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文学之名，四海宾朋齐聚南京。 （主办方供图）
9月5日至6日，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40余位中国作家、国际传播专家，和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汉学家跨越重洋相逢。“渡尽劫波兄弟在”，作家李洱用鲁迅的一句诗表达了与各国友人疫后重逢的欣喜，“见到这么多旧友新知，彼此都非常激动，甚至执手相看泪眼。”
不同肤色，却操着同一门语言，在“文都”南京的晴空下，海内外文学知己围绕同一个话题展开交流，那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
怎样的文学足以“穿越疆界”
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学都能被世界了解。能穿透语言、民族壁垒的文学内核是什么？中国作家曹文轩列出了几个要素：文学性、故事性和人性。
曹文轩认为，文学有永恒的基本面即文学性，守住文学的这个“边界”，才可能迈向“无疆”。故事是人类存在状态的模型，也是海外传播过程中经得起翻译的部分，小说家必须书写结实的、特别的、美妙的故事。此外，文化是民族的，而人性是人类的。“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中国作家不能被稍纵即逝的时代风尚、蝇营狗苟的功利性目的所裹挟，当我们能够始终聚焦、透彻地理解和精准地把握人性时，我们的作品事实上已经领取了走遍世界的护照。”
事实上，正是由于毕飞宇作品充满了精彩的人性描写，意大利翻译家玛丽亚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玛丽亚告诉记者，她对《推拿》喜欢得要命，“《推拿》主要人物达六七个，个个都体现了人性的丰富微妙，展现了盲人具体的生活状态，完全超出了一般读者认为‘盲人很可怜’的刻板印象。”她把毕飞宇的《玉米》推荐给意大利出版社后，也受到了热情回应，“因为《玉米》虽然涉及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但主要讲的还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坚定地书写自己生活的村庄，把家乡写到世界上去，新晋茅奖得主、新疆作家刘亮程表达了他对“世界文学”的一种理解。这恰恰契合了文学传播的一条规律，即“题材的中国性，主题的世界性”。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江苏诗人胡弦的作品在地球另一端的哥斯达黎加大受欢迎。2019年，北京语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孙新堂翻译了胡弦的10首诗歌，寄给哥斯达黎加国际诗歌节，没想到诗歌节组委会热情表示，想在当地出版胡弦的诗集。不久，由孙新堂选编、翻译的中西双语版胡弦诗集《星象》出版，哥教育部向600所全国公立中小学捐赠此书，并开展“全国中学生读胡弦”活动，组织学生通过随笔、诗歌、绘画等方式表达读后感并结集成册。
中国诗歌为何能与拉美世界遥远地共振？孙新堂认为，中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类似遭遇，使中拉民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同样，在拥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阿斯图里亚斯等一众杰出诗人的拉美，一场诗歌节的开幕式就可能吸引上万名读者到场。这使得诗歌成为中国文学面向拉美世界传播的有效维度。不仅是胡弦诗歌受到欢迎，诗人西川赴阿根廷参加罗萨里奥诗歌节，被评为“诗歌节之星”；而周瑟瑟在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朗读自己的诗歌时，引起当地诗人共情，现场“飙泪”。
青年作家加快“走出去”步伐
相较于莫言、余华、刘震云、毕飞宇、苏童等已具备国际认知度的50后、60后作家，中国青年作家的“走出去”更加迫切。他们记录的中国故事和创造的审美经验，镌刻着迥然不同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发展刻度，是鲜活涌动的“中国故事”。
就在这几年，青年作家“走出去”的步伐加速。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墨西哥销量不错，网络文学《天官赐福》受到俄罗斯女性读者喜爱，而作为中国青年科幻作家代表的陈楸帆，他与人工智能专家李开复合著的《AI 2041：预见10个未来新世界》，英文版销量已超10万册，还在法兰克福书展捧回了德国的一项大奖。
中国青年如何与世界自信地、有效地展开互动，陈楸帆提供了经验和样本。他告诉记者，他从2010年左右就尝试把自己的作品推介至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并把他推荐给刘慈欣、郝景芳等国内同仁。随后，刘宇昆凭借精彩的翻译助推《三体》出海，让中国科幻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声誉。而今，在中国作家的有力推动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科幻共同体”已经形成——借助国际科幻平台“克拉克世界”，陈楸帆等科幻界人士长期地遴选、翻译和传播中国科幻，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靓丽标识。
创作《AI 2041：预见10个未来新世界》时，陈楸帆与李开复采取了中英文版同步“更新”的方式，借助英文版，作品很快向20多个国家输出了版权。这背后，作家对重大议题的敏锐关注、迅速反应，和对传播路径的正确选择，助推了作品的有效传播。
一如曹文轩所言，“走出去”不等于“走进去”，“走出去”“走进去”后，作品仍面临“走进深处”的挑战。目前，类型文学成为文学出海的新名片。青年悬疑作家蔡骏认为，要想“走进深处”，市场化是不可忽略的传播动力。“走市场化道路，走进那些拥有更多读者的主流出版社的视野中，把你的作品摆到当地书店的货架上，你才能真正地抵达普通读者，而不是只存活于汉学家和大学教授构成的精英圈层中。”
在中国70后作家代表徐则臣看来，和前辈相比，青年作家走向世界既有优势，也有短板。“青年作家的视角通常更加城市化、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公约数’更大。像我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西郊故事集》，就受到了较多的国外出版社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都市生活。”但另一方面，青年作家的影响力毕竟稍弱，特别是和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相比，青年作家缺乏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来擦亮自我。这深刻地说明，“文学出海”背后不单是“文学的出海”，而是整体性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让世界了解、喜欢、钟情中国文学
论坛上，《2018年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文学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社会形态，书写人的生活局面，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时代的大势、社会的变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效拓展了中国文学的题材边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文学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网络文学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的想象力、生产力；青年作家书写的新经验、新资源，既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也增添了世界了解中国的视角。所有这些新发展，使中国文学迈向世界的底气和资源更加丰厚。
“即使远隔重洋，也仿佛比邻而居。”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诗意地描绘着文学作为彩虹所链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图景。然而，中外文学交流面临实际的壁垒，除了文化背景的差异、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优越感，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优秀译者的匮乏。在保加利亚，能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基本没有，只能从英语转译；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虽有一些中文译者，但翻译的水准良莠不齐。
为适应新时代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需要，中国作协下一步将建立起三支队伍。第一支是以本次参会的汉学家为基础拓展出的包含上百名汉学家和翻译家的队伍。第二支是中国的中青年作家，未来将加快培养70后、80后、90后作家，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助推中国青年作家走向世界。第三支则是目前急缺的懂外语、懂法律、懂传播的国际版权代理专业人才队伍。
这次会议上，江苏作家鲁敏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如正在翻译《金色河流》的英国译者杰克，他们就书中针对昆曲的翻译进行了讨论；还认识了不少新语种的翻译家，初步达成了新的翻译计划。鲁敏认为，类似这样的面对面洽谈交流非常重要，文学的精神部分、柔软部分、广袤部分，需要中国作家走到现场，与外国同行、出版界、读者当面交流。
“文学关乎世道人心，关乎人类的幸福与愿景，关乎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在地缘冲突、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文学交流的意义突然被放大了。”李洱感叹。
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启示意义与建设价值随之浮现。俄罗斯翻译家罗季奥诺夫认为，或许在以前，世界可以不在乎中国怎么想，但现在，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取得的成就、为此付出的努力，和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经验。中国也有责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不仅是讲述中国故事，更要讲好中国故事。作家阿来认为，我们必须强健自己，打造中国文学的“伟大航船”，真实优美地书写“我们所在的那一部分的中国”，以我们真实而富于审美特性的文学走向世界，以我们的好文学走向世界。曹文轩的看法与阿来不谋而合：能否讲好中国故事，在于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运行在文学应走的金色车辙上，坚持文学的根本规律、文学的基本面、文学的文学性，并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唯有如此，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不仅是了解，更是喜欢，是钟情，是接纳我们走进他们的精神腹地，把我们和他们遥远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