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怀着“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的雄心，走上了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道路。这群小好汉北上内蒙，西溯黄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成为著名的中国少年儿童抗日团体。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们分批秘密进入香港，转道上海，进入盐阜抗日根据地，完成了组织18万儿童团员的光荣任务。他们的足迹经过22个省（市）、历时17年、行程5万多里，谱写了中国少年儿童革命团体史诗般的光辉篇章。
新安旅行团是一部厚重的历史。1946年，毛泽东主席曾给新旅少年回信；202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两位领导人的回信，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新安旅行团这个光荣的集体。
新安旅行团这段历史离我们已经有80多年了，在创作《行走的学校》时，我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怎么让历史鲜活起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是我写作初期心情的真实写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怀揣千斤包袱的感觉，寝食不安，找不到方向。我知道，这是我写作前的“抑郁症”，直至找到“让历史鲜活起来的路径”我才释然。如今，这部作品问世了，回忆创作的经过，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用第一人称叙事，形成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般情况下，我习惯用第三人称进行客观叙事，写《行走的学校》时首次换成第一人称，用“我”来走入故事，构建这部作品。这种写法的优点是有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感到亲切、真实。作品的开篇便写道：我姓童，儿童的“童”，单字一个“牧”。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同学们不愿意叫我童牧，都叫我“牧童”。我总是纠正他们：“我不姓牧，我姓童，叫童牧。”不管怎么纠正，他们还是叫我牧童。我知道，他们受唐诗影响太深，什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啦，什么“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啦……后来，他们叫我牧童，我也只好默认了。
作品的所有叙事都是借童牧之口说出来的，童牧自然成了主角。然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生活的阅历短暂，认知有局限，他所说的话、所讲的故事也就有较大的局限性，限制了作者的表达，我总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也逼着我说孩子话，讲儿童的事，所以让大部分读者都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种摸得着的童年质感。
周作人在谈到儿童文学时曾提出：“儿童的文学只能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在写《行走的学校》时，我始终是处于“半蹲”状态的，与孩子的眼光并行，与孩子的思维同路，以孩子的口吻讲述着在真实的战争背景下的童年生活。
该书的责编曾评价道：“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全是童言童语，俨然就是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童言稚语的记录。作品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歇后语、孩子们自编的顺口溜和一些俚词俗语，无一不凸显着孩子活泼、机敏的一面。”我就是这样用契合儿童语言习惯和风格的轻松话语，讲述着一段新安旅行团孩子们并不轻松的修学旅程。写出前三章，我请部分小学生、教师、家长试读，他们给予一致的好评，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二、塑造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让他们满负荷地承载历史
新安旅行团起初只有14个人，在宣传抗日救亡的过程中，先后有600多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写小说不可能出现这么多人。在第一稿的时候，书中的主要人物有七八个，他们都有原型，但阅读作品后发现人物太多，故事分散，人物的形象立不起来。在专家和编辑的指导下，我把笔墨集中在四个人身上，成功地塑造了意志坚定敢于斗争的刘纪宇、活宝式的音乐少年章枣、在苦难中成长的“小盆友”丁捷，还有作为讲述人的绘画天才童牧等英雄少年的形象。
这几个少年代表所有的新旅团员展现战争背景下的孩子们的生存与成长。战争中的童年是怎样的？是灰色的，喑哑的，枯槁的？不可否认，战争的残酷给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带来或多或少的苦痛，但是总有那么一群孩子，他们乐观、积极、阳光、开朗，能够用一种明黄色的、响亮的、鲜嫩的心态，将无法抗拒的时代苦难哄睡在童年的摇篮里。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就是这样，无论战争的残酷如何汹涌，都不能消融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乐观和勇气，因为他们始终毫无保留地坚守着源自内心的真善美。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在国家危难之际，用自己小小的肩膀担当起民族大义，毅然决然地奔赴国难，开展大众抗战教育，以演讲、歌舞、绘画、办报等多种文艺形式展开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活动，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之解放之生活便是我们的教育，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之解放之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便是我们的课程，整个的中国和整个的世界便是我们的学校，为抗日救国贡献儿童的力量。这是一群可敬可爱的孩子，可敬的是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可爱的是他们怀揣着的热烈而清澈的赤子之心。作品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如一枚枚普通的种子，即使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要努力地生根发芽、向上生长，压抑与磨难是他们的营养剂，他们每向上拱一寸，大地便跟着震颤。
三、讲故事，讲故事，还是讲故事
我是在写完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少年“新旅”路》和《新旅中队》的初稿后，开始酝酿《行走的学校》这部作品的。在写前两部作品时，我阅读了大量关于新安旅行团的历史，写《行走的学校》时，总是无法从历史的叙事中挣脱出来，写出来的作品历史陈述痕迹很重。经过反思，我终于认识到，要想把历史写活，除了讲故事，还是讲故事，只有把故事讲好，才能让读者进入“悦读”状态。
战争是可怕的、可恶的、可憎的，但这并不代表着战争中的孩子就一定是瑟缩着、颤抖着的。他们与和平年代的孩子们一样，也拥有着体悟童年美好的平等权利。我创作的故事几乎不直接写战争，而是写战争环境下的生活，比如“刘鸡鱼的秘密”：关于他的名字、他的大金牙，其中有一系列让人捧腹的笑料。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新旅少年也不例外。他们在安徽巢县园山小学“人人都当小先生”的活动中，章枣教“小盆友”蒙混过关的技巧，使他赢得了虚荣的掌声。经过汪校长的批评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收获了宝贵的成长。随着文章推进，“歪打正着当演员”“拉纤斗狼”“围猎野羊”“制作油脂火把”“落单的‘孤雁’”“‘掌心雷’与小黄马”等生动有趣的故事一一铺陈开来，让人兴奋不已。通读这部长篇，读者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战争的苦难给新旅少年带来了成长的速度和温度，却不曾在他们心头烙下伤痕。作品中的新旅少年是鲜活的、是纯粹的、有温度的。以孩子们丰盈的童年记忆建构历史，也在讲述着历史中的别样童年，我用充满童趣的书写，给那段原本冷酷凝重的岁月，注入孩童特有的灵动，给灰暗的历史增添了一抹色彩，提醒着读者，这群担当民族大义的小英雄们，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孩子。
四、透过历史的瞳孔观察，力求让作品折射出现实的教育意义和深远的时代价值
新安旅行团是一所行走的学校。在写作中，我一直坚持一个主题，那就是让小说中的主人公用行动来践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而展现这一主题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它隐藏在一个个故事中，隐藏在孩子们有趣的对话中，将“创造教育”“民主教育”“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在新旅少年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中自然地表达出来。通读作品，读者会发现，新旅的孩子们从头至尾都在实践着陶行知先生的先进教育思想。
在桂林岩洞躲避空袭的日子里，孩子们因地制宜，在岩洞里举行国难宣传演讲、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有效地帮助群众从恐惧的情绪中解放出来，鼓舞群众士气。在盐阜抗日根据地，新旅的孩子们创办了《儿童生活报》，组织儿童团，写抗日标语，唱革命歌曲，超额完成了发展十万儿童团员的任务。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旅团员们依然奋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横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名杰出人才。新安旅行团的成就对当代学校教育具有启发意义，对于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的精神境界、乐于奉献和责任担当的健全人格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部作品也在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儿童的潜能，相信儿童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新安旅行团早已用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写作中我也非常注意，力求把这部作品作为中小学生思政课的课外读本来进行打造。新安旅行团为“民族生存奋斗”，怀着要把“中国来改造”的远大革命志向，以“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的顽强战斗作风，踏上宣传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征程，成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他们好学上进、团结友爱、自主自立、勇于实践、关心集体的优秀品质，正是今天孩子们需要继承和弘扬的。在作品中，以刘纪宇、丁捷、章枣和童牧为代表的新旅少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为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期待这部作品能给予少年儿童精神上的引导，使他们从小英雄们的身上汲取养分，砥砺成长，迈向未来光明宽广的人生征途。（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