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写作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是必然的

(2017-12-04 17:06)

   

  [引言]

  江苏是文化大省、文学强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江苏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学苏军享誉海内外。为了彰显江苏文学的实力和文学苏军的阵容,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下,去年江苏作协在北京推出了“文学苏军”10位领军人物,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今年江苏作协在南京又推出了“文学苏军新方阵”10人,他们是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羊、孙频。这10位均为创作成绩优异、创作成果丰硕的70后、80后作家。和老一代文学苏军方阵主要以小说为主不同,新方阵兼具小说、儿童文学和诗歌等领域,他们正在文学之路上赶超他们的前辈。近期,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连线这10位作家,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创作心路,听他们朗读自己的文字,感受他们作品的味道。本期亮相的是作家——育邦

 
 

  [简介]

  育邦 原名杨波,《雨花》副主编,文学创作一级。主要从事诗歌、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再见,甲壳虫》,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纪实文学《渡江》,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诗歌入选《大学语文》等80余种诗歌选本。多次为《诗歌月刊》《江南诗》等诗歌杂志的头条诗人。曾获第八届金陵文学奖、首届江苏青年诗人奖(提名奖)、后天文学艺术双年奖。《渡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对话]  

  扬子晚报:诗人、小说家、文学编辑、随笔评论,在这多重身份中,你是如何转换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跨界?

  育邦:小说、诗歌、随笔不过是我个人写作中三件不同的外套而已。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它们各自展示出来的艺术观和文学观,没有任何不同,其内核永远是我个人独立的精神世界。

小说像一件正装,我希望它浑然严谨,细微阔大而具有张力,全面深刻地展示一个创造性的自我姿态,对于这个广阔世界的深度介入;诗歌像是内衣,柔软贴心,与自己的肌肤与血肉相连,甚至隐秘地包涵这个人内心的晦暗部分,它真切,不容半点表演,是我那颗弱小心灵的外在显影;随笔像一件休闲外套,是张家长李家短,是与艺术的对话,是与古今中外作家的聊斋。从本质上讲,诗人从来没有跨界,所有的表达也不过是从自身出发,走向世界,又回到自身的一个过程。也许诗人会走到相关的文学艺术领域,走到暧昧的边缘地带,但其本身仍旧是诗人,而非其他身份。

  

  扬子晚报:作家韩东评价说你是独自写诗的人,与流行相异,与书本暗合,是这样吗?

  育邦:每一位诗人都是独自写诗的人。“与流行相异”,也许是说我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大众的装束,有点特立独行的意思。但愿如此吧!“与书本暗合”,我想是我对诗歌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是的,我曾经“捏造”了一系列所谓的“逸作”:《抄古逸诗三首》《仓央嘉措遗逸之作》《特隆世界诗选》等,包括幻想的特隆世界,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迷惑人、最易让人信以为真的是关于仓央嘉措的一组,我在题词中说:“近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几及所有版本。然在一本秘传的书籍中,整理出几首未与读者谋面的遗逸之作。现抄录如下,以飨喜爱仓央嘉措的朋友们。”

  有些朋友信以为真。组诗《特隆世界诗选》既可看作是我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肯定,也可看作是我与博尔赫斯开的一个玩笑。但称不上是致敬之作。在这组诗的写作心理上,我与博尔赫斯是平等的,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博氏的虚构进行的诙谐认同。

  

  扬子晚报:江苏是小说大省,也是诗歌大省,谈谈你眼中的江苏诗歌风格?

  育邦:假如江苏确实呈现出某种共同的诗歌风格的话,我想莫外乎从“江南”这概念中来。江南,这两个字,它既是地域的,又是文化的,更是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而诞生的概念,它给予我们丰沛的想象,为我们的生命行旅引领一个美好的向往。

  在日益以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面貌中,在今天这样追求物质的时代里,人和自然相隔越来越远,人们对于传统的人文气息越来越陌生。在这种情形下,江南似乎成为人们憧憬与向往的“世外桃源”,被人们不停地书写。即便现实生活中的江南是复杂多变的,但这些不能阻止诗人们的想象。普鲁斯特曾经这样说过:“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后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的生命与爱、世界的美和真实一直寄存在某一处,也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就恰如其分地寄存在“江南”中。

  

  扬子晚报:当下写诗的人群十分庞大,你认为这对于诗歌生态建设有何益处?  

  育邦:事实上,诗歌并不需要繁荣,他自生自灭,自有其生长发展规律。写诗的人是多是少,并不重要。但是从事诗歌写作者数量庞大,必将产生一大批诗歌,在这堆积如山的诗歌中,经历时间这位批评家最为残酷的挑选,终将会留下一批值得记忆的诗歌佳作。在唐朝,写诗者众多,大咖云集,无名之辈更如云烟,写下成千上万的诗篇,并最终形成了“唐诗”这一世界文学史最为强大的诗歌品牌。

  我想,写诗人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人的精神状态。在唐朝,写诗之人无不展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信和灵魂上的开放自由,这尤为重要。回到“人”的精神层面来,诗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才有助于诗歌生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扬子晚报:在人生进程中,当写作和世俗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如何处理?

  育邦: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事实上,每个人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纪之时,往往是被撕裂的,甚至在人格上都是分裂的。在强大世俗世界面前,他“被生活”,他丧失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写作也必将在这种尴尬的状况下开展。

        写作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是必然的,我们(也许仅仅是说我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烦躁。这种烦躁是不适引起的,而且可怕的是我们必须要强制自己适应这种不适。烦躁并不要求解脱。它是一种纯粹的存在,一种澄明的呈现,没有什么需要隐瞒,也没有必要遮蔽什么。它不同于痛苦、快乐、绝望等情绪。烦躁是低于苦闷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轻度的苦闷。它本身引导我们走向洁净,走向简单。面对冲突,面对烦躁……我如是而已,正如朱利安?格拉克所说:“我偶尔度过了忧郁不堪的白日。”
 

  [短评]

  “文学苏军新方阵”研讨会上,19位来自全国的青年批评家对10位新方阵作家的作品和近期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杨庆祥:育邦的写作是跨界写作。他同时从事三种文体的写作,小说、诗歌以及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是一种“生命”式的写作,也就心灵的极大外化。育邦诗歌具有互文性和知音传统。通过追忆来书写历史的流离失所。以知音的酬唱方式来再建“文统”。他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极端的现代主义写作实验。其主要资源来自法国的新小说派,但同时又有卡夫卡的幽灵。

  韩松刚:育邦的小说写作和诗歌创作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向度。一个趋新,他用新的小说形式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用新的小说语言表达隐秘而含混的精神内核,用新的小说方向挑战坚固的文学传统。一个忆旧,育邦的诗歌地理版图上,弥漫着各种故人旧事老物所携带的古典记忆和人文基因,比如《忆故人》《酱园街忆旧》等表现的就是对于“旧”的怀念以及由“旧”引发的思考。

  来源: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蔡震    特约编辑:周韫  编辑:朱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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