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卷中，江苏文学无疑是其中最为华彩的篇章之一。一代代江苏作家辛勤耕耘，留下了无数名篇佳构，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去年以来，江苏省作家协会着手收集、整理江苏老一代作家的资料和创作成果，留存老作家的影像资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这项工作，既是为了给江苏文学的研究批评事业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一次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回溯之旅。在此，我们将开设“文坛记忆”栏目，陆续推出忆明珠、范伯群、海笑、杨苡、梅汝恺等江苏老一辈作家的采访视频，共同回忆老作家们走过的文学历程。
本期视频播出的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董健先生。
江苏老作家影像——董健
董健，1936年1月出生，山东寿光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
1944年，8岁的董健初入学堂，由于营养不良，看起来瘦弱矮小。在讲究耕读传家的山东，董健常被人说“干不了农活，只适合读书”。
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董健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开始读书时的情形。学堂的学习经验，也直接影响了董健日后的教育理念，许多学生都用“由浅入深”、“潜移默化”等方式来形容作为老师的董健。
少年时期的董健，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读物，只看过四大名著，《西游记》和《水浒传》更好看，是董健那时的直观感受，孙行者和武二郎的每一个桥段他都熟记于心。
1951年，15岁的董健参加工作。
那时，“俄文热”超过现在的“英文热”，董健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文。工作五年后，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号召年轻的干部都要上大学。于是，在领导的动员与个人努力下，董健于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但读完一年级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次年，董健便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青年时期的董健深受俄国文艺思想的影响，19世纪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董健产生巨大的影响。
1962年本科毕业后，董健又在南京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成为陈中凡教授的学生，研究中国戏剧史。本想一心扎进学术海洋的董健，却没想到自己的三年研究生活只换来一篇探讨农村青年思想建设的毕业论文。
1965年，董健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样板戏的课程。不久“文革”爆发，地主家庭出身的董健受到一定的冲击。
“文革”后期，青年教师董健被调入江苏省革命大批判组，专门写批判文章。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来到江苏，要求省革委会写一篇批判田汉“人性论”的文章。革委会成员忙了将近一年，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没有刊登。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由于董健通读所有关于田汉的资料，反而成为日后写作《田汉传》一书的积累与思考。
文革结束后，《田汉传》出版发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连印三版，发行量非常大，许多读者都反应作品描绘了一个真实的田汉。
经历了迷乱而又荒诞的“过渡时期”之后，1978年，董健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大量阅读文献资料，撰写各类文章，囊括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与文化批评等各种理论思潮。这些不仅成为董健不断探索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学术立场，也展现出他不断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思想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董健更是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
1987年，董健被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在近40年的时间里，桃李遍地，立德树人。
此后，董健不仅坚持潜心研究戏剧艺术，同时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一职，他曾说自己是“大学失魂的见证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呼唤大学的精神归位。
新世纪以来，花甲之年的董健依然奔走在学术的道路上，探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勇于谏言，并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出版《文学与历史》《戏剧与时代》、散文集《跬步斋读思录》《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等，主编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并发表近千余篇学术论文。在数十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陈白尘与董健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被学术界誉为近30年来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一套重要著作，它包含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的种种思考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整体描述和剧目梳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今82岁高龄的董健视力日益减退，虽然读书和写作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依然不愿放弃学习与思考。每天让老伴给他读书，成为董健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谈及近期的创作计划，董健依然神采斐然，他说只要脑子还能想，我就再思考一些问题。“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正是这种崇高的批判精神让人文主义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