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网讯 2023年8月4日，省作协在南京召开胡弦诗集《水调歌头》研讨会，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郑焱，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以及国内近20位诗人、诗评家参与研讨。
胡弦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诗，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已出版《定风波》《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空楼梯》《沙漏》等十余部著作，并凭借《沙漏》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水调歌头》是诗人胡弦的最新诗歌作品集，由20余首与河流特别是运河有关的小长诗组成，在这部诗中，诗人通过水的无穷变体，揭示出生死、消逝、爱、故土这些永恒性的主题。
左起：郑焱、吉狄马加、毕飞宇、丁捷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指出，《水调歌头》是当下诗歌重要的收获。胡弦在这部诗中，把自己的美学标准、个人的生命经验，与时代的、历史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完全呈现出了胡弦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体性思考，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从细处走，可以看到很微观的东西，而往更广阔处走，又可以走到更高、更浩瀚的苍穹。“这部诗提供了很多对于水的想象，体现了东方诗学的美学精神。”
郑焱在讲话中评价《水调歌头》是一部紧跟时代步伐的诗歌佳作，是一部充满生活温情的诗歌佳作，也是一部能够给予读者启迪的诗歌佳作。胡弦把创作对象倾注于川流不息的河水，由对水的千姿百态的形貌的细察深究而达至对个体命运的思考和对时代历史的勘探。胡弦以大运河为脉络，将纷繁的人与事错落有致地构筑在一起，由物而发，饱含着对大运河历史的眷恋和赞叹，也饱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对宇宙的赞叹。
左起：罗振亚、宗仁发、唐晓渡
左起：胡弦、耿占春、汪政
左起：杨洪承、孙新堂、霍俊明
左起：傅元峰、何言宏、雷平阳
左起：张娟、黄梵、育邦
庇护：一次面向经验的主题写作
——“我们的心是运河，要有船在上面走，它才存在。”
《水调歌头》是胡弦关于主题性写作的首次尝试。“我过去是轻视题材的，一部宏大的历史与面前桌子上的茶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诗不以题材取胜，而是以语言表现力取胜的。但是在写这部诗集的时候，我发现题材和语言是共生的。”胡弦在会上说。
胡弦以集束性的目光对准运河，28首小长诗，汇成一部涉及河流、交通、战争、饮食、绘画、朝代更替乃至家族变迁的运河史诗。《雨花》副主编育邦说，为创作这部诗集，胡弦到大运河沿线做田野调查，与当地的人们交谈，深入查阅了解地方史志、历史文化、传说轶事……“这是一个诗人主动出击，更深地融入时代的写作行动。运河是中国人的心灵之河，蕴涵着民族的历史、时代、存在与未来。”《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认为，通过这次写作，胡弦“为自己重新开辟了写作领地，重新找到未知”，他面向经验、写作经验的尝试，对当下诗坛是有启示意义的。
“我觉得胡弦解放了自己”，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说，近期的胡弦“对于生活，对于土地，对于风物，对于人情世故，有了更人道主义的关怀，他当下的作品更接地气，也更丰富，更庞杂。”汪政认为，这对于诗人来讲，可能是一个逆行的过程，但“胡弦能够随着年岁的增长，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沉，这种反向的姿态，给当下诗坛提供了可讨论的范例。”
“写运河会牵动整个的生存，整个历史，整个传统文化、民俗各个层面。”北京大学教授唐晓渡在当代新诗发展流变中，深入思考了《水调歌头》的文学史定位。他指出，当代新诗发生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自觉以杨炼的《YI》(标题为一个自造的汉字，由“人”贯穿“日”组成。读音“YI”)、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为代表，彼时，诗人到被遗忘的传统文化中存照诗歌，诗歌在诗人和世界的关系中生发，但总体是向诗人集中；从90年代到当下，诗人和世界的关系在慢慢地调整。从这个背景出发，才能真正体会《水调歌头》中“庇护意识”的内涵。《庇护》在诗集中显要地居于第一章。相比第一次觉醒中的“拯救意识”，当下的现实和诗歌是一种庇护关系，诗人要带着世界回到他的本源，靠近他的本源，而不是以世界为背景，凸显诗人作为拯救者的角色。
长诗的刻度：聚集与弥散
——“这是那种黄土，干透了的时候，/硬得像石头。又因富有黏性，所以能结成山丘。”
《水调歌头》也是诗人胡弦对于长诗创作的集中攻坚。胡弦善写短诗，切口小，进入深。一般来说，“如果说短诗是一场遭遇战，长诗则是精心部署的战役。”唐晓渡说，但胡弦的《水调歌头》跳脱出长诗的结构化写作，采用“生成和呼应式结构”：每个单元独立成篇，又处在运河的共同背景之下；结构在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彼此关系中慢慢生成。
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也认为以“生成性”来描述《水调歌头》的结构是比较合适的。“它没有精心设计的框架，更像一个聚集和弥散的结构：跟运河区域有关的事物聚合为诗歌的主题对象；但是写法非常弥散。”
这种弥散的结构便于发挥诗人“为物赋形”的写作优势。在《水调歌头》中，诗人自由而放松地将目光对准一个个微观之物，除了古老的山麓森林、涌动不息的运河流水，还陈列着从历史中掉落的各种物件：庙宇、船坞、扁舟、压舱石、香炉、司南、碑匾、字画、水罐、铜牛……诗人以此搭建出运河的时空体。上海交通大学何言宏观察到，这里的事物是零散的，诗人没有把运河整体化和本质化。不同于前代诗人偏向用大词传递宏大观念，胡弦的诗歌主体是一个“游子”的形象，“游子是游动的，因为游动才分裂，从北京到杭州，一路走来，碰到很多事物，遭遇很多场景，中间发生了很多对话，但是没有整体性的运河。”胡弦从个体的游子的角度出发，重新发现了运河文明。
胡弦以对物的精密刻画来呈现其精神意象的恢弘。《水调歌头》既是一脉生气盎然的生命活水，亦是一部联通古今的民族水志。“这部诗集架构出一个多种感观的现实与幻觉并存相互关照的空间”，中国语言大学教授孙新堂认为，“这是以语言建造的运河博物馆，也是用语言建造的中国历史、中国人文、中国生活、中国现实的博物馆。”
拉魂腔：多声部叙述和“缺失的月亮”
——“但你不能把这种真空暴露给波浪，/你仍要让一切都沉甸甸的。”
“这本诗集似乎在试探散文跟诗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梵这样总结《水调歌头》的叙述特点，以《梦的赋形》为例，第三节和第四节传递出强烈诗意的分别只有两行，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诗意？胡弦用了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错落的长短诗句形成特殊的节奏感，来支撑叙述；一是用小说化的方式，通过叙述形成情节，从而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除去散文化的叙述，《水调歌头》还融合了戏剧的表达。“《江都的月亮》对戏剧性的运用，已经融化到一些小事和片段当中”，汪政说，“对话、场景、人称的变换，充分体现了戏剧性的效果。”
在转换中，叙述发生横跳。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分析《寻墨记》，“在11段、100多行小长诗中，仅抒情主体就由我们、我、他、你，再我们、你、他们、我们，到他、我们、我，跳来跳去，至少转换了11次之多；‘反’诗的追求决定了胡弦诗歌的每个字词、细节清晰，但整体上却不是那种能够一眼望穿的存在。”
叙述语调关乎诗歌主体的在场方式。诗歌主体仿佛在场，又恍如旁观。正是这个意义上，南京大学教授傅元峰感到胡弦更像一个“通灵诗人”，而非“通感诗人”。“胡弦的抒情形象好像运河之下的河床，把第一个石头放在船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船掀翻的第一个浪头”，而胡弦的压舱石很稳，不太展现惊恐，他的静观中没有主体的晃动。但在这部诗集中，《江都的月亮》展现出对这一稳定的叙述语调的突破。
“诗里当然有一个发话者，同时又多种声音，”唐晓渡注意到，“在对不同世界的关注当中，他的身份随时发生改变。我们都意识到作者在场，但是他凸显的是讲述本身，而非讲述者。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语言和背后的巨大的沉默。”
胡弦通过叙述将读者引向“不在”，引向“缺失”。“他最关心的不是运河本身，恰恰是在大自然中间安家，在河流拐弯处安家。”杨洪承说，在水和运河中间，诗人在寻找，但不是顺着水的流淌而寻找，而是在水的断流处，甚至在水的暗流中，寻找失去的、消失的、不在的。
流变：运河，作为精神水系
——“向完美追问：我们意识到了结束，/同时意识到了无法结束。”
在《水调歌头》里，“水”不仅是物的意象，也是精神隐喻。整首诗的主题和旨归也呈现出一种流淌的特征。《作家》主编宗仁发就感到，诗集的整个创作完全在一种解放的状态下完成，而且所有的文本都是敞开的，文本之外还有文本，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去补充。
“诗人的天职是归乡”，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雷平阳认为对诗集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归乡”的层面，“我们需要的是新的运河，他也许不是回到源头，不是回到记忆当中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许是要开辟一个属于未来的故乡。”
“水的意象延伸到很多地方，宇宙、历史、现实和生命，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灵魂得以显形。”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认为，从《定风波》到《水调歌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生命之河的成长，“由流动的自然之水到历史之水再到自我成长之水，他在写作中建构自己的精神水系，流淌出属于自我和时代的精神之河流。”
敞开性和未完成性也是诗人胡弦自己对诗歌的感受，他说对于这部诗集的写作还会继续下去。“我心目当中也是有一个诗人胡弦的，但是可能这一辈子永远无法和他重合。以这本诗集为例，我更看重的是它的未完成性。我觉得一个更高的文学标准也未必在完成的程度上才能达到，也不是一定要在别的诗人的维度上达到，在自我未完成、在过程当中达到，对一个诗人可能是更重要的。”
“正如胡弦自己所说，河流只是一个‘起兴’的源头”，丁捷在总结时说，“在对历史和文化的追寻中，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野之下，那么多另起一行的句子里，有诗人对俯仰天地的深情观照，也有诗人对内在自我的执着凝视。胡弦一直是一个用语词观察生活、思考命运、追问存在的诗人，《水调歌头》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定点集中爆发。”（文/俞丽云；图/于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