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周荣池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近期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其继散文集《草木故园》《村庄的真相》、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之后，又一部展示里下河尤其是高邮地区风光、风情和风俗的长篇散文作品。《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在序言中表示：“这部散文从情绪讲上像平原版的《一个人的村庄》，从内质上看如散文版的《平原》。”
在周荣池看来，十几年来将目光投注在乡村以及它存在的这个平原，他的意图在于“为村庄立传”。“在城镇化势头突飞猛进，尤其是我在文本中记录的许多事物消失的细节之中，我们可以留住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对于村庄共通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写他生活的南角墩、写里下河平原，更是在尝试写中国乡土的当下。“我想让自己的故乡成为更多人纸本上共同的故乡，这才是我努力追求的。”
为村庄立传，留住纸本的乡愁
记者：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一书分“河流、庄台、歌声、渔事、味水、节刻、乡人、生死、回乡”九章，在洋洋十八万言的著述中，你站在城镇化进程背景下，以一个叫“南角墩”的村庄为书写对象，为何是村庄？创作初衷是什么？
周荣池：村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基本元素，这种聚焦细微之处而‘以小博大’的写作方法，能够更加集中笔墨且深入深刻地描摹村庄所组成的当下农村的现场与现状。小切口的观察与研究更利于写作者深入到现状背后的本质，让创作具有理性深度，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抒情与记录。我也注意到，以往有一些农村题材作品，用情不可谓不真，但往往显得空洞而苍白，缺少村庄、物事以及细节的具象，长于抒情而弱于叙述与记录，让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品显得同质化而失去个性。从个体感知和表达能力来看，我以为一个人较之于一个村庄所承载的巨大而丰富的世界而言，应该或许也只能做“以点带面”的书写，这样的书写就更为具体、生动而可感。
记者：《一个人的平原》中有大量丰富的文史和地方性风俗故事等资料，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村庄的历史留存，它们昭示了村庄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印记，这也意味着搜集与处理资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周荣池：农村是写作人文和情感资源的宝库，但是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宝贵的资料已经淹没在村舍和记忆的深处，因此俯身走入现场调查更应该是农村题材写作者的基本态度和技能。在近三年的资料准备中，我多次徒步进入以“南角墩”为代表的众多村庄，应该说这样的村庄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性，里下河众多县市、诸多村镇是独立的文化岛，又是串点成线成面的文化意蕴上的平原。所以在以“南角墩”为书写对象的同时，我也走访了众多的村庄，以期待在“求同存异”的视野下，让创作更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实际上无论是某方面的丰赡或者欠缺，正是村庄的本态，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完整。有些资料我直接引用没有刻意加工，粗糙或完好恰恰正是表现了村庄记忆和情感的原始风貌。
记者：当这些资料以文学形式展示和呈现时，它具备的意义或许不仅仅只在文学，也就是说，作为关于村庄的文字注脚，它同样是一份真实记录。
周荣池：文学的价值更多是读者和研究者的事情，他们的个体感悟往往超越于文本本身的规划，甚至他们通过二次创作能够构造出更为丰赡的文学世界和价值。所以一个写作者最不要考虑或者说自恋的是自己文本的价值。换句话说，我觉得《一个人的平原》即便在文学上缺乏建树，但至少它在归类和容纳资料的时候，在历史、文化乃至人类学上有其独特的用心，那就是它用文学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平原村庄的资料库。这一点让碎片的文化更为集中，而展示的方式更为感性，利于读者的接受和流传。
记者：你在序言以及正文中多次提到这本书是在为村庄立传，这种个体化的文学纸本传记的意义何在？
周荣池：通俗一点讲我的目的是为了努力地留住乡愁。我之所以说努力，是表达我主观的设计，至于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依旧是见仁见智的。但我相信在城镇化势头突飞猛进，尤其是我在文本中记录的许多事物消失的细节之中，我们可以留住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绪，这就是乡愁。乡愁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可以是过去存在的，可以是正在发生的或者是已然消失的。尤其是消失的或者是模糊的物事让乡愁更有价值，因为绝对的消失是消极的，消失而又被记得和找寻的事物才说明它具有独特的美丽，它是美的。这种美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公共话题，体验并且记录这种美好的细节或者情绪，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幸运。
替当下立言，触摸时代的脉搏
记者：你所说的乡愁之美可以体会，但你许多文章的核心似乎是在探索一些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显得非常的尖锐。
周荣池：写作者必须有问题意识。文学区别于其他应用文体写作的重要区别就是它的文字是有情绪的，这种情绪在于写作者在发现问题，甚至是在发明问题。《一个人的平原》中的问题意识正是城乡变化之中的现状与抉择的问题，也许很多背井离乡的百姓生活得并非不如人意，但是我们要知道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之外，城乡巨变还面临着的是文化、心理等诸多层面的代价，这个问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我关注这些问题并非是诟病与挑衅，实际上我更以为这些问题本身也可以具备文学之美，因为这些问题正是一种代价，是无需回避的，却也有可能是对文学建设有利的，他们的存在与文学本身是互动互惠的。
记者：作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都在试图寻找问题的归因，甚至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有时并不尽如人意，于你而言是怎样的？
周荣池：我个人认为没有完全做到。文学的能力是有限的，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本书的能力也是有极限的。作为掌握文学“权柄”的书写者一定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不要幻想文学能够介入得多么深刻与有效，但也并不能因此而放弃探索。穆涛先生在该书的序言指说，“这部散文的内部，这种自觉在现实与文学之间是有挣扎的，限于他的年龄与阅历有些问题的解读与解决是吃力的，但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真诚与努力。虽然在有些表达中我们看出了他对城乡现状以及未来走向的某种担忧和焦躁，但总体上他以自己的克制和理性逐步在接触、干预甚至试图解决这些自我的、社会的，也是文学的问题。”所以，我不敢轻易说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在真诚地努力，这也许就是写作者的态度和情怀。
记者：文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周荣池：我们常说文学是无用的文学。我们既不要过分地倚重文学能过多地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不符合文学自身的伦理，而且更重要的价值我认为在于缓解情绪。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对立产生了很多的现实问题，这种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彷徨的、失落的甚至是对立的情绪丛生，梳理和缓解这些情绪是文学的重要使命。我们要重视这种作用，较之于物理空间的优化、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精神情绪的缓解更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事实结束的地方正是文学开始的地方，现实的处境对文学也许正是一种暗示，也提供一种文学不同于凡俗的可能性，让文学世界充满惊奇、扰动甚至破坏，这种打破与重组在文学意义上将更具有建设性。如果文学世界依旧是现实世界的样子，那么就必须要舍弃一方，而那被淘汰的必然是这种“抄袭生活”的写作。
以文学立命，续写乡土的魅力
记者：从《村庄的真相》到《一个人的平原》，前后十年时间里你一直在凝视打量着村庄这个古老存在，花如此多的时间关注一个村庄以及它所在的平原价值何在？
周荣池：一个写作者当然首先要关注“私情”，南角墩以及里下河平原首先是我的故乡，为它书写是我私人情绪的一种表达，如果没有这个基点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但写作者的身份、情感以及态度也是公共的，纸本中所营造的情绪流域与普通人的言语表达仍然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一个写作者要从“私情走向公义”，也就是说我不仅是在写南角墩，在写里下河平原，更是在尝试着写中国乡土的当下。我想让自己的故乡成为更多人纸本上共同的故乡，这才是我努力追求的。我不可能写下所有人的故乡，也有可能写不完自己的故乡，但我想要有更多的人这样说：这里好像我故乡的样子。果然如此，那就是这本书的造化，也是一种写作观念的胜利。
记者：这个曾被称为乡土中国的国度，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产生了种种裂变、迁移，乡土的意义、范畴、外延或许产生了变化，但它在人们的情感之中、在对中国的当下意义上，仍然是一种巨大的意味。
周荣池：我们有很悠久的乡土传统，同时我们的文学有深刻的乡土基因，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乡土就是我们当下或者说文学的优势。乡土是中国众多文化内涵和特征中的一个领域，乡土文学也是一个独特的场域，我们书写、礼赞乡土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现代表达和表达现代的问题。不能一味地以回望与记录为手法，而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看到眼下更要看到未来，不能将传统变为包袱，而应在阐述和传续的过程中让它变得更具有适应性、丰富性、现代性，这样的乡土以及文学才有生命力。
记者：《一个人的平原》中，你书写的里下河农村，它们的当下和未来是乐观的吗？
周荣池：我个人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文学层面对乡土的当下和未来都是持有乐观态度的。也许一个写作者更适合是悲观的，但我个人悲观的应该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态度，而对于世界以及文学营造的世界我们仍然应该乐观。在《一个人的平原》中我多处表达了忧虑甚至有不安的愤怒，但这都是基于一种深爱与期待，这种忧虑甚至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比如对于公序良俗的建设、农村物理空间的改良、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更意在提醒，这也是一个写作者能做的具体事情，除此之外我们仍要一起乐观生活。
记者：你说以文学立命实际上是个体性的，可以预见的是，城市和农村书写的权重在未来或许会有变化，这在更为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已经初露端倪。在你看来，当代文学背景下农村题材写作的现状和未来怎样？
周荣池：写作者都是特别强调自我的，我觉得如果要谈一点看法，那就是我们因为深爱而应该在书写上更加地自律、克制和理性，我们不是写得太少而是写得太多。多写可能出精品的几率大一点，但是少写一定也会少留下遗憾和粗鄙，这是我们对待农村建设和乡土写作应有的审慎态度。当然，我还是要说我还算乐观，因为那片地方值得我们深爱，谁都不会忍心去随意践踏。（本报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