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张光芒 :灾难文学如何回应现实

来源: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2020-03-25 10:33)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文学没有缺席。江苏作家学者们持续行动、发声,以不同形式创作大量作品,出版社、阅读机构、媒体等也陆续开展一系列公益阅读活动“以读攻毒”。当我们关注疫情的时候,会怎样谈论文学和阅读?疫情将给中国作家带来哪些重新的认识和思考?未来会诞生怎样的文学作品?重读灾难文学中的经典又有什么新的启发?为此,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汪政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

王凡 陈曦 /

  

  对话嘉宾

  汪政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

  张光芒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栖霞区文联副主席等。

  

  

  文学应该揭示那些复杂的、看不见的存在

  读品: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般都会在文学中得到响应,诞生出文学作品。您怎样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汪政:社会的重大事件不仅从题材与主题上给了文学创作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国家、民族的影响,对人的心理的震撼,并以此为契机而带动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与建构,以致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灾难文艺与灾难美学的传统,留下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伟大作品。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抗击灾难的历史。人类正是在不断与灾难抗争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

  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文学也在对灾难的表现中不断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优秀的灾难文学总是能超越局部灾难的表现,接通人类有关灾难的思想传统,不断攀升精神与审美的高度。

  所以,如何真实地描绘灾难,刻画灾害中的人物,挖掘这种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并进而对灾害进行反思,从而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更理性地面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是作家们应该长久探索的问题。而且这样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历史上的灾害总可以反复书写,以致灾难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读品:对此次疫情,文学应该如何回应现实?从以往经验来看,哪些内容易被忽略书写?

  张光芒:文学历来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这是对文学最浅层次的理解。文学历来也是对真相的探究者,但这也是对文学最低层面的要求。文学应该如何回应现实?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拒绝以非文学的方式进入现实,凡是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或者集体要求等立场出发的写作,都属于非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文学所面对的“现实”,或者说文学所思考和表现的这个“现实”,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认识。严格说来,基于传统立场的文学写作所展现出的“现实”并非现实,它远远不能触及现实的全部真相。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当昆德拉将存在视为小说审视的唯一对象的时候,已经完全突破了人们心目中对于文学反映现实的普通理解,重新定义了文学的“现实”。如果要问现实中的哪些内容值得书写、哪些容易被忽略,答案就在把现实视为存在的所有文学努力中。

  如果我们认可文学应该审视的是这样的“存在”:它并非昆德拉所说的“已经发生的”,它“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那么我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许许多多未曾发生的东西正在发生,许许多多非现实的东西正在不断成为现实。联系到这次疫情,许多过去文学上忽略的问题突然凸显出来、爆发出来。无论是世界与个体这两个处在现实存在谱系上的两端的关系,还是科学理性与肉体感性这两个处在时空谱系上的两端的关系,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

  全球化的狂欢,地球村的便利,信息时代的便捷,每个个体在享受这些东西带来的莫大福利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潜在的可怕的威胁。文学就应该表现那些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的东西,揭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存在。

  

  文学不是新闻,对重大事件的表现要滞后一些 

  读品:疫情暴发后,有的作家静默思考,不去做即时性的表达;有的作家身在现场,即刻发出呼声。对现实发声是作家的一种必须的职业道德吗?

  汪政:我不主张动不动就用“道德”这个词。在现代社会要尊重个体选择,何况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有的作家写得快,有的作家写得慢,有的作家擅于写现实题材,有的作家不擅长,不能强求一致,不能把文学等同于新闻。一般来说,文学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表现要相对滞后一些,作家需要思考,还要文学化地去表达。笛福写鼠疫是事后几年?阿里克谢耶维奇写切尔诺贝利又是多少年之后了?

  读品:疫情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重新思考,为人类反观自身提供了契机,这是否是文学的职责和价值所在?

  张光芒:疫情为个体反观自我提供了更多的角度,这的确应该也是文学的职责和价值之所在。但文学的职责能担当到什么程度,它能展现出多么深刻的价值,它能否抵达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却取决于作家们痛定思痛后咀嚼、反思和建构的可能性,也有待时间的检验。加缪的《鼠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灾难文学,是因为它建构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文学价值。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灾难文学与二战时期的《鼠疫》相比,面对的现实与存在问题要更加复杂。《鼠疫》回答的问题如果在今天重新回答一遍,而且答案相似的话,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读品:疫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每一个个体,它真正意义上影响文学的表现是什么?

  张光芒:一个首要表现将是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的良性互动;第二个就是自然生态启蒙与生命意识觉醒的良性互动;第三个就是伦理道德净化与现代自我启蒙的良性互动。

  日本导演北野武说过:“什么是灾难?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这句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当下常被人们引用和激赏。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的运作将灾难之下的死亡数字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清楚,通过严密的科学预测与制度保障,防患于未然,将奉献和牺牲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有着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应该意识到灾难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还要更自觉地意识到:“死了的这一个人,在死亡之前已经有两万次濒临死亡的绝境。”

  

  新冠肺炎疫情对文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非典

  读品:此次疫情将带给中国作家哪些重新认识和思考?

  汪政:建议作家首先要思考,那就是灾难意识,就是伦理意识,就是科学意识。我希望此次灾难后,中国文学应该产生新的灾难文学、伦理文学和科学、科幻文学。我在前些日子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却没有产生优秀的、能与世界灾难文学经典对话的同类作品。

  可以想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长久地留在中国和世界的记忆中,对它的书写也将继续下去。从长时段的创作看,如何摆脱功利的、即时的、有限的视角,在人性、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进行深化,从生命、伦理、道德等方面探讨这场大不幸的自然与人文涵义,值得中国作家以超越的姿态进行观照与反思。

  张光芒:此次疫情带给中国作家的认识和思考,还将在这样一个方面展开和深入,即人性扭曲的状貌和人性堕落的程度。

  读品:看到过您参与的关于后非典文学的一个讨论,能否对此次疫情之后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做一个描述?可能出现《鼠疫》这样的作品吗?

  张光芒:你说的是那篇《“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的对话文章,我提出“后非典文学”这一说法,试图考察“非典”是否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及它的走向,以及是否产生了典型的“后非典文学”。我记得,由于这是一个新的话题,进行深入讨论难度颇大,我与汪政、晓华、何平、贺仲明、傅元峰等著名批评家认真严肃地反复讨论和争论多次才形成了那样一篇文章。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立意和观点的确有些价值,所以在最近重新引起了一些关注。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文学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非典”,对于文学的深刻推动作用也要大得多。“新冠肺炎疫情”更多地呈现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危机。它对于文学的深远影响会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信仰等全方位的层面上。大至国际政治经济,小至家庭个人;大至地缘民族关系,小至友朋伦理;大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小至个体自我认知。社会制度与人的存在显示出更多的可能性的萌芽,这必然倒逼文学的深度革新和自我突破。就此而言,我认为《鼠疫》这样的作品必然会诞生。如果国内不出现,国外必然会出现;如果近期不出现,过几年后必然会出现。

  

  这些作品能为当下的疫情提供预言性的思考

  读品:作为专业读者,心目中的灾难文学的经典有哪些?这段时间是否进行了重读?是否会有新的阅读视角?

  汪政:《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经典很多,之所以成为经典,我那篇文章《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的观点认为,优秀的灾难文学一是要真实,有现场感;二是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包括英雄,提供了有特色的灾难叙事;三是在反思中建构人文精神,参与推动社会进步;四是写灾难而超越了灾难,成为复合性的文学。

  这段时间重新看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感人。也看了一些灾难史方面的书。电影看了朋友们推荐的几部灾难片。阅读有时也是对社会的呼应。我推荐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杨念存的《再造“病人”》。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张光芒:疫情期间除了阅读专业书外,我的确有意识地重读或细读了一些书写疫情的文本。像加拿大著名生态文学作家阿特伍德的《洪疫之年》、胡发云的《如焉》、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池莉的《霍乱之乱》等,这些作品都堪称非常优秀的灾难书写文本。对于它们,我有意识地强化这样的阅读视角,即它们是否在某些新的方向上提出了社会启蒙与个体自我救赎的路径,特别是小说是否能为我们面对当下的疫情提供预言性的思考,是否从某些角度深刻地触及到人类存在的可能性。

《如焉@sars.come》

胡友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阅读印象特别深的是池莉的《霍乱之乱》。一医院向防疫站报告他们发现霍乱,防疫站马上行动起来,得利于闻达等人的责任担当和科学高效,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大流行。但由于这次行动实际上一直按要求“严格保密”,根本“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大会小会大家讨论的反倒是防疫站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甚至“有人说闻达这个人好大喜功,贪大求洋。”

  该小说不但敏锐地写出了“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荒诞,而且写出了防疫站医生人心的变化。让我陷入深思的还有:正是这样一个没出息、备受打击的闻达,潜在地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否应该有人算一下这笔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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