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指出，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困境在于理论阐释与作品分析的倒置，不少批评家对理论工具本身的熟悉远多于对作品独特性的把握，陷入以理论结构反推文本价值、以文学题材佐证理论正确的套路式批评之中。唯有以作品本身的突进来推动理论的突进，才能对探索新的批评形态有所裨益。
在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顾奕俊看来，无论是最近的“出圈”与“破圈”、还是早前的“跨界”“转场”等提法，都可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文学失却轰动之后”的讨论中找到它们的前史。顾奕俊以“五四”时期为例指出，文学的“出圈”与“破圈”或曰文学的跨界收编能力，往往得益于某一历史阶段的非常态化特征，而并不仅仅是指不同文化圈或朋友圈的彼此置换。无效的“出圈”与“破圈”只会给文学带来伤害，因为我们今天对于文学学科及其文学性的感知，恰恰缘于圈内的从业者对文学边界的不断清理与反复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思强调，越来越圈子化的文学生态，一方面需要更具想象力与开放性的社会史研究来加以说明，一方面也为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提供了反思“纯文学”与文本中心主义的契机。陈思以西方现代文学诞生之初的莎士比亚戏剧现场为例，指出无论是再造用户、引入算法，还是寻找新的现场，文学的“破圈”首先需要有将“破”转化为“立”的魄力。
上海大学文学院朱羽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经验已然指向更广阔也更多元的问题领域，而不再满足于狭义的文学理论，因此，所谓“理论的焦虑”未必是焦虑理论，而是焦虑理论与对象的关系。在朱羽看来，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理论的运用，都具有丰富的讨论层次。就个人研究而言，如何参考潮流语境或学科转换、如何有效地完成对已有理论的对象化与反思，以及如何在意向理论中实现对自我审美偏好的决断与审视，都是值得批评家们思考并付诸实践的理论命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刘月悦看来，“出圈”或“破圈”的说法实则隐含着某种心态，即文学的从业者一方面对圈外之物缺乏足够的热情，一方面又对圈内诸相及文学本身怀有不安与不满。讨论文学的“破圈”与否，需要明确是何种意义的文学与何种意义的圈，如果把网络文学纳入考量，那么文学早已“破圈”，只是文学的研究者还在圈内。
通过梳理欧美新批评自1985年前后的“中国化”历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钟媛发现，最初用以“重写文学史”的新批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其他理论与方法“重写”。在钟媛看来，尽管新批评日益受到新文化史及一体化理论的影响，成为既与文学的史学化有所较量、又与之有所融合的研究方法，但就对文学主体性的关注与阐释而言，新批评仍起到某种基础作用。
借由卢卡奇对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农民》所作的同名评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旸指出，文学批评的做法有“内”“外”之别：批评家不仅要向“内”，理解作家的“历史心情”；还要向“外”，对这一“历史心情”作出恰当的文学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姜肖认为，当前学术界对于理论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路径探讨与价值评判两个方面，即如何理论化与该不该理论化。在姜肖看来，对文学批评理论化的考量应与当代精神史的波动及嬗变相关联，新世纪以来对理论范式本身的怀疑，显然已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由理论框架阐释自我的兴奋感，有所不同。如何将不同时期的理论选择转译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地图，需要研究者在面对焦虑以及具有解构性的思潮时，依旧保持“内心的完整”。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贺嘉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写作经验出发，认为所谓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意识未必是指某种非常具体的理论，而是指研究者能够仅凭碎片的、有限的材料通达不同情感主体与不同意志世界的能力。贺嘉珏以物理学上的方程式作喻，指出最好的理论不仅应有强大的解释力，也应有巨大的诗意，使迷茫者变得清晰、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