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网讯 2024年1月13日，第十一届全国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泰州召开。活动由江苏省作协、泰州市委宣传部、《文艺报》社、鲁迅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刘霞，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飞，以及省内外著名评论家、里下河地区作协负责人、泰州当地作家等百余人参加会议。开幕式由王飞主持，丁捷主持研讨活动。
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发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旨在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变迁。本次会议将其纳入研讨主题，设置了“青年批评与里下河文学”和“里下河文学与新山乡巨变”两个议题。
刘霞在致辞中介绍了里下河文学品牌的设立过程。她说，泰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曾涌现张怀瓘、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梅兰芳、丁西林、朱东润等文学艺术大家，当代又走出毕飞宇、朱辉、庞余亮等著名作家。2013年起，泰州持续打造里下河文学品牌，连续举办十届研讨会，成立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开设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出版里下河文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评论卷4套共36册，里下河文学丛书15部，学术研究文章400余篇，里下河文学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里下河文学有浓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从汪曾祺到毕飞宇，他们对里下河乡村面貌的书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可说，作家有责任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而这次会议聚焦讨论里下河文学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的经验，相信对新一代作家如何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从全国范围来看，区域性的作家群体较多，里下河文学的兴起极具代表性。”丁捷在主持时说，今天的议题着眼于青年文学人才培养以及讲述新时代里下河故事的重要作用，力求深度介入里下河创作现场，推进全省文学高地建设。
“用乡愁已经完全不够了”
上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在北京出版社主编《中国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17种。“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地域文化和整个中国乡土小说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丁帆说。这可能解释了研讨会为何煞费苦心地将“里下河文学”这样一个地方文化概念和“新山乡巨变”这样一个主题写作关联在一起。“新山乡巨变不仅是歌颂，更要我们用现实主义眼光去描写它几十年的巨大变化，这当中有欢庆的一面，也有悲剧的一面”。
丁帆在发言中提到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该书提出的“差序格局”和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在文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当天的讨论过程中，比起探求稳定的乡村格局，与会批评家所思所惑的问题似乎更集中于新山乡之“变”。
“新山乡巨变不是要重建城乡对立的关系，而恰恰应该消解这样的关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认为二元对立的传统视野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王尧在里下河水乡长大，他感受到当前的乡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结构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我不太喜欢在今天用“乡愁”来表达我们对故乡的概念，用乡愁已经完全不够了。”
“中国乡村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存于一个话语场域。”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堂会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思考山乡之变，他以扬州作家徐霞的《小城夏天》里两个自我发展、自我蜕变的青年形象为例，认为青年形象可以成为观察和呈现这种变化的重要窗口。《文艺报》总编室主任李墨波同样立足于书写的角度，提出虽然当下人们生活高度依赖手机，但作家的写作和感悟不能仅仅依靠手机、网络这些间接手段，而要真正跟人打交道，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真切、最宝贵的经验。
“今天谈论的新山乡巨变，到底新在哪儿？”《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傅逸尘分析了“新山乡巨变”的底层逻辑。他认为，不同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于从个体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向集体化农业生产的转变时期，“今天的新山乡巨变有新的背景，就是这几年自上而下、集中全党全国之力进行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运动；这是时隔多年以后，中国的社会运行逻辑又一次发生了改变，要把散落在中国大地褶皱里的每一个个体生命重新组织起来。”以往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正在瓦解，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人际关系正经历一种深刻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嬗变。由此，傅逸尘认为里下河的乡土文学应由乡村单一的视角向城乡双重视角转化，将新山乡巨变作为文学新的资源和背景。
“我们面临的是巨大的命名焦虑”
地域文化近十年中国理论批评的一个重点内容。“现在，东西南北中都在地域前面加个‘新’，构成所谓的地方性文学概念：南边在谈新南方，北边在谈新北京，东北在谈新东北，浙江在谈新浙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这可能要成为今天讨论里下河文学的一个大的学术背景。”
去年11月，何同彬担任副主编的《扬子江文学评论》就在上海组织了一场“地方性的辩证法”学术工作坊。但他发现，谈到地方性话题的时候，前辈评论家和青年批评家似乎都不兴奋。“地方性话语、地域主义视野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作为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是早就认证过的。”何同彬分析说，但这一概念的兴盛有历史前提。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有大量的地方性话语，彼时，它具有去中心化的、分离性的意义，起到了审美上、观念上、价值上的解放作用。而当前涌现的地方性话语已经不具有这些特征，如果背后缺乏不断涌现的创造性作品，最终只能沦为地方性的表面。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认同对地方性概念的这一判断，他认为在当下这样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要稳定地指涉一个地方性概念，一定要有内在的稳定的东西来维持，要有作家和文本的支撑，这既包括经典作家，也包括多样的地方文学样态。“谈到地方性，我们现在总是更强调认同感，其实很多时候文学跟一个地方发生的关系是疏离感，既认同又疏离，这种双重的辩证的东西，才是一个地方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们面临的是巨大的命名焦虑，北方在做什么，南方做什么？”《长江文艺》副主编吴佳燕说，因而需要一个新的命名来激活和提炼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鼓励在地书写。
从地方性概念回到里下河文学。批评家强调在冷静认识地方性的同时，也要有坚实的作家作品作为地方性概念的坚实支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对近年来里下河地区大量长篇小说做了系统性研究，并用“史诗品格、成长叙事、人性探索”加以概括，借此勘测了本地作家书写乡村苦难断代史，参与“新乡土写作”，承续水乡书写传统，重建家族史、乡村史、个人心灵史的诸多努力，为深入研究里下河文学提供了重要参照。
“里下河的文学研究可能到了精细化的时代”
“里下河文学涉及的作家太多，时间跨度比较广，地域文化种类多，内部差异性比较大，很难用一个标签一劳永逸地命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杏培梳理了“里下河文学”这一概念的诸多所指：从概念内部来说，里下河文学有没有相对确定的作家群落？有没有相对固定稳定的文化属性、美学风貌和叙事特征？从概念外部来说，里下河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人文概念，是美学、叙事概念，因而里下河文学研究呼唤一种专业化和跨学科研究方法。
如何重构“里下河文学”这一概念？“里下河文学资源、品牌挖掘的深度有待深化。”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昕说，当前必须立足里下河文学，同时跳出里下河文学，让文学成为地方凝聚经济、社会的重要力量。
与会批评家给出的思考和建议颇多共通之处。向内深化和向外拓展被认为是今后研究的两大方向。华东师大副教授项静建议，对里下河地区的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进行数据库式的客观呈现，在此基础上，由当地评论家做出创造性阐释，提出对生活对世界重新认识的可能；甚至可以和文旅、媒体合作，发掘一些引领性、异质性的地方话题。《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则引用汪曾祺的评论观念，强调打通的重要性：之于批评，就像吃汤包，“轻轻提，快快移，先开窗，再喝汤”，“批评是慢功夫，慢慢渗透之后才能够打通。”之于写作，“汪曾祺说一般小说太像个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一个小说。”《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提出，里下河地区的青年批评家原则上不应局限于研究评论里下河地区的作家，而应该参与更加广泛的文学交流，这样里下河文学才能变得饱满，真正从地域性走向更广泛的范围。
“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谈里下河文学的时候，究竟在谈什么？”何平将之归结为三个层面的讨论：一是从传统的学术史角度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是在全球化时代，应如何研究地方作家群体这一相对封闭的框架；一是如何看待涵括在这一概念下驳杂的写作者——其中既包括已经经典化的作家，也包括在地的诸多写作者，两类作家的研究路径不能简单套用。“对里下河地区的作品仅仅进行文本细读和审美研究是不够的”，何平说，当前要深入思考里下河地区的经典化作家、批评家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如何从文学和社会学层面看待本地作家的写作意义？“里下河的文学研究可能到了精细化的时代了。”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钱成一直致力于里下河文学研究，“里下河文学已然成为泰州的一张城市名片，不断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内涵。里下河作家群体不断成长，一批青年批评家参与其间，批评与创作形成良性生态，共同推动l了里下河文学的整体发展，促进区域文化的有益繁荣。”（俞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