在这篇文字里展开对朱辉长篇小说的判断和阐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不算短暂的时期，朱辉真诚、明朗的天性，被一点点地消耗着，但是叙述本身的冲动和活力，特有的“朱辉式”小说语言、节奏、时空展示方式，以及对历史、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考量，都以相同的振幅，尽管驳杂却是不拘一格地凸显出来。
的确，2008年之后的这十二年，朱辉只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中年写作”的感觉和情境，富有象征意味的文体变化正是他调整自己的审美方位、重新整饬自己的叙述规划的重要选择。其实，每一位作家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宿命”的意味。最初，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朱辉而言，科学思维让他明白很多事不可以想当然，惟有文学创作可以让他获得更多自由的想象，即“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他居然认为自己如果不当作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侦探。他在逼近中年的时候，恰逢其时、茅塞顿开地找到了写作的“腰眼”。我一直以为，小说家写作的“黄金时段”，必然是四十五岁前后至六十五岁的二十年。尽管不乏托尔斯泰、歌德这样的大师，可以写到八十岁，但是，好的文运，大体上都在作家的生命阅历、经验和思维水准，抵达一个平静而高远的境界之后，再由平远秀丽之境而转入深邃宽厚。说到底，就是积淀、底蕴和格局可以让生活和现实真正“发酵”。所以，他能坚实地透过日常生活的“俗世”表象，深入发掘情感、欲望和人性诸多层面的纠结和存在悖论。
论及朱辉的中年写作，他的最基本的小说理念，是异常清晰的：“小说的深度，是常见的概念。但我更愿意说‘小说的厚度’。厚度包括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向上是辽阔，是超拔，是飘逸；向下是深入，是挖掘，是洞幽烛微。......向上，可能会失之于凌空蹈虚；向下，也可能会陷入琐碎芜杂。这两个向度，都可能会写砸，也都诞生过好作品，大可不必彼此轻视。中国文学，也许比较缺乏向上的力度和意愿，但是向人情和人性的深度掘进，也未必就天生低人一等。马尔克斯踩着毯子飞行，卡夫卡钻地洞。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向下的深度也是厚度。”[7]我们从三千余字幅的《鼻血》里，就看到了鲜见的“厚度”；从《七层宝塔》里，我们体味到那种“向上的”凌空蹈虚的高度；从《暗红与枯白》中，我们洞悉到“向下的”的芜杂和深邃。《变脸》和《午后三刻》则有着洞幽烛微、深入肌理的疼痛感。简言之，朱辉的叙述具有一种强大的小说引力，这种“引力”，源自他的想象力和结构力的不断拓展。
朱辉中年之后的创作立场非常清晰，那就是专注于“痛点”：“不再年轻的人，荷尔蒙减少，不会也不应再那么快活得没处抓痒的样子，一双视力减退的眼睛反倒具备了更锐利的洞察力。世事急剧变化，人心如鼓，满街的汽车载着企求和欲望在狂奔。写作者所面对的外界，变幻万象，其实也可看做一个生命，一具身体。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8]现在，我们看到朱辉已告别所谓“抓痒式”写作，真正地进入了“新状态”，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到作家朱辉的可敬可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W15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安忆：《短篇小说的物理》，《书城》，2011年6月号。
[2]朱辉：《红口白牙·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刘剑梅：《“变形”的文学变奏曲》，《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
[4]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5]张学昕：《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东西的短篇小说》，《长城》2019年第5期。
[6]朱辉、何平：《我如果不当作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侦探》，《青年报·上海访谈》2018年9月30日第3版。
[7]朱辉：《告别或重逢（创作谈）》，《长江文艺》2019年第10期。
[8]朱辉：《要你好看·从抓痒到点穴（代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