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家季玉的《源乡》，出版已近一年了。这部关于20世纪下半叶苏北平原乡土叙事的作品，地域色彩浓烈，故事情节厚重，人物命运凄苦，是令人无限感伤的小说。著名作家徐则臣认为这是“一部非虚构的乡村女性境遇史，一幅苏北平原的风俗画”。写小说就是写回忆，柏林文学之家奠基人艾格特在评论米勒时认为，“文学承载着文化记忆，她（米勒）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如果不被写进小说里，可能就会被修正过的历史书忘记了。”写进小说《源乡》里的“文化记忆”，是关于两代女性命运的沉重记忆，是她们社会关系、生活、情感、精神的真实再现，也是饱含作者本真、无奈、同情，以及对某种价值观的呼喊、向往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源乡》是苏北平原上女性的“平凡的世界”、“长恨歌”，也是她们“沉重的翅膀”。
20世纪下半叶苏北平原上的“源乡”借助叙事的力量出现在今天。这是一个以江苏淮安地区一个叫岔溪乡程家庄为典型的村庄。它不仅是季玉的地理故乡，也是她的精神故乡，更是中国文化在苏北地区生长和播衍的“源乡”。这个所在，出现在今天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男女平等，农村基本摆脱贫困的现代社会视野当中，是很具代表性的。季玉也由此了结一个夙愿，完成一次精神洗礼，完成一次属于个人的历史写作。
季玉真正的意图，并不是仅仅为个人、家庭立一个传，她是有野心和抱负的，她要展现“一个民族的秘史”，从“秘史”中发现中国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秘密”——历史和时代的秘密，乡村和个体的秘密，女性与代际的秘密，苦难与社会的秘密，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秘密。《源乡》提醒人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这部苦难史当中，女性的苦难历来是最为深重、最让人痛彻心扉的篇章，她们命途多舛，千辛万苦，经历无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阅读《金锁记》《丰乳肥臀》《蛙》《大浴女》《妻妾成群》《母亲》《暂坐》等关于母亲或女性的小说，以及观看很多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心如刀绞、五味杂陈。“源乡”的深意在于“源”，这是中国城市和社会的源头所在，也包含人性和精神的源泉，如果将其比喻为“乳汁”——亦如大堰河之于艾青，他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那么，女性尤其是母亲，便是源乡之源了。女性的苦难，最难抚慰平复，最易“繁衍相传”。在那些动乱时代与贫困乡村，女性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会像一粒粒种子，即使深埋在大地，最终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能绽放坚强之花，也可能是罪恶之花，可能结出甜蜜果实，也可能结出累累苦果。与此同时，女性是伟大的，她哺育华夏儿女，繁衍家族血脉，温润民族精神，传承文化记忆，塑造社会品格。所以，我们常常面临的困境是，铭记苦难容易背负沉重的负担，而遗忘苦难却通常会在中断的前途中遭受更多的苦难。季玉的《源乡》试图呈现这种困境，虽然她谦虚地认为“写作能力远远不能表达我想要表达的，语言有时候真的苍白无力”，但她敢于坦诚揭露乡村的龌龊与不堪，敢于批判性地审视“源乡”，比如她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得到的也正在失去”；敢于呐喊，也敢于活出另类的姿态，比如在小说中借助“我”的口吻说出“我对人的认识从不停留在表面”，“不会因为他们是我父亲和母亲，就无条件、无原则、无底线地尊敬他们和美化他们”。——我理解一个作家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小说的开头就表明了“来意”：“我”是家里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千呼万唤始出来、传宗接代的“儿子”，是中国传统农村家庭的一个幸运儿，“我”是父母的命根子，被父母和姐姐们宠坏了的“诗人”。这样一个“叙述者”试图去讲述一个有六个女人的家庭及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的“乡村史诗”，讲述“爱虚妄，恨无力”的乡村生活，讲述苦难中的苦难，无论如何都需要另类的勇气和批判性的省思，这是季玉长篇叙事的坚强支撑，也是使她真正能够深入触及“源乡”的核心力量。
苦难的女性背后是苦难的乡村，苦难乡村折射的是苦难的乡土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特殊人际关系网络，是以古老道德规范、传统权威为主导，以家庭为核心，家族、邻里、村落等关系紧密相连的半封闭性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依然存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陈旧思想，这决定了女性在权力分配规则、社会地位获取、邻里关系处理、个人问题纷争解决等方面，都是天然的弱势群体。《源乡》中母亲及其他女性，她们对家庭的维护，对亲人的保护，对生存和命运的抗争，大都节节败退，陷入痛苦深渊：有的香消玉殒，有的无奈妥协，有的逃离出走，有的郁郁终生。季玉深情地传递生命的顽强，但并不回避社会转型初期乡村女性的失败，这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写苦难本身，《源乡》在叙述艺术上也彰显出作家的才华。小说除了采用现实主义小说常见的按照“纪年”及其时代背景来推进故事之外，在女性苦难的叙事视角方面进行创意性的改造，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女性的苦难需要不同的视角。小说以“我”（在家里排行第六，前面是五个姐姐）为观察者和叙述者来讲述乡村女性的悲惨境遇。“我”父亲的堕落和暴躁，给母亲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然而直到2005年的时候，词典里只有“忍受”两个字的六十多岁的母亲，仍一如既住地以父亲为中心无怨无悔地活着。“姐姐”的命运更是一曲曲撕心裂肺的“长恨歌”。她们辍学务农，在青春恋爱的时候受到各种压制，听命于媒妁之言和家长的强势干预而走上毁灭的道路。女孩们有私奔的悲壮，有婚后生育的苦恼，也有喝农药自杀的悲剧，甚至还受到“送人”“换亲”的恶习残害，比如早在母亲怀孕阶段，孩子就会寻找收养人家，出生后确认是女孩就马上送走；又比如“我”的堂姐“换亲”之后无法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患上了精神病，身心受损，成为这个村子最命苦的人。村里的寡妇社会地位卑微，由于生活所迫她们与男人“偷情”，由此造成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摧残。可见，母亲、姐妹、妻子、媳妇等女性的角色都被不同的苦难摧残折磨，只有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和叙述，才能真正将这些苦难还原到她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
在诸多自传性的文艺作品中，男性的视角与女性的视角由于性别差异会有所不同，作家总是试图寻找或者创新某种方法，把自己的视角融入作品“我”的视角当中。要么采取性别一致性的视角，“我”就是作者，作者就是“我”，这是最常见的做法；要么采取交叉视角，即主人公“我”与作者以不同的视角共同参与叙事，根据情节需要，交叉地转换视角，充分发挥不同视角的作用；要么置换视角，男性作家在叙事中以女主人公身份出现，女性作家则以男主人公身份出现，这种视角置换独具魅力。《源乡》采用的就是置换视角，即“季玉”与“我”属于同一个视角，既将作者的情感融入小说，又能以男性的视角叙事，相得益彰。此外，季玉对此进行了优化与提升，这是《源乡》比较独特和成功的地方。比如“我”是一个诗人、文艺爱好者，在这点上与作者是相符的，这就打通了性别的差别，共同指向了文本。又比如小说中“我”有三重视角，一是对于小说整体而言，“我”是置于叙事之外的评论者，二是在小说前半部分，初中之前的“我”是观察者、见证者、叙述者，故事似乎与“我”无关，三是在小说后半部分改革开放之后我去城市打工，又转变为叙事的核心人物。这种视角的穿插置换，为小说开拓了更大的叙事空间。
《源乡》所记录的时代和乡村，离我们已然半个多世纪之远了，但它们似乎闪烁出现在我们身边。我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成为了小说中的那个“我”。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所在的赣南山区的乡村社会与苏北平原如出一辙，我的家庭及所遭受的苦难与《源乡》所呈现的亦大同小异。很巧的是，我上边也有三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男孩，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无不是苦难的代名词。苦难如同从天上撒下的种子，散落在广袤的农村。我没有季玉那样的笔力，写不出那些刺痛人心的作品，也写不好我的母亲和姐姐，但我常常想起她们，苦难的影子挥之不去。苦难在时间的河流中仍然唱着歌，涂着悲伤的底色，时不时地浸湿人们的身体，亦悄悄地在我们身体的藤蔓上攀爬辗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苦难不值得被歌颂，但应该有人铭记，纵使现在人们过着平安稳定的生活，我们仍要晓得时代的苦难、生活的苦难、精神的苦难、女性的苦难，我者与他者的苦难，都是岁月长河中的湍湍流水，它们以秘密的方式相互融合，生发，激荡。爱因斯坦说，“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都不是碰巧，你获得什么，在于你付出了什么”，这种触痛感和所包含的哲学，在季玉的创作中得到体现，也在我们的历史和时代中得到印证。
廖令鹏，国家核心期刊《开放导报》编辑部原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历届睦邻文学奖评委，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艺评论》《小说评论》《青年文学》等发表评论百余篇，出版批评专著《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学评论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粤港澳大湾区文艺评论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