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超：里下河诗歌群体的共生性意义

　　“一种风格吾最爱，六朝文论晚唐诗”。为里下河文学“命名”的汪曾祺以其丰厚的佳作，开创了里下河文学的“一种风格”，它迥异于当时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背景，在主题开掘、审美意蕴上走出了一条新路。近几年，自然生长出来的里下河文学正在走向全国，它的“一种风格”渐趋走入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继小说卷、散文卷出版后，6卷本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诗歌卷》也隆重面世了，这标志着里下河文学完成了基础性的文学资料库建设，以开放的胸襟面迎世界的关注。关于里下河文学的研究，目前多以小说、散文为主，而庞大的里下河诗人群体正逐步吸引着倾注的目光。若以《诗歌卷》观察，书中收录了100多位诗人，集束亮相的阵容让人侧目。沙白、子川、小海、庞余亮、沈浩波等实力诗人有着全国声望，丁捷、雷默、义海、姜桦、庄晓明、崔益稳、蒲白、汪向荣、王干荣、王玉清、苏若兮、翟明、王垄、刘舰平、庞羽等诗人的创作均有上佳表现。这一诗人群落对里下河区域的诗性书写，为当代诗坛输送了新鲜的经验和艺术探索，他们展现出来的共生性，越来越凸显出里下河诗歌群体的意义。 

　　作为施耐庵、郑板桥、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等一大批作家、诗人的故乡，里下河独特的区域性引人关注，不自觉规定着他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他们的作品自然生长出一种标识性极强的群体性特点。《诗歌卷》记述了里下河诗人聚集的盛况，也以丰厚的诗歌文本留下了里下河诗歌群体的共生性——身份共生、经验共生、文化共生。 

　　里下河诗歌群体对出生地的诗性表现趋近于身份共生。如王玉清的诗句所述，“里下河深黑的河底/一定有决定我们基因的东西”，他们的生活不在别处，而在灵魂扎根的“里下河”。以里下河为出生地的诗人星散各地，带着不同口音的方言，目光却聚焦一处，并将此作为灵魂栖息地，在此将不同的人生境遇予以诗化。里下河诗人众多，他们正将“里下河”从地理标识逐渐过渡到精神地理学意义上的标识。他们依赖里下河地域赋予的精神内涵，在诗作中呈现出了较为一致的意义表达，这些声音汇集到一起，显得真切、壮观和盛大。他们是里下河风景的歌唱者，超越时代和空间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范式。老诗人沙白婉约中又融进豪放的《水乡行》《江南人家》等作品，其简笔画的描摹和精心的点染，在新时期诗坛产生过不小反响。丁捷的组诗《苍茫之歌》铺陈着故土苍茫、雄性的大江海、红辣椒、黄桥烧饼等颇似北方气质的物象，祁鸿升的滩涂系列诗歌一派粗粝景象，彰显了里下河人豪迈、顽强的品性。他们以鲜润的感官认知记录着里下河的时代变迁，这并非一味赞美，而是不断掺入时代的理性反思：子川的组诗《1970年》更像用诗写成的史书，当“里下河终于响起小火轮的汽笛”时，诗人看到的是改天换地的新开始，能“把一个少年的梦捎向远方”，而在对故土的不断打量中，“江河水，芦江怨，低凹的土地是琴箱/无名河流操着岁月悠长的琴弓/搓揉苦难生涯的琴弦”，他看到了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留下痛切感人的悲声。在不同的时代，诗人们的歌唱始终不离“里下河”这个心灵的根据地。他们的一生，不论在乡、离乡、返乡，笔端始终向里下河回转，传达的感受如里下河的平原一样质朴无边，像大大小小的河流一样绵绵不绝。 

　　“乡愁是一串串数不清的脚印/悲伤像小偷，隐匿在行人中间/风从何而来，记忆在晶体管集结星辰/祠堂破旧，筵席惶恐”风子在诗作《一只患有梦游症的苹果》里坦陈了从故园到荒原的无限感伤。里下河诗人早已在城市中遥望故乡，而时代变迁下的“里下河”并不等于记忆中的“故乡”，溃散中的“故乡”也渐渐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真实情感。但他们诗笔下的里下河，多少带些前现代的影子，留存的乡愁距离让人绝望的“乡悲”相对遥远一些。无论如何，这是里下河的天然优势，仿佛被疏远的边界一样，有助于贮存以原初、清纯、温厚为美质的原乡记忆。 

　　里下河诗歌群体对出生地的诗艺呈现趋向于经验共生。里下河诗人的作品有着精细的经验刻度，在诗意生成上切近直觉。“我赞美过春天、滩涂以及辽阔的祖国/我的血液里流动着爱和悲悯”，风子的诗句代表了群体性的心灵呼声。晚近的里下河诗歌群体很少使用圣词大腔，他们愿意使用“锁骨法”，试图用减法将浓烈辽阔厚重的情感投射到更小的事物上去。此种见微知著的诗意诞生，正好显露出里下河诗人的独特才情来。“夜航船总是驮着黑色的煤驶过”，庞余亮在熟悉的事物里发现了新鲜的诗意，“看见痛苦的幸福的我/它就会鸣笛致意”，南方特有的水乡柔情是诗意的起点，“那条黑暗中发着幽光的淮河”承载的记忆，事关诗人关注世界的角度与广度，而洋溢其间的旷达无疑有着苏南文学未曾有的积极明朗的色调。里下河诗歌群体惯用的方言，多以直白、爽快的民间话语，抒发里下河人敢作敢当的磊落之情。这些诗歌“纠缠着一股强劲又复杂的民间力量”，直白干脆的苏北土语与精巧雅致的水乡语言，共同玉成了里下河独有的诗歌语言。他们的绝大部分诗作跳动着里下河水乡的画面，小桥、流水、莲花、荸荠、茨菰等意象频繁入诗，而“麦子”“棉花”等北方意象则为江苏诗歌注入了许多苍劲和宽阔的因素，诗歌气质上实现了壮美与秀美共存。不论情状如何，里下河诗人习惯到熟悉的乡村寻找物象作为替代物。他们总是乐于在诗中插入乡土世界的动植物意象，基于他们对动植物生命的熟稔和深切的感情，使得他们即便在表达观察城市时也不自觉地以物自况。弗洛伊德把此种原始认知方式称为“原发过程”，迁居到他处的里下河诗人对乡土世界的认可情绪藏在深层的潜意识中，一旦遇见触媒就会本能地进入“原发过程”。惯常到熟悉的乡土世界寻找客观对应物，逻辑上合情合理，诗味因之浓郁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里下河诗歌群体虽然有隐逸的倾向，但在群体心态上高度关注现实，深切眷怀故乡。他们注重现代经验的植入，却依然葆有鲜明的地域性。现代性像一束强光，催促着里下河诗人自省，以便他们在新时代的语境里安稳回乡，此举颇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套路。苏若兮的诗作较多的是现代韵致的书写，她习惯用里下河的植物来写城市感觉和个人情感；张大勇的里下河充满神性，满是乡土的自然膜拜；义海、风子的诗作始终贴近故乡，频繁使用后现代主义常见的错觉、错愕，意在提醒人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返自然以恢复人性。雷默和姜桦的诗歌坚实硬朗，在简洁中接近事物的本原。里下河诗歌群体有着多元复现的美学奇观，既有汉语的古典意蕴和张力，也有洗亮事物之上灰尘的现代灵光。 

　　里下河诗歌群体对出生地的终极追问趋等于文化共生。汪曾祺说，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里下河诗歌群体不乏对风俗的抒写，一种“乡关何处”式的精神追问始终洋溢诗中，此种人文忧虑指向终极关怀。受古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熏陶和浸淫，他们诗笔下的“里下河”具备道德拯救的光芒，在崔益稳看来，“唯有辛劳才人心所向”，而庞余亮更看重里下河文化中的乡贤文化。里下河诗人承继古老的文化传统，用诗歌记录他们对记忆的表达。他们将里下河作为精神策源地，借用里下河的能量来摆脱经验世界的困扰；无疑，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里下河诗歌群体的诗人多半写诗多年，晚近的诗作叙事性因素大为增加，不但增添了素朴的成分和多维的观察路径，而且有利于沉思的展开。瞧，这些里下河诗人，始终以里下河为记忆的源泉，不断唤醒个体的创造力，以具体的共相偎近时代，悉心描摹着故土的生存状况、精神风貌，为当代诗坛塑造着极具研究价值的“里下河人物”。 

　　原载 《文艺报》2017年0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