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黑暗中的金针——育邦诗作论析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2021-01-22 15:22) 5948432

  写诗是一个表达异象、异境、异乡和臆想的特异行为,很少有人在写诗的时候还带着职业身份的标签和辎重。在一首写于十几年前的《论离职》中,一桩灵魂出窍的灵异事件被育邦记录下来:

  另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向我招手

  他在我的前方回首张望

  我才发现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1)

  在一条离职的路上,抒情者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制造一个情境,并从中走出,是育邦诗抒情的关键特征。因此,他的很多诗看起来是遭逢的,实际却是离断的。育邦的诗,不是单纯的冥想时刻,思绪获得一个可以离开的时空,诗语所显现的主客体就同时分离了:“我”作为他者出现,而异境在日常情境中升腾而起。

  一、异境中的人

  新诗诗人从韵律转向意境,又从意境迈进异境的过程,昭示了新诗抒情主体生成的线索,值得进行新诗发生学的细究。新诗经由自由诗祛韵以后,诗的重心由声韵抟造转向情境缔结。当新诗史的写作者将胡适的白话诗写作看成新诗起点的时候,胡适自己则在《白话文学史》中爬梳出一个源远流长的白话诗的历史线索。胡适对王梵志、寒山、拾得禅诗“白话诗先锋”的指认,(2)进一步提示了白话诗诗境与禅宗境界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是一种语言关联:呈现为诗语的汉语,在新诗中充当了主体介质,协助新诗探索一个语言暗示区域的可能,这和禅宗机锋暗藏的言语疏离姿态十分切近。然而,自由体的新诗绝不应成为宗教教义的代理:机锋和证悟如果没有经过主体的语言融合,本质上并不是诗的。禅宗语录中,禅师们已经心无挂碍地谈论过人无境存、人存境无和人境俱生俱灭的话题,但新诗依旧心无旁骛地在人境俱生的羊肠小道上守望个体的语言创生。

  育邦多读经书,读得像是一个和尚。但作为诗人,他没有限于义理,而是从名物和风俗开启抒情。最初,是平和的意境,但会骤然在某个语素上特异起来。意境是一种对客体饱含善意的邀请,而异境是一种孤独的主体神迹,“如果遇到一位盲人/他的眼中正长出一棵质朴的桃树/请为他掬一捧清水/请为他冒险微笑”(《赞歌》);“他携带尘土,在积雨云上安居。/人类的孩子,迷失在繁花中。”(《天仙配》)“你从雪夜走来,/一身纯洁。/在火焰中旋转/飞向蜡人的心脏。”(《止酒》)这些神异的景象在育邦的诗中不胜枚举,显示出一个一意孤行的抒情者。诗人没有为此过多铺垫,诗中充满了意象的跳跃。

  新诗在失去外在韵律的支持以后,抒情者把自己训练成熟练的造境者。与此同时,也有新诗在抒情者的抒情人格周围形成一个虚像空间,悬置了口吻、语调和氛围。新诗文体解放的意义在于,伴随口语和虚词、助词、叹词在诗语中的大量涌入,诗语所包蕴的主体形象前所未有地生动起来。相较这些,异境对主体人格的支持,是实词性的。如果没有令人感到亲切的人格来处,这些异境的诗学效能的实现就会有一部分落空,而成为令人费解的冥想家的白日梦。

  育邦的诗,有简洁、空阔的语势。他造境的效能可能并非皆如人意,但受到了抒情者性格的支持:一个杂合了现代与传统、出世与入世情怀兼备的抒情者,他在历史掌故和宗教哲学方面的沉思,形成他的言说节律。这些语态形成语言的暗渠,纵容、引导抒情者育邦诗歌无处不见的从情境到异境的挪移,使他的诗不断显现异象,迎来灵魂出窍的时刻:

  当我们身陷江南

  我们的面孔即为时光和海棠花所覆盖

  那些精细又乐于变化的云朵

  围绕在月亮周围

  古老的香樟树未曾离开故土

  存在并生活

  在沉思、流动的河口

  移动的人们不停说话

  直到精疲力竭

  他与我们交互呼吸

  我们得到甚多而装着并不知情

  他伫立在那里,不揭穿谎言

  如果趴在地上

  就会听到笑声……

  ——《江南好》(3)

  在这首诗中,“身陷江南”的使用,时光与海棠花的并置,对香樟树“未曾离开故土”的描述,“移动的人们”这个令人骇异的陌生化表达,这些异象已经分布在修饰语中被虚化了,而异境的真实到来是通过假设被架空的,“如果趴在地上/就会听到笑声……”这是一种很好的异境主体化的情形,离开对异境的造境依赖,中心词得到的描述是全新的,并且来自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带着饱满的情感力量。

  这种现象或者也可以这样来描述:在一个特殊的语态和语流中,诗语离开了交际甚至是交流功能,表达变得孤立,成为可以静观的视觉对象。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诗,都会为语态和它们指涉的言语主体留下对应位置,从语态揣度抒情者的性格,再从这个性格反证语态,在这种视觉勾连中,一首诗在接受层面得到了重构。进一步描述这种结构将变得艰难,可能有某些来自读者的个性因素掺杂进来。好的诗作接纳这种掺杂,承认那个未来的“读”,也即诗人在其中预留了“读”的足够位置。这种重构是诗的戏剧性时刻,抒情者的人格在各种偶然中形成了更宽广的言语指涉,言外之意作为一个复述在诗的阅读中现身了。“读到”的路漫长而又曲折,言语指涉有限度的广义性,其实也是诗美展现的神秘磁性。

  也正因如此,由修饰语选择而呈现出的语调,不能成为诗单纯的奇观:它最好情感充沛而词不达意。诗无达诂,但诗美不是不可知之物。诗美作为诗中的可知区域,不是题旨和意涵,而是抒情者的形象——这是新诗作为现代诗体而体现出的重要文体特征。对一位诗人而言,抒情者是可被描述的,而且,对抒情者的描述不限制诗义。或许有的读者能够觉察到,育邦诗中的抒情者,那个尽力将异境感平铺到虚词中去的人,有时也显示出他正在躲避媚俗的陷阱。

  二、语调和冥想术

  可以这样来界说语调:以修辞选择和语法习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或抒情主体位格。抒情者语调,由此可以升级为一个大的新诗概念。即使就小说而言,叙事者语调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抒情者鲜活的个性语调所具有的塑形效能,冲淡了异境和奇观的冥想术。

  育邦的诗,抒情者深切,不失浮荡,他声音洪亮,但没有惊吓到那些栖息在语言枝头的细微灵思。他展现在诗中的迷醉轻狂,带着某种“尊德性而道问学”(4)的稳妥。相对小说而言,育邦没有携带小说中的旁观者进入诗,因此,育邦诗的抒情者没有进一步戏剧化。比如,在小说中,他曾经塑造过一个哑剧演员李杜——他肯定是诗人魂魄附体——他得到“我”的旁观,甚至解析。(5)李杜的哑剧舞台一旦被拆除,小说的文体效能便全部呈现为诗。因此,育邦诗的抒情者比小说的叙事者更加诚实,也更加浮荡。育邦不善饮酒,人和诗却往往带着酒意。他写过一首叫《酒中散步》的诗:“每一个清晨/他都去阴郁的灌木丛/偷听植物们骚动不安的尖叫/发展着仅属于他自己的轻浮”。艺术亲和“阴郁的灌木丛”之类的孤立生活,因此很多人喜欢依靠冥想写诗。

  抒情者位格的确认,证明育邦可能不是这样的冥想诗人。育邦诗的秘密在于他笔下晃动的主体。这种生物属性的不稳妥,是个性诗语降临的终极之道,而且,它几乎是一劳永逸的。文学语言产生于作品不再为信实,甚至是某种普遍性服务的时刻,而主体晃动引发的对抒情主体信实的晃动,是一种产生自根基的晃动。当这样的晃动产生的时候,诗作包含内在的同一律。在这种韵致中,定型化却失去了它的根据,永远不可能再次发生了。契诃夫有一次写道:“在俗人的谈话当中有这样的语言:‘以及其它等等’。”(6)主体的晃动产生的语言,不属于此列。育邦的诗,在主客体之外的空间因主体间性变得丰富,这是他最醒目的成绩。在《中年》一诗中,育邦指认的中年特征是自我反观的能力——“我有别于我自己”。这种分蘖在新诗中几度产生,都有不同寻常的效果。在何三坡、汤养宗的诗中,它是一种直接的哲学意味和戏剧性,而在欧阳江河和朱朱的诗中,它可能经过了某种化妆术而更像一个专注的凝望或浮游世间的角色。有丰富语调的抒情者,其自我观照的获得有多个来源,比如,佛教证悟,尘世其他的经验和判断,甚至是修辞的磨砺。育邦的诗包含一种自我观照,所以,方便接纳这种探讨:诗的语言之源根植于主客体的两种习见路径,有没有产生分叉,它的诗学效能是什么?这种提问,引导出一个关于主体间性的有趣话题。

  甚至,可以描述育邦诗的抒情者的语调为:“他经常是一位造访者。”故地仅仅是他绝尘而去的凭借,他的语调是一位溜达进画框的人,他的脚步天然包含了与大地的闲聊。从有时间积累的场景出走,是非常危险的抒情举动。但这有惊无险,育邦更多时候展现了出走是切实的行动,他描述这种行动。而对于单纯的冥想者来说,如果不能通过更好的方式实现催眠,幻景将失去黏合剂,诗很容易走向瓦解。可以发现很多诗歌的冥想术为汉语提供了深奥的语料,但距离诗却越来越远。因为远离了这种冥想术,育邦诗的抒情者,他不仅“拨开尘埃与人群”遁入空山(《司空山》),也在惜字塔“弃绝言语,飞向沉默的蓝色国度”(《过岳西惜字塔》),而在《夜访鸠摩罗什寺》中,被弃绝的舌头和语言又得到了供奉。诗集《忆故人》的编目显示了育邦对于世俗经验的安排:佛老、江南、自我、故人——这些对育邦而言缺一不可,但对于一位冥想型诗人,却失去了白描的必要。凭空降临的白日梦,不论是作为情境还是思想,都是一扇紧闭的无聊的大门,它只能导致诗歌阅读的受难。

  三、神秘的金针

  对作为主体神迹的异境进行独立分析,以此接近一个纯然的冥想主体,可能会与诗真正耐人玩味的方面——一种短促显现在诗中并帮助诗形成抒情层次的戏剧性或情节——失之交臂。在短诗中,即使是瞬间的状态,也有其抒情行程,也描述出了那些主体突变与异境降临的征兆。比如收录于诗集《忆故人》中的《抄古逸诗三首》《仓央嘉措遗逸之作》《薄伽梵说》《特隆世界诗选》《福音书断章》等实验诗作,它们是育邦诗作中与众不同的作品。

  约翰·伯格谈论法萨内拉的曼哈顿事物时,略带揶揄地说了一句:“客观地说,曼哈顿还有空间。”(7)法萨内拉画出了一块看板向他的观众寻租,这其实是一种在艺术创作中躲猫猫的游戏。更典型的是佩索阿的“异名写作”。佩索阿的“异名写作”是一种朝向抒情主体理论的诗学宣言。不同于前述两者,育邦对自己这些诗篇的写作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虚构。首先是出处的虚拟,通过附注于每首诗后的注释标明。当然,注释作为诗的原生结构,并不是新诗的新技法。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一诗的两度书写,注释充当了很重要的诗学角色。育邦的注释仿佛在说:在典籍中存在一个孔洞,流出了人们所忽视的诗的汁液。考据癖可能会受到育邦的愚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和善的玩笑,它包含某种严厉的责备:谁说新诗中的抒情主体没有承受那些最古老思想的甘霖呢?

  在诗中,小说元素的现身带来了轻微的文体伦理问题,但是读来十分有趣:

  近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几及所有版本。然在一本秘传的书籍中,整理出几首尚未与读者谋面的遗逸之作。现抄录如下,以飨喜爱仓央嘉措的朋友们。(8)

  免责声明: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排除以上诗歌是伪作的嫌疑。小标题是本人后加,原作并未题名,只在大体上分段。

  ——《仓央嘉措遗逸之作》(9)

  以下诗歌均出自《薄伽梵歌·遗逸部分》,原为梵语。依据印度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1947年版译出,时为2010年9月至2011年2月。

  ——《薄伽梵说》(10)

  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在20世纪中期通过秘密文献发现了特隆世界,并撰写了《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通过深入研究,我发现特隆世界也存在一些诗歌,姑且抄录之,时为2010年8月至12月。

  ——《特隆世界诗选》(11)

  这是育邦勇气可嘉的尝试。在这些诗作中,他笔下的抒情者迎来了另外一些突变的可能:抒情被虚构包围了,这个危机时刻,诗并没有呼救,恰恰相反,它享受了小说家交给它的故事:

  从此

  他不再追寻生活的意义

  就像不再期待六月能有漫天飞雪

  从此

  他不再为方向而迷茫,他对前途与往事置若罔闻

  就像探究河之两岸:彼此之间多么相似,相互混淆才是它们持久的爱慕

  从此

  他抛弃一切已有的或正在形成的福音书

  心怀喜悦地屈从于一次日落的偏见

  就像大自然的魔术表演总为蛮狠的季节开道一般(12)

  诗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互文。诗人写下这组诗篇时,可能是他一生中离经卷最近的时刻,他简直走了进去。这几乎带有亵渎的嫌疑,经卷也走进了抒情者的生命里。但是,在经卷、宗教情境、原初命题的强大映照下,作为个体的抒情者迎来的是个性的加持,而非泯灭。证悟的智慧以丧失普遍性的方式获取了它最让人心潮澎湃的佛光普照。虔敬的气息包含般若的开启,但更多的是创生的自信,甚至是生命的骄傲。抒情主体没有受困于抄写和摹仿这样的“情节”,相反,他突然获取了难以置信的精神飞扬。

  在另一首《金针》中,禅宗公案中那些一直在言辞的黑暗中被默默证悟的无形话语,攫取了它颇富当代性的言语的肉身:

  你为我缝制的衣衫

  加于我身

  如今有了破损

  想借你的针线缝合,哪知它并不存在

  我翻遍口袋,盲目寻找那根必然属于我的金针

  直到黑暗降临

  我才开始不慌不忙地学习女红的技艺(13)

  这是一个关于新诗语言的隐喻,是因诗证得的汉语的命运。这些诗作作为新诗的特异文本,强力暗示了抒情主体升华的路向和能够带来的语言效能。但是,这也同时让我担心:当经卷的光源从抒情者的身旁移走时,这些光辉又会有多少,以怎样的方式留在抒情主体的生命里呢?这可能是育邦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要面对的命题。育邦对诗的虚构写作,揭示了抒情主体语言的虚像。主体不立,诗语不存。既然诗人们已经窥见了那枚守候汉语锦衣的黑暗中的金针,那就应该从自己陈腐的语言生活中,尽早搭救出一位能穿针引线的人。

  注释:

  (1)育邦:《忆故人》,第112页,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2)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

  (3)育邦:《忆故人》,第80页,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4)叶绍钧选注:《礼记》,第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5)育邦:《一个人的表演》,《少年游》,第151页,银川,阳光出版社,2019。

  (6)〔俄〕A.契诃夫:《契诃夫手记》,第38页,贾植芳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7)〔英〕约翰·伯格:《看》,第140页,刘惠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11)育邦:《忆故人》,第6、9、10、23页,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12)(13)育邦:《忆故人》,第3、4页,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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