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传统丰厚、经典卓出的中国抗战题材创作当中，淮安作家魏嘉陵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党产》可谓视角特出、独备一格。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使抗战题材创作得以扩容并获得了一个新的叙述空间，亦是现代中国革命叙事的新尝试。
《特别党产》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新四军连长陈大龙和其母亲陈三姑（地下党支部书记）、未婚妻游击队长罗亚男，临危受命共同完成“党产”的经营、运送和保护任务。在解决新四军御寒棉衣、支持延安党中央活动经费、筹集资金帮助新四军组建骑兵部队等一系列经营党产、运送党产、保护党产的战斗中，他们牢记嘱托、不辱使命、不畏风险、勇于牺牲、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众所周知，中共党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产”即被取消。因此，《特别党产》所讲述的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党产”故事，就特别具有历史标志性——它揭示或者说让已经消逝了的一段历史以小说的形式重现出来。这既显示出作者对于传统抗战题材的独具慧眼和独辟蹊径，也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现代中国革命叙事的维度与空间。《特别党产》严格遵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传统，这种传统在当下的意义就在于，恪守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尽可能地以艺术性写实的姿态与笔法还原历史，去呈现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而不是以泛娱乐化的心态去虚化与戏说历史、甚至曲解或解构历史。与“抗战神剧”不同，《特别党产》是严肃的“抗战正剧”，是对真实历史的现实主义表达。作品不仅写出了新四军基层指挥员、游击队长等人为经营、运送和保护党产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也在与对敌人凶残狡猾的对比描写中，凸显其行为的果敢、机智与忠诚，其精神的坚贞、崇高和伟岸。可以说，这部作品为当代中国抗战题材、甚至是战争题材的书写提供了新鲜经验。它以地域个案形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万难、壮大发展的百年历史，这是“毛茸茸”的小事件、小人物，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大历史、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也是从一个新的维度叙写现代革命英雄史诗的有益尝试，是现代“中国故事”与“中国史诗”的独特篇章。
《特别党产》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叙事的新尝试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描述对象与视角，在情节、人物和环境的设置等方面也具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作品围绕“党产”的经营、运送和保护，精心构筑了跌宕起伏的情节线，譬如在军事上与日寇的殊死战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周旋与斗争。在这其中，堪称紧张激烈、甚至于惨烈的战斗场面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记，譬如陈三姑被捕、陈大龙等人的曲折营救等。在建构情节的同时，作品凸显出对于人物的倾力塑造。人物形象之于长篇小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特别党产》对于正反人物联盟的设立是十分清晰和鲜明的。在正面人物“阵营”中，新四军连长陈大龙无疑是核心人物，帮助者则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三姑（陈母）、游击队长罗亚男（陈的未婚妻）、蓝部长、红霞、芦花、过高颜等人物；对立面人物“阵营”则包括日军浅野、荒岛、麻宫，以及国军的胡司令等人。作品给予这两个阵营的人物以多维的交集、冲突，运用大量对话和场面描写，在凸显各色人物性格的同时，着力叙写他们对信念、感情、金钱和生死的态度与抉择，营造出浓郁的使当代读者具有身临其境代入感的现场感，收到了比较好的传达与接受的双重功效。作品还透过人物及其关系和冲突，将环绕人物的种种复杂环境表现出来。小说为我们描摹了一个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环境——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国家民族之大势。当是时，日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采取“军事开路”、“经济封锁”和“文化征服”的“抽薪计划”，妄图以其三方面的高压彻底打败之。中国共产党则以反对侵略与强权、抗日救国、打破军事经济封锁、自力更生以自救。《特别党产》里所描述的为我军解决数千套御寒棉衣、五万块银元、组建骑兵团等即是这种为民族为国家为信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动体现。作品描摹这种特殊环境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要鲜明地标示在经营、运送和保护“党产”的过程中，以陈大龙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深嵌着的忠诚意识、牺牲精神和坚韧意志——这正如书中人物罗亚男所说：“我们的尸体可以不要，但是党产一定交个组织。”“为了完成党产的任务，我宁愿再牺牲一次。” 在今天“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语境之下，《特别党产》的此种描述也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一切困难所压倒。作品在叙述时代大环境之时，也注重显现故事发生“小环境”的地域真实性，譬如书中多处涉及到的类似于清江浦、淮阴、洪泽湖等富有淮安地方特色的地名及山川河流等，力求表现出建立在写实基础上的文学化表达。
如果从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语言的生动性等方面考量，《特别党产》或许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其所给予我们的有关现代中国革命叙事、特别是抗战叙事的启示无疑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