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父亲在疼》出版之后，庞余亮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从这本书往后，父亲题材的创作也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会写父亲了。“能疼痛的，不会衰老”，这是以诗人之名起家的庞余亮，多年前镌刻在自己诗歌《在人间》里面的话。多年后，即便真的不再提笔记叙父亲，“半个父亲”肯定还会一如既往疼痛在庞余亮的生命里，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淌、心境的变迁，这种疼痛或许更难说出口，或许更不容易表达得切合心意。
《半个父亲在疼》中收录的散文，绝大多数写的都是父亲和母亲，但又不单单只是写这两位家庭主要成员。书中的他们常常被置放在某一个生存困境之中、某一个日常场景之上，就好比是小孔成像，庞余亮用“双亲”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铺陈的是上世纪后期苏北农村的生存图景，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泥土和麦芒中疯狂生长的轨迹。比如《我们的胆结石》，写母亲不愿意和儿子去城里生活，选择一个人待在老家乡村，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和几个老朋友去看人家办丧事，讨论谁家的花圈多，谁家还请了丧乐队，谁家请了哭丧队，或者自己买布料，“一针一线把‘寝’（寿衣）缝好”，等到夏天的时候就“晒晒他们百年之后的‘寝’”。庞余亮的母亲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乡村老人的缩影，他们相信人命天定，认同死亡如草枯，从不以谈论死亡和准备身后事为禁忌，而是通过观摩和准备死亡，以及置身于别人的死亡仪式，来获得生活、临终和来世的仪式感。又比如在《卡夫卡的嗓门》中，伏案写诗的少年庞余亮，一遍遍在日记本中写下“卡夫卡”，写下那些根本不能和父亲说起又极易引发父子大战的文字，庞余亮式的自我唤醒、自我启蒙和自我压制，是无数像他一样的乡村孩子具有共性的成长履历。
作家黄孝阳在谈及《半个父亲在疼》时指出：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是继朱自清的《背影》之后，对“父亲”形象的又一次极具价值的阐述。黄孝阳所讲的，是那种中国父亲所共有的隐忍负重、孤独讷言的秉性，这种秉性潜藏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血脉之中，也与读诗书、见世面的知识分子息息相关。有一首是臧克家的《三代》可以对比阅读，“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臧克家笔下生于土地、长于土地、殁于土地的农民形象，正是千千万万个“父亲”。庞余亮给自己父亲的定义是“耐劳沉默”，“他没日没夜地劳作”，“好像从未病过也不能有病”，“在他弯曲的背影中，我读懂了‘悲怆’和‘坚持’这两个词”。庞余亮表现的显然不只是他父亲这个形象，更是“与平原永在”“面对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儿女”的万万名中国传统父亲。在《半个父亲在疼》、《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我是平原两棵树的儿子》等多个篇目中，庞余亮都提及了父亲的沉默，诉说了父子之间近乎于无的沟通。而互补于这种言语缺失的是父亲的暴力，他把喜怒哀乐都蕴藏在最直接最简单的打骂之中，甚至可以说，这些心情不好时的情绪发泄，就是他自认为更为有效的交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庞余亮虽然多次讲到父亲的发怒，但大多数都是以“其实父亲发怒的时候并不总是骂人和打人”（《丽绿刺蛾的翅膀》）、“即使再暴躁的父亲也有温柔的时候”（《原谅》）讲暴躁个性更是为了讲温柔往事，即便偶有篇目真的只是单纯提及父亲的暴脾气，也都是一笔带过，没有任何铺陈之笔。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庞余亮早就忘了那些挨揍挨骂的瞬间，只是当他回忆那些失父的疼痛并加以记录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被自动屏蔽和剔除了。
正如朱自清从父亲爬上月台时向左微倾的身影，从他来信之中所写的“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文字中，体会到父亲的老迈孱弱和力不从心一样，庞余亮也记叙了另一个父亲，就是那个中风后“只剩下了半个”的父亲。当《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中，中风瘫痪在床的肥胖父亲目睹着儿子以困兽般的愠怒和无奈看护着自己时；当《半个父亲在疼》中，父亲时常歪着嘴苦笑、挂下涎水、忍不住尿在身上和拉在裤子上时，常规意义上的父亲，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符号意义，早就销声匿迹了。
“父亲是我们家的独裁者。他只说一句话，就是命令，就是指示，就是真理”（《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中，男性都具有主宰性意义。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提出“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表现阶级意志”。庞余亮笔下口不能言、尊严殆尽的“半个父亲”，有如波兰作家舒尔茨笔下出于孤独而不断蜕化为鸟类、蟑螂、螃蟹的父亲形象，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象征身份地位的“权杖”，一下子沦落到了家庭“金字塔”的最底端，转而成为受人睥睨的负担和拖累。就好比在《半个父亲在疼》中，“三子”不停地给大哥二哥写信，诉说“父亲情况不好”，但“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哥二哥依旧没有回来的迹象”，庞余亮记叙着这样痛彻心扉的炎凉，其实更是展示一种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分崩离析和孤独无助。
《我是平原两棵树的儿子》是全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篇散文。在这篇散文里，庞余亮将双亲类比成了苏北广袤平原上的两棵树，的确，靠土地吃饭、与土地为伴的他们，与树的脾气秉性实在太像了。相比较父亲像苦楝树一样，在苦味中带着芬芳，“骄傲而不屈地怒放着”；母亲则有如槐花，春天里开得遍树都是，冬天里即使落了叶，也还是“什么样的风雪都压不垮她”。言辞之间，庞余亮对母亲的褒扬显得更加厚重也更加动人，插秧时手脚泡烂了的母亲、脚上皲裂许多大血口子的母亲、出嫁后担水劳作的母亲，都成了掩卷之后，最让人为之动容、感同身受的真情片段。
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中的四个篇章，置于“父亲在天上”之后的，是篇目和分量更多的“报母亲大人书”，相比较前章中紧张的父子关系，后章则显露出始终如一的慈悲和温柔。父亲和母亲本来就是家庭关系中明显的二元对立，同情和怜悯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批判和对抗父亲。更何况在《报母亲大人书》中，庞余亮写下了“脾气不好的父亲，如铜锤花脸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疤，一共七个。我不是记仇的人，从一数到七，北斗七星长照我未写完的句子”。而在和《半个父亲在疼》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有的人》后记中，庞余亮援引了周杰伦的一句歌词“挡在前面的人都是有罪的”。挡在前面的人自然说的是“父亲”，“有罪”也成了庞余亮或者周杰伦对于“父亲”的另外一种定义，如同他在诗歌《理想生活》中写的那样：“生活啊，为什么要让她为我们怀孕/不清不白的父亲/不清不白的产钳”。
坚韧与讷言共存，暴力与温柔相生，有罪与深情同在，这是庞余亮《半个父亲在疼》里充满矛盾并且仍在不断构建之中的父亲形象。随着父亲的逝去和时间的推演，任何留存于世的印记终将一一消散，唯有那些已被体味或仍待体味的疼痛，像一刀刀凿刻进碑石，让人感同身受、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