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黎忆黄孝阳:他对工作有一种让人烦躁的执着

来源:澎湃新闻 (2021-01-12 10:05) 5947838

  2020年12月27日,出版人、作家黄孝阳因病去世,终年46岁。黄孝阳著有《人间值得》《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阿槑冒险记》等多部作品。此文为同事、友人李黎纪念黄孝阳所写文章。

黄孝阳

  几年前,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黄老师骑着电动车带着老李从我身边驶过。两个胖子几乎要把电动车的车轮压扁。我在后面笑了半天,才把他们喊住。些许滑稽的画面清晰得有些过头了——这是杨莎妮在得知孝阳不幸离世后发在朋友圈的话。

  我就是老李,因为坐在车上,所以不可能看到这个画面。事情是2015年的夏末,我已经决定离开工作了十年的美术出版社,先离开再说,不是组织调动更不是“升迁”。孝阳知道之后,两周之内忙前忙后,快速高效地帮助我对接好文艺社。那年国庆后,我正式到了文艺社。转眼五年,如今我在文艺社“尚好”,这个判断可以抛开外界得失,更多是主观感受和意愿。所以,孝阳是极大影响我职业生涯,也是人生进程的人。那年我35岁,如果从事其他表面还行但内心抵触的工作,一切都不可想象。

  在那之前,和孝阳熟悉已久。他2007年从南通到南京,我们应该在那不久就认识了,但实在想不起来具体情境。那几年张浩民带头搞了一个“周四饭局俱乐部”,即每周四我们每人邀请其他朋友固定聚一次。我喊过孝阳,地点在书城后的文云巷,他立刻答应。在那之后到我去文艺社的八年间,每次喊他,他都会到场。后来我知道,这并不是他对我或者具体饭局有多重视,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在南京,要面对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孤单的夜晚,像科幻小说中的从地球逃离出来的人,为了寻找一个新的家园而开启了远远超越生命长度的星际航行,途中的任何聚会和饭局,都是有趣的、愉悦的。

  孝阳对工作有一种让人烦躁的执着,吃饭时总会推广他做的书,并含糊其辞地让我们写评论。我写过两三篇,孝阳开不出稿费,除了其中一篇的100元之外,别的就用书代替,屡屡让我去1010室,书随便挑。我挑得不多,并对他推荐的一些书表示不屑,他很不开心,当着另外两位同事的面调侃我清高、狭隘、不思进取等等,我也没在意这样调侃,但几年后和办公室里另外两位成了同事,倒也是非常感慨。

  有一次我们在C座楼下遇到,抽烟,聊了一阵别的什么的事,各自散开时我突然用饭桌上的腔调冲着他大喊,你鸟人真的要减肥了,别他妈搞得一身毛病,万一你那边得了茅盾文学奖这边进了重症监护室,你说亏不亏!孝阳对茅奖和重症监护室两件事全都猝不及防,眨眨眼睛笑笑,哼哈几句走开了。现在想来,说这话恶毒,又有切实的祝福,说祝福吧,又确实太过分了。后来,我成为他的同事及下属后,类似的话还在继续说,只是语气委婉了,无非就是身体要紧、来日方长。直到他出任副总编辑并几乎在一切场合用谆谆教诲的语气对别人说话,我才彻底打住。遗憾的是,连这种严峻的状态都没来得及出现,他在更极端更悲壮的状态下走了。

  我和孝阳的文学理念大相径庭,但我知道,他有成为大作家的可能,或者说就是大作家。首先他的写作模式和成名路径是非凡的,几十年来的一大模式,是期刊发表、获得评论、获奖、出书,由中短篇到长篇,间或有命题作品和自我阐述。孝阳完全摆脱了这个模式,首先是野生的、网络的写作,长时间追随王小波,随即直接进入了先锋长篇的写作,有一种颠覆性和破坏力,但又不是以对抗和敌视的姿态进入文学现场。他个人表达过对这个模式的自得,特别是2017年《众生·迷宫》出版后。而更为重要和本质的,是他在写作领域的能量和才华,体现在数量上的巨大、气势上的张扬、对自我突破的痴迷,对未来这一宏大叙事的把控(包含着对小说落后于时代的痛恨),全都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诸多写出一点作品就忙于发表、转载和集结的作者不同,他不太在乎作品的去处和效益,也会做诸多安排,但更多的精力是在下一部作品。于是,和太多执迷于妥善安置已写作品并由此不知不觉画地为牢的作者相比,他早已经一骑绝尘。和太多被一种时下的标准束缚并彻底沦为技艺学徒的作者相比,他早已经推开了真正的、未来的文学的大门。

  这个“未来的文学”难以定义,但一定不是沿袭多年的经典化的写作,更多和存在虚无、真实虚幻、短暂永恒等宏大概念纠缠在一起,而这些概念随着科学与社会进步,随着我们认知的扩张和感受的细化,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无处不在。在得知孝阳去世后短暂的几分钟内,当我把目光从手机屏幕上抬起来看到别处时,我的第一感受不是悲痛,不是痛惜,而是震惊之下的一种虚幻,所有的言谈举止、眼前所有的人和事一时间都有种不真实的感受,走在结结实实的酒店里,所到之处都感觉这不是一个真实世界。孝阳的文字很早就沉迷于类似的感受,并不断往幽深黑暗处探索。

  在五年多的共事中,我越来越清楚孝阳诸多价值观中和工作高度关联的一个,即破除对作者身份地位的认知,尽可能一切只看稿件,类似于盲审,并且把稿件放置在更大范围类加以考量,而绝非狭隘的“纯文学”范畴。因此他一方面极其尊重名家,一方面也对多位名家的部分具体作品表达了相当的不满。同时他以自身多年的阅读积累和现场经历作为判断依据,以一种俯瞰的姿态,发掘出了大量的不被主流发表和出版重视的作品,类型化的、非虚构的、先锋的乃至旧作翻新的。重名作不重名家,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很多时候两者都做不到。让我极为佩服的是他策划的“极限书架”系列,虽然目前只有几本,但我们长时间聊过,都觉得这套书如果保持下去,或许可以和午夜出版社相提并论。

  2017年的一天,我们从周梅森老师家回单位,在表达了对周老师历史和反腐两大系列作品的仰慕之后,孝阳突然说,李黎,我们要有压箱底的作品啊。这句话让我一阵焦躁,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只是我觉得时日尚早,先玩着再说吧,而他对此已经高度敏感。他强调说,一定要有压箱底的作品,就是死了可以放在棺材上问心无愧的作品。那么,最迟从2017年开始,孝阳的写作有一种巨大的内在使命,即如果这是最后一部作品,它必须传达自我的一切。我很难体会这样的状态,但感到足够的震撼。关于死亡、离开,在孝阳离世之前他屡屡提及,在办公室,在路上,在饭桌上,大意就是鲁迅说的,“拉倒”。我想不起来详细的话,但他说的另外一句自信又牵强、豁达而辛酸的话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如今孝阳已经摆脱了现实世界中所有由家衍生出来的束缚和羁绊,相信他不是狭义的死亡,而是绝对意义上远行,像是开启了一次几万光年的星际航程。

  2018年,李樯在江北给顾前办一个研讨会,因为第二天要出差,我晚饭后回来,孝阳和《青春》杂志的一位编辑搭车。路上孝阳闲聊说,现在美国进口车关税下降很多,你有钱的话就可以换一辆车。我说我不会再买美国车了,下次考虑日本车吧。孝阳突然很愉悦地说,日本车是好啊,我老丈人以前开一辆卡罗拉,十多年下来根本就没修过,好得很。这只是日常闲扯,但孝阳基本上没有日常生活,家庭和年节等诸多概念大概早就被他剥离,而关于物质世界的不计其数的品牌商标,他也很漠视,所以当他说出“老丈人”和“卡罗拉”两个词时,我觉得特别新鲜,一直忘不掉。

  因为出版大厦的总部坐不下,我们编辑部搬到隔壁大楼,孝阳偶尔晃过来办理一些事情及视察。有一次他指着我的一堆乐扣保鲜盒说,你这个太高级了。我以为他在挖苦我,因为搬家繁琐,我潦草地用三个盒子分别装绿茶、红茶和普洱,不问品种,然后把一堆茶叶盒给扔掉。串在一起的茶叶其实是没法喝的,但他羡慕的表情是真的,不知道他是羡慕规整的盒子,还是羡慕茶叶这件事。和太多在各自程度上最大限度享受世俗温暖的人不同,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享受,茶烟酒、咖啡等等,全都胡乱对付。很多次去他办公室谈事情,都能闻到熟悉又刺鼻的路边早点的油烟味在堆积如山的书和稿件中肆意升腾,这背后,是草草填饱肚子的状态。他对此不是没有感觉,但只能以同样的草率的方式对待。去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他找我去谈一些事,说完后,我说吃饭去了,你呢,他挥舞了一下小小的三只松鼠的袋子说,现在中午都不吃饭了,早晨吃多了。我感觉中午用坚果对付这一举措可能是错上加错,但因为长期以来的话语方式,我觉得没必要跟他说家长里短的事,他应该也觉得没必要跟我谈这些。

  还是在江北那次,中午我们从单位出发,我把车停在单位附近的巷子里,招呼孝阳说一起过去。他说我在楼下路口等着,你开过来接我吧。一时间我非常错愕,甚至在想他是不是在摆领导架子呢?当然不可能,他只是不能步行了,几百米的路可能要走很久。按理说,身体问题这么严重,应当停下一切工作和写作,进行彻底的治疗和休养,这也是他离世后很多朋友不理解的地方。我能理解是,陷在一种高度疲惫又极为亢奋的状态中本身是一种巨大的依赖,少有人能真正有毅力摆脱,人不总是理性的,更不是智能的。

  但我一直不清楚一件事是,孝阳身上的某种疯狂和极致,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作为对抗庸俗的日常的状态,或者是对日常生活求而不得的强烈反应。很长时间,我特别羡慕他能不限于琐碎的事物而心无旁骛地做书和写作,这可能太想当然太无情了,他或许并不羡慕他自己。

  去年11月24日,单位在凤凰广场A座29楼开会,休息时大家出来抽烟,眼前就是玄武湖,孝阳感叹说,我就是到南京开会,在玄武湖走了一圈觉得实在是太美了,才决定一定要到南京来的。不等他的话说完,我和另外两个三个同事就冲他喊,你这么喜欢玄武湖怎么从来不去走走呢?你每天去走一圈多好!他又有些猝不及防,笑一阵算是回答了。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全都知道他身体很不好,但没有人觉得有多大的问题,无非就是有病看病而已。那次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足够的高度俯视他热爱的玄武湖,以及热爱的人间。平日里的他更多在固定的几个线路上路勉为其难地走动,以湖南路马台街为主,然后在浩瀚的大到宇宙和未来、小到量子和人心的世界里尽情遨游,在纷涌跳跃磅礴破碎象征的文字世界中彻底张开双臂。最近几年的一个变化是,他写诗多了起来,和此前实验的、尖锐而任性的叙事文字相比,深情款款的言说多了很多,很多话都像是一种总结性的慨叹,甚至像是最后的抒情。

  所以,我总觉得有一个既残酷但又属于文学研究的话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孝阳已经把言说的对象变成了庞杂又具体、热切而冷酷的整个人间,他用几乎全部的文字对人间倾诉他全部的情绪,而这是不是在不自觉中与这个世界作别?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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