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雨花》全国作家笔会在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生态文学的传统与当代书写”，来自全国各地的21位作家抒发了各自对该主题的独到见解。
丁帆（评论家，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导）：有人把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生态文学”的第一部开山小说，就是要表达现代科技主宰自然后必然会走上自我毁灭悲剧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主题立意在当时新兴的工业革命日益繁盛之时提出来，无疑是给人类在迈向快速前进的历史轨道上敲响了警钟，这无疑是“生态文学”作品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对即将异化了的人类生态意识形态做出了提前的预判。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这种“异化”而停止工业革命的脚步，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进步是带有“污秽和血”的历史。“生态文学”作家的这种批判和反思的主动性，无疑是对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必须保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解读和过度夸张地阐释作品的含义，将它作为阻碍人类科技进步发展的人文旗帜，显然也是片面观念，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界，持有这样偏执价值理念的人还不在少数。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理想主义原始风景描写与阅读审美期待，就越是能够在具有浪漫主义元素的作品中得以完美的表现。1854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开启了对工业文明的质疑。上个世纪末，中野孝次在其《清贫思想》中，也鼓舞大家去过一种简单的原始生活。但我以为，真正生态伦理准确表达应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那样：“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当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生态文学”审美情境中时，不应忘却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更多在追求科技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我们的作家如何在这种审美伦理的悖论中找到审美价值观的出口，就显得十分重要。
王尧（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生态批评的几个代表人物曾到苏大来访，当时我陷入纠结，既然讲生态观念，我是否应当用简朴的方式来招待他们呢？但其实，生态批评和生态文明的思想与我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作家的解读是有很大差距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基本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主，与我们以前所讲的“天人合一”，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神的关系”差异很大。
讲生态，而不讲文学，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人类中心主义固然不对，生态中心主义危险也很大。生态主义讲的是人与生态的关系，“关系”一词非常重要。它关乎人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在大自然中站立，人为何与自己的内心相处。生态文明的问题，其实仍然是人类自身危机的问题，是人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随着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发生改变，人类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我年轻时曾来过南京，现在变化巨大。这种空间的变化，也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现在总觉得，遥远的地方必然有美好的风景，却往往忽视了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我想，有时候，我们应当让自己的生活简朴一点，也让自己的思想简朴一点。
周晓枫（作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简明的定义，生态文学反映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唐诗宋词中的人们，真的让我感觉到是活在农历时间里的，日子与天气、温度、动物、植物、农业，但是主观的、抒情的、感慨的情绪性反应居多。如果说是包含着更多科学而理性的作品，我特别喜欢蕾切尔·卡森的。纳博科夫说：“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我觉得这句话，几乎为蕾切尔·卡森的作品提供了评论上的注解。她的系列作品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前瞻性与科学性。风格隽永，气象辽阔，就是经典文学的范式。她的文字一如潮汐，奔腾不息。出色的画面还原感，使鱼的鳞彩、鸟的羽光几乎目力可视。我认为生态文学，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大的难度、更丰富的表达技巧，绝非只要有共识的环保理念就能完成的表态文学。
生态文学，常常是针对自然和环保的文学。文学本身其实是需要生态的，比如不能急于开发，而造成破坏性污染；比如素材和选题，如果是附庸着一哄而上，没有特色会相互覆盖、相互损耗；比如保护内心的天真与诚恳，其实就是在保护作物生长的土壤与水质，否则我们无法生产出健康的作品。我们可以从生态环境的现实发展中，得到许多同样有益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启示。
张莉（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生态文学跟其他文学门类不同，我想在于理解角度的问题，是站在哪里看世界的问题。比如，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理解，还是站在生态的角度去理解。我能理解生态文学的兴起，也理解这一命名的出现，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是在我们如何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文学的终极目的，其实是思考我们如何与自然更好的相处。因此，生态文学也便有了一个先定的结论和主题。这给写作者带来挑战，这个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下写出一种异质性。这是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我还是希冀看到作家在生态文学中有力的思考与表达，是更为丰富和更多面向的写作，是不完全站在人的角度，也不完全站在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何平（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生态文学、文学的生态意识以及生态批评视角的文学研究都是专门的学问，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虽然就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似乎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本土源生的生态文学，我们可以举出陶渊明、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人，也可以在理论上溯源到庄子的思想，但在中国当代谈生态文学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现代性的衍生物，它涉及如何理解现代的人，如何理解人和自然万物和环境的关系等等。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学是当代的、实践的，甚至是未来的。因此，生态文学不只是简单地逃离城市和现代文明回归到荒野，也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归园田居，而是尊重人类的文明史，在所有人类的活动空间，包括城市，重建有机的和健康的人和环境的日常对话关系。观察当下的许多生态文学，所谓逃离现代文明的回归田园其实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矫情和滥情。
宁肯（作家，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市作协副主席）：我1990年调到《中国环境报》工作，比较早地接触了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生态伦理学、可持续发展、温室效应、海平面升高等诸多问题，写过大量新闻报道，所以对生态文学概念没有新鲜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预设性很强的概念，我做了多年的新闻工作一直在鼓与呼，有时像唢呐一样调门很高，及至2006年我想写一部生态环境题材的长篇时有一种强烈的"反拨"心理，觉得虚构文学不能再像非虚构——新闻，报告文学，散文那样搞，那样预设，于是采取了一个反讽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原教旨环保主义女主人公，她既绿化荒山，建造生态庄园，又在庄园幽禁过去伤害过她的三个男友，用药水喂着。她支持野人考察，当真的将野人考察回来碰到伦理问题，野人是人还是动物？野人馆放在动物园是否可行？当野人越来越接近人，终有人发现所谓野人不过二十年前一名失踪的“野考队员”，当要揭露这一点时女主人公竭力掩盖，反对，并阻止“野人”进一步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我认为就虚构而言生态文学还是文学，是文学就远远复杂于生态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只是因为生态而使文学或者人学变得更加复杂，所谓生态的问题也是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学问题。
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我们大约面对的是一个和“风景”、生态日渐疏离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平面化、局限化，但同时又被种种爆炸起来更为体无完肤的信息所塞满。此时，我们提生态，提风景，或许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我理解的生态文学或许不是那种原教旨概念的。我认为（至少部分地认为），生态文学可能不仅体现于人对动植物、山川河流的醉心书写和深度理解，更多的，是它能展现我们内心里的柔软和体恤。我将这分柔软和体恤，看作是生态文学的某种质地。
提及生态文学，我们似乎已形成某种具有同质化特征的审美倾向和言语调性。我们预先地、暗暗地“规定”“规范”了它的主题、认知方式，甚至预设了谴责角度。这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我们的书写，会不会成为人云亦云的一部分？我所写下的生态文学，是否有独特的认知、视角和发现？哪一点，是我个人的，是对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提供？仅仅在背后提示和指认已被发现和理解的美，对文学来说是不够的。
我们读生态文学，人被放在何处？我不太接受人是生态的一部分这类正确无比的说辞，因为它其实对我们要面对的人在何处的问题有所置换，有所避重就轻。我很怕我们的生态文学变成另一种对人的问题的巧妙规避，对于生活复杂性、世界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的又一脱节。我愿意在这里重申列夫·托尔斯泰所提出的文学评判标准的第一条，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条，即：你的书写越是面对人类生存的真问题，越是对人生有意义，文学的格调才越高。五年前，我或许会鄙视他的这一过于过时的论断，但现在，我愿意重申它。加粗来重申。我们太会巧妙规避了，因此，我愿意重申来自现实主义大师的这一警告。我希望，我们的生态文学不仅是花花草草、小狗小猫，而是一个它们与人共存的世界，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更能引发我们情感和智识共鸣的世界。
在读及伊凡·屠格涅夫极为擅长的风景描写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向我们指认：“屠格涅夫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斑驳的阳光或光影的结合会对人物外貌产生特殊效果的俄罗斯作家。”我也希望，我们的生态文学作家能在自己的观察和认知中，做出哪怕是局部的“第一个”的发现。
陆春祥（作家，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生态文学从《诗经》开始。《国风·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桃夭，“召南”中的鹊巢、草虫、采苹……都是写生态。至《山海经》，生态的视野更加广阔，由海内到海外。《诗经》305首没有一首写到海洋，但《山海经》中却有大量的海洋生态，由此，我想再说一下中国古代的海洋生态文学。我读历代笔记，里面有大量的人鱼（鲛人）描写，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有“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能泣则出珠”；南朝任昉的《述异记》中有能织出入水不湿的龙纱的鲛人，清代李汝珍《镜花缘》有灭火报恩的鲛人，太多了。中国古代的人鱼，规规矩矩做事，知礼感恩，还成为人的爱人和知己，不过，西方海洋文学中的人鱼，大多是以歌声诱惑水手，并置之于死地的。依然从海洋生态的水的角度说。在唐代以前，广陵潮是文人们常常吟咏的对象，西汉枚乘的《七发》，共八段文字，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去探望，一番主客问答，太子病愈。虽然是讽谏作品，但我们至今都在称赞的，却是他写广陵潮的一节：“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枚乘将眼前的景象与脑中的想象结合，眼前的浪潮，它超越了赤岸，直冲扶桑。另一名观钱塘潮形成于东汉。顾恺之《观涛赋》云：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宋代，钱塘观潮之风更盛，弄潮活动也更具规模，范仲淹、苏轼、米芾等都看过钱塘怒潮，周密的《武林旧事》就有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冲浪者。由潮到各种生态的变迁，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文学也随之变化。
在现代文学中看生态文学，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第一篇《补天》，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的新形式。鲁迅借这个小说，说明什么呢？创造人的神已经死了，人类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当代文学中，以生态为抒写对象的已经数不胜数，从山到水，从动物到植物，生态就是环境，已经密不可分。总结起来，一句话：生态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所有，作家们已经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
雷默（作家，《文学港》副主编）：生态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当代文学的概念，作为作者，我对它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觉得，探讨“自然”与当下小说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还是有意义的。
中国崇尚自然的美学精神、作者内在情感的真实自然，以及“清远散淡”的审美旨趣无一不被统摄其中，我们从中可以摸索出一条“自然”由纯粹的自然概念转入审美价值范畴的大致脉络。说到自然，与之对标的是社会——世俗生活，两者作为两大生活区域，从相生相克，到无意于世俗生活时主体精神向自然的回归，其实也有相融相生的部分。“自然”观念的生成，得之于人对自然的认同性阐释，而文学正好充当起最佳的媒介。若仅把“自然”作为客观性的存在，现代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无疑导致其生态的巨变，同时在景观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相对其他对象和主题来说，“自然”能够为文本的建构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陌生新奇的语境，在推动叙述方面，更合理而流畅。
回到小说创作中来说，当下的小说不仅有展现伴随现代社会发展产生的疼痛与焦虑，还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或一环进行了或隐或显的观照。自然元素除了作为描写对象和叙事技巧出现，还在文学内部承担起生态意义——当自然逐渐退出城市，乡土和荒野开始与自然等同，甚至转化为一种关于本土和故乡的象征——相应的修辞和象征系统似乎是作者在尝试修复某种复杂的关系。我个人比较喜欢人与自然的小说，关于大海的小说，无论是海明威、马尔克斯、还是康拉德，都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本身，而是人的某种精神状况的投射。他们无一不在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叩问和反思——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但是，反过来我们不禁也要由此发问，我们今天关于人与自然的文学审美理想，能否也找到一条路径去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并由此重回和谐的“自然”之美？
现实的自然正在流失，小说的自然正在崛起。从对自然的态度中，不难看出写作者与现实之间某种蓄意的错位。自然以它的变幻莫测和雄浑壮阔，寄托着作者在缘情和言志上的诉求。以叙事为主体功能的小说，自然既可以是调味剂，也可以是催化剂。
陆梅（作家，《文学报》总编辑）：生态文学本质上不是一种题材性写作，它其实是一种生命观，是你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和西方对自然文学的强调不一样，我们对生态文学的强调可能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作为和思考。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大抵经历了和谐、破坏到复苏重建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山水”是可居可游的，是可以对坐可以归隐的田园。在经历了山水自然的大面积破坏后，人和自然两败俱伤，故园凋零，出现了一批反思田园将芜的沉思挽歌之作。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自觉自愿“后撤”的人，他们是生活于自然的践行者，在生态文学脉络里是一股清音。比如乔阳的《在雪山和雪山之间》，人只是自然的一个物质化组成，就像大树上的一个旁枝，无数河流中的一条，无数山峰中的一座。人不再是相对于自然的强大存在，人依赖自然，从属于自然，而自然相对于星球，也是生命能量的一个小系统。这种生命观也是文化和文明的投射。文明最终的归宿，我以为就是过一种忠于内心的生活。
人和自然的关系，占主动权的是人，在经历了创痛与告别、自觉的省察之后，我们对家园的重建高度重视，也涌现了很多书写生态文明和自然山水的文章。对写作者来说，或许我们要警惕的是避免滑向取悦自然——一种大同小异、标签化和过度审美化，对自然索取压榨式的歌咏，那会是另一种怠慢。我想人和自然最舒适的关系，或许是“话语山水”和实地山水的和谐呼应。
马小淘（青年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我对生态文学这个概念理解是比较粗浅的。我想大概是主题是对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的把握和省察，思考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吧。
中国的古诗词中，草木、河山常常是内心的投射。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信手拈来就有许多。从前车马慢，古代的交通远远落后于今天，古代的读书人进京赶考，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游山玩水也是古代士人的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中他们于自然的关系自然比较亲密。现在快速现代化一定会压榨牺牲自然，生活方式也更多元，对自然的注意力好像被分散了。
但我从不认为文学是内心独白，它必须与他人、与广阔世界建立联系，必须有对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关切。生态环境保护是个世界性的问题，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学肯定不会缺席。我觉得需要警惕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是复杂而深刻的，一些强调退耕还林、返璞归真的作品并没有打动我。政治正确、站在道德制高点、仅仅输出一些浅显的教益，其实有损于文学能表达的更广阔、复杂的审美视野。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思考的关于生态的东西还有很多。
斯继东（作家，《野草》主编）：我不是特别明白“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文学是人学，关注的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生态文学是指文学中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那一部分吗？那么，为什么需要单独提出来呢？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中去回溯、找寻和印证，我个人不太理解这样做的价值。在我看来，“文学”是多义的、不确定的，它质疑，引起人的思考，但并不提供标准答案。而 “生态”这个概念是确定的，有答案的，简单说就是“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就是文学，如果文学为一件过于确定的、有答案的事来做注释和演义，会不会主题先行和概念化呢，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警惕？
邵风华（作家，诗人）：生态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类型被提出来，时间并不算长。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最重要的代表作。书中讲述了农药对人类环境的损害，预言人们“将会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警觉，最终导致了“世界环境大会”的召开，和“人类环境宣言”的出台。此后，人们写作出版大量关于生态、环境的文章和书籍，形成了“生态文学”这样一种文学样式。而随着生态文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人们逐渐从对于生存环境的关注，上升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上来。二者的区别，前者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将自然之物当作工具和手段；生态文学则是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在中国，研究者将《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的翻译出版作为国内生态文学源头和标志性事件。现在看来，生态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基本上可归为两类，一是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现状和重大事件的描述，这一类基本上是由报告文学来承担；二是出于内心深处对于大自然的崇敬、热爱，回归自然、抒发性灵之作，这一类以散文为主。这类作品非常常见，甚至有滥觞之势。其成就最高者，也即自约翰·缪尔、约翰·巴勒斯、梭罗等人的散文，和诗人加里·斯耐德的诗歌以来的自然文学。他们同时也是居于山林中的实践者。
以上，可以看作生态文学的既有传统。
当思考生态文学的当下书写乃至未来的时候，首先要思考生态文学的存在意义。萨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文学的介入”。当然，这种介入不是政治性的、宣言式的或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即强调语言的力量。正如萨特所说，“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但是，“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什么是文学？》萨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更为关注这种所谓生态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即它的文学性。
在我看过的生态文学作品中，最美好的收获是英国作家约翰·亚力克·贝克的《游隼》。从秋天到春天，在英格兰东部一片平坦的湿地上，贝克追逐着一对游隼的身影，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记录下它们的活动，写出一部迷人的经典。有人说，这并不是一部观鸟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如何成为一只鸟的书。
瑞典艺术文化记者帕特里克•斯文松的《鳗鱼的旅行》，既探索了鳗鱼这种自然界最奇怪的生物，又追忆与父亲一起捕鳗鱼的童年时光。鳗鱼的笨拙又浪漫的生命之旅，像隐喻触发我们对生存与死亡，目标与意义的思考和领悟。被《洛杉矶时报》评为“与自然保持联系的21部经典”。
在当下，生态文学如何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想，要在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齐头并进。一是继续将自然与人的关系作为关注点，深入思考，写出隽永之作；二是在生态文学理论研究上继续深入，扩大成果，为生态文学的发展理清思路，廓清道路；三是要形成一个生态文学作家群体，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呈现当下的生态面貌，进行有建设性的思考，引起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进而影响并转变人们的自然观、生态观，并最终改善地球生态。
在文学意义上，则是如何提高生态文学的艺术层次，打破传统的固化的文学体式，在报告文学、散文之外，探索诗歌的、小说的、戏剧的多种表达方式，写出文学性和功用性相统一的文学经典，使这一文学类型大放异彩。
塞壬（作家）：生态写作如今成了一个主旋律的写作题材。它跟中国古典文学中『山水』审美意象完全不同。一种写作的热闹开始漫延开来，我想讲一讲切身体会的一个小故事。
我所在的东莞长安镇今年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母亲河茅洲河治污工程全面完工。去年起，多年未见的鹭鸟群现身茅洲河栖息地，引来人们的围观。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发展其后果是，我们必然要为此买单。这件事，已在全国各地铺开。这也是生态题材写作的时代背景。我们镇举办了一次以茅洲河为题的征文比赛，我们把征文启事发到网上，结果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投稿。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们的茅洲河。有一些诗如果抠掉其中的“茅洲河”三个字，它可以适用任何一条河。
一种万金油式的虚假生态写作大行其道。有的人用同一首诗可以参加多地的这类征文投稿。甚至还会获奖。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把这类作品筛了下去。同时，我有了某种警惕感。
在我看来，作为当下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种写作是极有意义的。作家的深度参与思考完全可以写成好的作品。
长江禁渔十年。渔民的安置与社会的重新接轨。这个故事该如何表达？
沙漠中治沙家族几代人的信念与坚守。最后的绿洲是怎么呈现在大地上的？
丹顶鹤面临恶劣环境之时，一个家庭是如何在困境中完成其投喂的？这一年又一年的无偿坚守到底是为什么？
太多太多。实际上，关于这个题材的书写，我们作家做得远远不够。
朱山坡（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生态文学关注的是自然环境，探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工业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时代生态文学都有不同的理念、关注重点和表现形式。我也一直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忧心如焚，尤其是每次回到家乡看到河流的彻底消亡总让我痛心疾首、四顾惘然。河流一直滋养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它们曾经水草丰美，以母亲的姿态优雅而蜿蜒在大地上，它们才应该是永恒的。但现在它们却被填埋了，被道路或住宅侵占了，连河床都消失了。它们消失是不可逆转的，是永久性的消亡，比某些动物的灭绝更令人惶恐。人类该怎样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表现，有什么作为？作家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呼声？
傅菲（作家，上饶日报社编辑）：我以为，自然文学写作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有艺术审美的文字书写能力；储备了较为丰富的博物学知识；有长期的野外观察、调查和体验。三者兼而有之的写作者其实非常少，因此高品质的自然文学作品及其稀缺。我是这样想的：只有在自然现场，才能感知自然的动人心魄之处，书写者才有可能写出情感丰沛的自然文学。
“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具象的、客观的、可叙事的空间环境概念，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越深切，表达的主题也越丰富，我们进而会发现，“自然”更是一种与人休戚相关的高级文明。
自然文学的核心是：人在大自然的现场，个体与自然的互动，人的生命与万物生命的彼此呼应和互融；体现自然的丰富性和生命的完整性；及时感受到生态危机，并为此发出警示等等。自然文学的价值是：旨在给大众自然启蒙、再度认识自然、确认万物的尊严、塑造万物的生命价值、呈现自然天籁之美、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伦理、叠高自然文明，并借此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向。
自然文学是一种剔除了概念化的写作，文本的本身具有了自然的属性：自在性，即自行自远或自行自止。
我对自然文学的认识，仅仅是浅见。我的自然文学写作也仅仅是入门。
汤成难（青年作家）：有一天，我去接孩子放学，看着川流不息的人们，突然十分沮丧，我坐在路牙子上，心想这难道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吗，每个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永不停息，人类发明创造了无数机器，最终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机器，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和快乐。一个人需要的其实并不多，可我们在奔忙什么，我们被那个叫作“欲望”的词语追赶着。几千年来，人类是否进步？米兰·昆德拉在一部戏剧结尾写过，两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人问同伴：往哪儿走？同伴答：你往前走。问话的人说：哪是前？同伴答：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你往哪走，都是往前走。
我不知道人类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状态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无解。
由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这一危机包括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整个星球命运的能力，工业这个巨轮已经停不下来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重获人类内心的宁静祥和是生态文学必须同步达成的使命，二者缺一不可。
费滢（青年作家）：我非常同意王尧老师的意见，“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来自北美学界，是一个集合了后现代批判理论，环保和政治立场的概念，其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创作中很难找到对标。中国传统文学中一般都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当然也考虑到天人关系，但圣人一直是“天”的代表，圣人不出世，天地阴阳就会混乱。这和环保主题，人类生存与环境都没太大关联。其实不同的环境地理其实一直在影响某一地域人群的特性（包括性格，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法国新史学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就处理长时段的历史，从地中海的气候，水文，谈到诸民族的演变，最后再将目光凝缩到菲利普二世的时间节点。我想文学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希望有思考后疫情时代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不仅仅局限于环保主题，而谈到人在各种处境之下的行为，毕竟文学不是当下流行思潮的附属品，文学终究处理人性且包含一切思潮。
王海雪（青年作家）：我想，这个主题对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就是让我思索最初的自然审美与自己写作的关系。
当我得知这个主题时，我仿若置身于数万年火山喷发的现场，炙热的岩浆一路所向披靡，打下了数万年之后它的王国。我曾经生活的小镇便是火山曾经的属地。从我有记忆开始，这地质运动留下的便是遮天蔽日的植物、各种飞禽走兽，还有简陋寒酸的火山石屋，几乎挖到地心的深井。它很美，但这种美是空心的，对于迫切需要生存的人们来说不实用。它的茂密和镇子所处的位置，并不是交通要塞，一直以来，从当地经过的车马都很少。土地下面都是又黑又硬的石头，表层的土灰营养很好，但是种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人们就奋力地往外面去，学做手艺、经营生意。没有出去的人，终年面对着这茂盛的绿色和炎热，一旦失去好奇心，就失去了斗志，失去了欲望，成为整日在老爸茶馆里抠脚买彩票的人。镇上只有几条街道，可供消遣的去处不多。在这镇子上，通用的语言是我们自己的方言，不是全岛流行的海南话，也不是普通话。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命名各种事物。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像野马四处乱窜在神秘而世故的环境里。它们构成了我最初的人生经历与审美经验。像一个暗藏的彩蛋，因了这个主题，在多年后的今天，重见天日。
在这片土地上，我曾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一直到我在北方生活了一段时间，经历了四季，才知道时间流动起来是什么样子，就像有规律的浪涌。所以，当我看到“当代”这一词，我就想，每个人的写作，不都是每个人的当代书写史吗？那些过去的作家，比如鲁迅、张爱玲、萧红等，他们所写的北京、上海、东北，不都是她们的“此刻”吗？不都是它们眼中的风景、经历的生活吗？他们笔下的破碎山河，不就是他们的“生态文学传统与当代书写”吗？更远一些，像东晋陶渊明、唐代王维等诗人，他们的诗歌里不都是对当时他们面对的山水的歌咏吗？原始的自然环境，如果没有人的介入，那么生态文学也就无从发生，传统也无从谈起，只有当有人介入、并持续的以不同形式的反复，才会有敏感的人意识到事件的发生，绘出它的形象。
我觉得，自然的价值与人心的价值是相等的。对我来说，如何理解自然与艺术，便是以自己为轴心，站在此刻，回望过去，远眺未来。它不是语言的虚空，它的脚下是沉甸甸的我熟悉土地，它映入眼帘的是当下的景观，有万物，有众生。而我自己的“当代书写”，只是这伟大生态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紧随其变。
三三（青年作家）：感谢各位老师将概念阐释得很清楚，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中学时读《桃花源记》，印象深刻。后来又读到王维的《桃源行》，“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有意思的是，这几句诗恰好能形容人与自然的关联。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使我们误以为能掌控自然。但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流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得时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这段关系之中，同时反复地矫正、观察环境的变化——此持续的认知是复杂多变的。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状态与文学的基本要求也相契合。假如日后创作生态题材的文学作品，我将警示自己的一点是：切勿单纯从审美角度洞察生态，否则即是一种软性消费的行为。要记住的是，生态会对我们的所有行为作出回馈，这种交互本身意味深远。
邝立新（青年作家）：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城市的高楼、旅馆、菜场、饭店、商场、学而思、便利店、麦当劳、星巴克、电影院，就是当下生活的“生态”。对于大部分写作者而言，如果不能像阿来、迟子建、陈应松、李娟这样的作家一样真正亲近自然，也许只能写下我们的看到的、经历的城市生活。今天谈生态或生态文学，要基于这个事实：我们离不开城市文明，而城市文明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甚至不为人知的方式改变自然。那些天天喊着保护生态、保护自然的人，也在无意识地改变自然。我们的生态文学应该去表现这种困境、这种无奈、这种悖论。（来源：“雨花”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