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莉：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散文

　　记忆散文是散文写作的常态化存在。但是，真正的记忆从来不是孤立，没有人可以从他生活的时代抽身而出。因此，我确认的记忆散文，主要指向个人与时代（历史）、个体与家国的关系性叙述，也指向个人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再选择再阐释，类似私家编写的史书。

　　王尧把散文写作放在“我”与历史的关系中完成。他在《民谣》后记中表示：

　　他的散文集《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分为“沧海文心”“人琴之感”“作家侧记”三辑，结集了近十年的部分作品（“沧海文心”为2018年《收获》杂志专栏文章），大致写了“五四”以来的文人，如“寒夜”里的巴金、幽谷中的郭沫若、为了那一点气节的老舍、“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3]的费正清、曾经沧海曾经火的路翎和胡风、无钱买酒卖文章的抗战时期重庆知识分子群、《新潮》与两代新式知识分子、靳以与他的文学世界，以及陆文夫、陈白尘、刘心武、高晓声、张弦、余光中、张充和、陈映真、沈谦、李子云、莫言、阎连科、贾平凹、麦家、迟子建、林建法等当代知识分子。这些从故纸堆或是生活现场搜索出的往事，不只是给往昔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更是要探寻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包括知识分子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式生活的关系或气节。王尧站在被挤压的时代，在几乎被格式化的真实生活中追问“我们为何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4]他的“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在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在讨论那些经典作家时，比如讨论鲁迅，我们从来不会无视鲁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散失”[5]，既是关于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忧思，也是关于散文在内的文学品质的忧思。

　　王彬彬从“后学术”文章走向了嘈杂的人世间。但他不是要做一些轻盈的小调，而是“在尘世间辗转挣扎了数十年，颇有一些困惑、感悟，想以散文的方式写下来。”[6]他在《收获》和《钟山》杂志分别开设散文专栏“尘海挹滴”[7]与“荒林拾叶”[8]，前者包括《废墟与狗》《吃肉》《真相》《公私》《霹雳一声高考》《杂忆》六篇，后者包括《怀念一只三脚猫》《生命》《住院》《绝响》《队长》《家长》六篇，都由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观察和思考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性的凛冽及时代隐蔽的复杂。其中，获得第二届“凤凰文学奖”的《废墟与狗》，由废墟边的狗现象而思考狗与人的关系，由此假想了狗的觉醒与启蒙：

　　显然，王彬彬思考的不是简单的“废墟与狗”，而是废墟与人，以及乌合之众、平庸之恶等问题。此外，他还写了残疾流浪猫及“兽性”与“人性”的问题，动物保护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问题，人与城与土地的问题，特定时代的生产队长、武装部长、武斗、高中、高考、升学等关涉人性或人生复杂的问题。我称王彬彬这些关涉“‘我’与时代”的“杂忆”类散文，是从时代现场滤出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一个批判型知识分子对历史细节的再触摸与再塑造。

　　沈卫威在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中节录着旧历史的篇章。他把散文写作建立在丰盈的史料基础上，在《抗战时期获得特别救助的教授、作家》中写苦难中国人的底层真相与温情中的悲凉；在《胡适的家庭教育理念与胡思杜的人生悲剧》中思考“苦痛的记号”；在《边地风流依旧》中思考人性的价值；在《周作人落水后的实际收入》中思考个体与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重大关系问题等。李辉说，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10]。沈卫威继续转到历史的背面，在历史的旋涡中做着思想的努力。

　　还有一些记忆散文，如申赋渔出版《匠人》，写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灯匠、木匠、剃头匠、修锅匠、雕匠、花匠、铁匠、杂匠、裁衣、教书匠、秤匠、织布匠的生命故事与正在消失的村落，由此书写百年中国的变迁历程；张昌华写《与先生们的通信》《人间烟火》等“我的回忆”，都是文化名人的背影；陈汉忠写《回忆竖立恽代英烈士纪念碑的一段往事》《碧血千秋小镇魂》等党史纵览性记忆……凡此种种，都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性叙述。

　　当然，不是与时代有关的所有琐碎都能指向历史的重建。只是说，历史的重建需要琐琐碎碎的叙述，即便这样的叙述，有时的确像叶兆言在散文集《生有热烈，藏与俗常》中所言，“怀旧，废墟上的徘徊”[11]。

　　当下盛行的生态散文，基本指向王诺定位的“自然与人”的自然生态散文。我关于生态散文的理解与想象，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包括鲁枢元界说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明确区分了生态关系：

　　从鲁枢元生态文化理论观察江苏生态散文，可见自然“风景”与审美化“风景”的丰富性，也为我们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民族的文化记忆、文学的本土经验，以及作家的美学准则打开一条认同通道。

　　地域色彩的“风景”是生态散文的主要元素。丁帆思考过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他把这种思考转换成六篇以南京为文学地理的“风景”散文，刊在《雨花》杂志上。在《南京风景（一）》“引子”部分，他交代了专栏题目及写作的源起、笔法和大致内容。他说，题目应该叫“南京风景小史”，

　　丁帆说的“电影眼睛”，主要偏于技术性的方法和形式，即用“记事记景”的春秋笔法进行现场实录；而“用曲笔来为主题‘画龙点睛’”，即是从“风景”与作品的人文、主题、格调，以及民族文化记忆层面来认知。[15]他说：

　　他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将‘风景’和主题表达结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审美选择。”[17]于是，他写“童眸中风景”，在《南京风景（一）》中将童眸和当下眼光结合，将历史和现实连接，描述了“我”在南京住过的童家巷、申家巷、姚家巷以及不同年龄段去夫子庙的不同感受；在《南京风景（二）》中回忆黄瓜园、石门坎、光华门等地方，思考着“我们在记忆的历史年轮风景画中，不单单是要攫取诗意审美的田园之梦，更重要的是未来世界的风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审视。”[18]《南京风景（三）》写童年到少年的“每日风景”，特别是搬家省商干校后的所见，包括少年钓鱼、下河洗澡等欢悦之事，都是他记忆里抹不去的风景画。《南京风景（四）》写作为“中国‘四叠纪’风景的见证者”，继续在南京风景间游走，看车载死囚、看垂钓、忆老澡堂风景等，慨叹“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悖反状态：人在风景中，风景在人中，两者互动是在不断移情和角色转换中获得充满矛盾的审美愉悦和悲情的。”[19]《南京风景（五）》描写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夫子庙和新街口等，由此发现“南京的城市规划却在朝代更迭无指挥的不断变奏中，成了现代大都市建筑晚宴上模仿群中的迟到者。”[20]当然，幸好还保留了如中山陵、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等历史的见证。《南京风景（六）》记录少年时期看到的风景，午朝门、中山陵、音乐台、玄武湖，爬野山、田中劳作等，与他当下目光所见的埋藏着历史的“残存遗迹”形成“叠印”效果。丁帆说，“我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风景史’。”[21]他的这种写作观念，一定程度上受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的影响，即欧洲人文学者关于所有的“风景”都是社会、政治、文化积累与和谐的自然景观互动之下形成的人类关系的总和。在自然风景中注入人文内涵和人文意识（如民族文化记忆等），是丁帆式“浪漫+现实”的双重选择。丁帆站在文学的边缘处思考：

　　胡弦是沉在南京地域色彩中的诗人散文家。散文集《风的嘴唇》以南京为轴心，写了《鸡鸣寺》《石板街》《狮子山》《马陵山行》《聊斋主人》《大唐三才女》等南京附近的历史、人物、典故，还有“随手记下”的日常文学或文学日常。《黎里笔记》是荆歌在《苏州杂志》上连载的散文，也是荆歌以黎里为“风景”美感的古镇选择。他写下《黎里笔记：买石得云》《黎里笔记：家里》《黎里笔记：梨花盛开》《黎里笔记：古镇之夜》《黎里笔记：古镇守望者》《黎里笔记：客来茶当酒》系列文章，以文化晚辈的姿态“重新体验古镇的文化魅力，用自己的切身体会传递古镇的文化、烟火味和温度，分享东方小镇特有的美。”[23]周荣池继续细耕在里下河地区的“南角墩”。他写下《三荡河渔事》，说“两万字写一条河流，三荡河是南角墩的母亲河，如父亲苍老的经脉充满着血性和酒味，是我这一生见过最大的河。”[24]他写下《上河之畔》，说“上河之畔永远生机勃勃，古往今来的事实如村落、遗存和草木，及至传说、风味和诗情，都在流水的默默无言中不朽——也正是上河之畔虚实相生的风物在生长和失去中，孕育和滋润了一方水土的血脉，它是历史的命脉，是地方的命运，也是我们可以十分骄傲的命数。”[25]姜桦出版《滩涂地：从黄海湿地到范公堤》，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生态记录、人文历史记录与生命万物记录。王晓明出版《江南风流》，所写都为常熟历史、常熟名人及常熟平民之事。丁东出版《我在香樟树下等你》，收录了与张家港相关的人文类、纪实性散文，把张家港的“地方色”写得了然。吕峰写徐州的《潘安湖纪事》《水光秀色与人亲》，关注环境污染问题；连云港作家群如王诵诗的《海边三题》《海滩上的“模特”秀》《石梁河水库漫游》《盛开的海葵》《鸟鸣夹谷山》、李建军的《黄鱼春秋》等，都有人与自然的融洽与忧虑。

　　动植物是生态散文的重要书写对象。庞余亮把“小虫子”看作是“曾在这个星球上出现过又消失了的爱和恩情”[26]。他的长篇散文《小虫子》发表在《江南》杂志，写了蜜蜂、蜻蜓、鼻涕虫、尺蠖、袋蛾、蝼蛄、天牛、萤火虫、知了、棉铃虫、丽绿刺蛾、蚂蟥、蚂蚱、蛐蛐、叩头虫、屎壳郎、虱子、跳蚤、苍蝇、牛虻、蚊子、蚂蚁、瓢虫、老鼠、蝴蝶、千足虫、蜈蚣、河蚌、蜘蛛、金龟子、螳螂、蚕宝宝、烟雾虫等日常的“虫子”。他说，虫子什么都知道，虫子连着那个在饥饿中幻想的孩子的童年，在《一起飞的日子》里，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杭悦宇是江苏植物学首席传播专家，注重植物与文化的科普，文章大多发表在《生命世界》，有《蓝，板蓝，板蓝根》《贯众大汤》《数茎风外依空》《夏至有草，藬蓷之间》《寻坡转涧求，香透》《椒柏有椒，屠苏亦椒》《参差随意染,深浅一香薰》《打开双黄连》《霜晨殷红熟，闲摘绕短篱》《书卷天竹子》《香，从七里至万里》等，分别介绍了板蓝根、蒲公英、铁皮石斛、益母草、荆芥、椒、忍冬、双黄连、枸杞、南天竹、七里香等植物，从生活出发，将植物知识、古代典籍、民俗民风、名家创作的相关记述纳入其中。马国福出版《人间烟火皆是深情》，写了蜡梅、沙枣、蔷薇、牵牛花、无患子、柳、丑橘、荷花、海棠等植物，还有乡间的景致以及人与事。李明官常以文言形式述说乡土生活，其笔下的草、扁豆、芦苇、稻田等都充溢着自然古朴的诗意，《与草芥为邻》既写各种草木集（如朱橚《救荒本草》、郑樵《昆虫草木略》、顾景星《野菜赞》、李时珍《本草纲目》、苏颂《本草图经》等）又有科普教育意义等。

　　“行走”既是生态散文中的风景也是风景中的动态化审美。贾梦玮去过两次抚仙湖，记下《抚仙湖：浓妆淡抹总不宜》（此文是“中国作家走进云南采风小辑”之一），认为自然界和人文艺术的事物，最宜让其回归、保持本真，可谓“大美”。《去海南吧》是写自然与自然相互锻造的历史及人，由此记下苏轼之于海南、张人骏之于海南、韩少功之于海南。贾梦玮说，“有些地方注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记忆中驻扎下来，成为意境、思念、玄想、牵挂等，因而不朽。”[27]《乡村的表情》是对中国农村“新”和“美”的再行走再思考，提出新农村之“新”是农民劳动的姿态之新，美丽乡村之“美”最美的是乡村主人（即农民、乡下人）的安适从容、较少见到愁苦焦虑等负面的表情，提出中国乡村表情的改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改变。黑陶是文坛上的异类者。他的硬汉气质与笔墨间的筋骨，在浮躁时代掷地有声。他走到伊犁、南昌、云南、皖东南等地，在风景、人与文化的合构中记下《人的大地：伊犁笔记》《打碎的紫砂壶》《向着暮夜的宁国》等文字，蕴藉着精神的辽阔和人间的温暖。庞培走进江西婺源记下《吹笛人之诗（外一篇）》，走到常熟白茆记下《白茆山歌：乡村的音乐生活》；戴军出版《心谣》，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江南宜兴一带的民歌民谣；燕华君从黎里古镇到芦墟再到同里，记下《出古镇记》；戴来走到江南申遗的古镇甪直和黎里，记下《给世界递上两张名片》……这些都是山河的口碑、历史的见证，是保护历史文化或民间文化的愿景式书写。

　　譬如我与日常的感想。范小青在《简单的日子》里倡导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简朴的重要；张羊羊在《话语与长河》中用“草木灰”“摇篮曲”“汉字”“青灯”“容器”“句子”“长河”七个篇章发掘人生的微小；杜怀超在散文集《大地散曲》中回忆生活往事、旅途见闻，王兆胜称他“从物性到诗性，再到人性，如灯如光，照亮了整体文章的天地。”刘香河在散文集《生命的年轮》中用“年轮里”“醉岁月”“岁有痕”三辑写下年轮蕴藏的信息密码，包括个人情感、世事变迁、时代印记及文学前辈；郭朝晖在散文集《岁月长歌》中记下“幼时记趣”“生活如歌”“人影幢幢”“随笔偶得”四部分，都是人在时代生活里流淌的滋味；丁丁在《现代苏州》卷首絮语，漫谈苏州城、苏州人的故事，包括《朋友无所处在》《城里城外》《少年式快乐》《巷子里的生动》《追寻光，相信有光》等文章；曹敏散文集《一半的时光》是她移居苏州十五年来写的日常文字，记录着一个现代女性在具体生活中的愉悦、承受与治愈；王太生把自己放进市民生活的小趣味中，在《诗意的春宴》《欣然一饱》《窄街之美》中传达着生活的温度与烟火气；叶正亭在《老底子苏州》《走出小巷三爿店》《姑苏小巷两头通》中回忆苏州不起眼的又在逐渐消失的老店，传递平静质朴的老苏州形象；刘鹏凯散文集《修一条心路》，是其经营企业之余写下的关于工厂、管理、良师益友、世界见闻等“活在阳光下”的文字；巫正利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是中学女教师关于“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你，所以你要内心温柔，安静努力”[28]的憧憬；吴开岭的《遥望》《盐城串场河》《路之随想》《挂在树上的灯》《端午的雨》等，是生活的追溯与历史怀想；葛国顺的《运河边上有我家》《我也曾是“周秉义”》《早聚热，暖人心》《自信是点亮老年的灯塔》等，是岁月及生活的回音。

　　譬如我与亲朋好友。朱辉在《最后一程》中记录父亲确诊结肠癌辗转病榻的痛苦以及子辈的无力与心痛；向迅在《七月晚餐》《内陆之歌》《声音博物馆》中写父母亲与乡村日常的丰富及寥落；徐风在《蜷在角落里的父亲》中写与父亲的冰释；王正宇在《父亲的风景》中悼念父亲；王慧骐在《书本里的父亲》中记述父亲人生原则、治学精神以及平实的人生经历；张永祎在《此情可待成追忆》《笑起来真好看》中记录亲情、友情、国家情等；李坤在《半船菱角半船月》《健忘的父亲》《春芽吃事》《匀板晒秋》中写父母与乡土的记忆；刘鹏旋在散文集《您好，何玉英》中记下个性的母亲等。

　　譬如我与“美食”。张羊羊散文集《锅碗瓢盆》以食物为主题，写了米酒、花露烧、鱼、花生米、猪头肉等六十多种日常食物，都是从生活炊烟里长出的诗意，翟业军说他“把自己写成一种晶体”[29]。《姑苏味》是美食家华永根继《食鲜录》《苏州吃》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老苏州味道”的美食散文集，分为“四时食制”“梅粥晶饭”“石衣膳夫”“五味调香”“谁能烹鱼”“食语食论”六个部分，从苏帮菜、苏州小吃、苏州餐饮从业者等多个角度反映苏州人的生活状况。“苏州大厨在海外”是薛亦然在《苏州杂志》“美食家”专栏上的一个系列，包括《向北京报到，从北京出发》《使馆里的寻常日子》《烫金国徽下的菜单》《大使与大厨》《苏帮滋味四海香》《大厨归来》，写了苏帮菜发展史上“一组不可取代、连绵起伏的群峰”式人物等。

　　譬如我与书的关联。夏坚勇在《魏晋风度及避祸与贵人及虱子之关系》中继续勘探历史与历史人物隐在时代背景后的真相；鲁敏在《第四只老虎》中思考当下盛行的公众阅读活动；顾农在《读诗偶记》中写诗中的炊烟与历史的人物；陈益在《归有光墓园的变迁》中记录遥远历史走向辉煌的象征意义；思不群在苏州“门前的茶馆”里《想象专诸》；陈武在《书房小景》中细写书房里的书签、墨盒、笔筒、册页等物什；王稼句在《吹箫小集》中记录年逾花甲时的精神方式；王道在《读书有道》中淘善本、寻故纸、访名家、结书缘；高建新在《书中与路上的风景》中追忆与缅怀，自有高校知识分子的境界与气调。

　　譬如我与艺术。徐风继续浸淫在紫砂的悠远中。他出版《做壶》，从“晨课”“记得”“茄段壶”“手之延伸”“发力”方面，写下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技艺与心法。图书封面印着：“你可以改壶型，可以变气质，可以塑灵气，前提是，你得尊重自然法则，把最大的‘真’还给真，这是顾氏赋予‘古法制壶’的内涵。”徐风写“做壶”也追求着大“真”，他想“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30]他用文学的笔触做着纪实的文章，虽然“很多生涩的术语、行话，做壶过程中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手势、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让我在写作中举步维艰”[31]。他把紫砂壶看作“是最典型的中国表情、中国表达”[32]，李晓愚直接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桑内特在《匠人》一书中提出的“制作就是思考”来向他敛衽致意等。

　　冯骥才说文学因人而异。他在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坛”上提出两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逃避它。另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再创造自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走到文学的路上，也能找到创作的快感。”[33]若把这段“认识”置换进江苏散文或中国散文，依旧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