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短篇小说论:存在的悖谬和小说的宿命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0-11-24 10:11) 5940148

  

  文学阅读活动,在理论上被升华、命意为“接受美学”,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文学阅读接受,作为一个审美活动过程,其间,会令我们产生出许多不同层面意想不到的感受、体悟,这些感受可能超出我们的常识、认知甚至逻辑,生发出无数曾有的和不曾有的生命体验。我相信,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一定有某种神奇的品质或“特性”在其中,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感受、理解和判断。那么,这个“特性”自身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就是文学作品尤其小说的叙述所蕴藉和呈示出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个不确定性,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无尽的可阐释性,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小说叙述的涵盖,小说叙事的格局,小说语言本身的多义性,承载小说文本主体的故事、人物及其命运,它们常常是共同辐射出若干不可思议的理念或意念,构成它们之间隐秘的悖论。在小说的内部,现实的和非现实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正义的和邪恶的、逻辑的和反逻辑的、表象的和本质的、表层的和隐含的,诸多元素相互摩擦和博弈,形成小说文本独特、奇异、复杂的美学情境。在这里,作家之于小说叙述,一方面可能“机关算尽”,人情世故,竭尽虚构之能事,另一方面,故事、情节、人物可能水随天去,顺水推舟,浑然天成,以致最终成就一部小说叙事的经典文本。前面提及的“悖论”“不确定性”“表象”“隐含”等元素,就成为小说能够超越时空以及“可持续性”阅读的根本原因,这是检验一个小说文本能否成为经典的重要方面。因此,一篇(部)小说的命运以及它的生命力,或有无成为经典的可能,除了它的思想、精神维度之外,主要取决于叙事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取决于象征、寓言意义的显示,在一个极长的时间长度内,它与持续性的阅读能否形成想象、语言、语式方面的默契和启发有关。

  在这里,我之所以想重新梳理有关文学接受美学的理念,是因为我最近阅读朱辉的小说时,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感受,虽然在以往的阅读中早有体验,但这一次感受尤其强烈。我手上有两本朱辉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是作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的《红口白牙》,出版时间是1998年,共收入十三篇小说;另一本是2018年出版的“小说精选集”《看蛇展去》,收入十一篇小说。两本小说集的出版时间相隔整整二十年。我发现两本集子里的收入篇目,有四篇是重复的:《对方》《游刃》《暗红与枯白》《变脸》。我深深地感觉到朱辉对自己这几篇小说特别的偏爱。这几篇写于二十几年前的中、短篇小说,依然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我没有感觉到这些小说文本有丝毫的“陈旧”之感。它们仍一如既往地具有极强的耐读性,而文本叙述所蕴藉的时代、生活、人生、人性和命运,它们所给予我们的精神性认同,既超出了虚拟世界产生的应有的丰厚和深刻,也远远超出这两本小说集之间所饱经的二十余年的世事沧桑。正是因为朱辉小说所具有的“悖论”“不确定性”“表象”“隐含”“寓言性”等元素,以及它所生成的隐喻、寓言品质,构成其文本的可阐释性和“重读”的必要,给我们带来了特定文本的审美愉悦。当然,还构成这些篇章成为经典短篇小说文本的可能性,而仅仅这些小说,就足以让我们看到朱辉写作的实力和潜力。

  二十年前,朱辉发表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还不太熟悉他。这些年,朱辉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毫不避讳地说,与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相比较,我更喜欢他的中、短篇小说。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白驹》等,它们也充分体现出朱辉驾驭长篇叙事结构的能力。这几部长篇小说篇幅都不长,但其中积聚着的深厚情怀,所具有沉实的精神含量和叙事感染力,同样引人瞩目。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朱辉短篇小说叙事所具有的凝练品质和精神“浓度”,也就丝毫不觉得奇怪。所以,我更加坚信,一个作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什么,与他的经历、经验、知识储备、智慧和思考密切相关,这些一定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是一位作家获取创造力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当作家写到一定的“份儿上”,能够使其形成较高精神品质和诗学层次的关键,则建立在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的同情,及其对人的日常生活、俗世人生的从大到小的精确描述上,这样,才能够真实地呈现人性和心灵的历史。我感到,朱辉是一位有自己世界观和坚实信念的作家,他已经将自己的情感诉诸文本之中,从自我的状态进入到自觉的层面,而且,从已有的文本看,他正在接近写作的自在之境。

  

  王安忆认为:“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1]多年以来,作为短篇小说的身体力行者,王安忆对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解,显示出迥然不同的见地。故事是小说存在的坚硬内核,而灵动、飘逸的思绪和精神,是牵动叙述行走的灵魂。可以看出朱辉的小说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朱辉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能够赋予故事以新的结构形态,而且,他常常以一种平静、老实的“拙态”扎实地描述世事百态、人间冷暖,显示其朴素而强悍的叙述力量。这种“拙态”,在很大程度上,表面淡化了技术和叙述策略,实则隐逸着强大的伦理力量和结构张力。

  有人提出要“让文学沿着生活的足迹起舞”,我倒是觉得应该是“让文学沿着灵魂的方向骤然升华”。如果小说仅仅局限在对现实本身的打量、揣度和判断,必然会窒息作家的想象力,他也就很难发现存在世界里隐藏的秘密和人性、命运的诸多变数及其可能性。因此,小说写作所需要的,就是伸展到超出具象世界的边界,呈现出另一种逼近灵魂的叙事走向。所以,真正试图超越现实的作家,才可能摆脱具体“写实”的压力,虚构、升华出变奏、“飞翔”的隐喻或寓言。我一直坚信,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的主要动因,无疑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现状”的不满足或不甚满意。因此,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写作,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需要作家能够建立起文本与他所感受到的现实之间的隐喻、象征或精神确证。如果作家能让叙事文本,从具体的现实迈向某种精神的、灵魂的高蹈,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自然呈现出来。最早,我在读朱辉的《鼻血》《变脸》时,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写作总是喜欢在对生动、具体、鲜活的生活现场进行描摹时,更愿意将世界做抽象的把握?同样,我们凭借经验、经历审慎地思考和磨砺,所抽象出的那些云诡波谲的事物理念,为什么又确实难以覆盖存在世界本相或真实图像?当作家贴近生活,叙述沉醉其中,孜孜不倦地表达现实的时候,你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个空间竟然如此朦胧、模糊、幽暗。但小说的叙述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般前行的。也许,虚构的发生和魔力,就在无中生有或者有中却无之间的转换时,才使小说衍生成艺术的冲动,蜕变成为有含金量的、动人而精致的细节,直至生成简洁而令人意外的事实。而实现这些的途径或方式,就是作家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想象贴地飞翔,现实、事实、世事,都可能经由想象和虚构结晶为深沉的隐喻或象征。

  我能感觉到,《鼻血》是朱辉格外喜爱的短篇小说。二十多年前,何志云在为朱辉的小说集《红口白牙》写的序言里,曾坦诚地盛赞这篇小说:“平心而论,在这本集子里,《鼻血》不是最出色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称得上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原因就在它含纳的容量——那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一进进院落。”[2]这篇确实像王安忆描述的好的短篇小说。应该说,简单的故事,可能蕴藉深刻的构思,关键在于,文本是否具备张力和弹性,叙事是否能生成深沉的结构感,这是文本生命力的保证。像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它所聚积的容量、能量如同“核能”,驱动着叙述在前行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灵魂的、结构的、文化的“道场”,并且发散出波涛汹涌、撼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或“劲道”,是由叙述的故事、情境整体性隐喻的引申义完成和实现的,文字讲述的故事的表象,与隐喻义,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相支持互相渗透互相完成着。小说《鼻血》主要聚焦在主人公——在校学生孔阳在大学生活中的几个片断:一是在院运动会五千米比赛时,即将冲向终点获得冠军的刹那,他因为突然涌出鼻血而前功尽弃,冠军被竞争对手桑所获;二是孔阳在与女友约会时,也是因为鼻血两人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三是在两年一度的六级英语考试中再次因流鼻血而影响成绩;四是孔阳在与桑面对面交锋中,鼻血再一次成为对手的帮凶,使得孔阳失去报考研究生的机会。鼻血,貌似一个专门有意毁损孔阳存在感和人生发展的幽灵,它谜一样缠绕着他,不断地、刻意地改变着他的专业、事业、爱情和未来的轨迹。那么,鼻血为何每每突如其来地搅乱孔阳的正常生活?缘何反反复复地颠覆其理应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其中,有无关涉心理感应或超验的维度存在?在这里,朱辉只是让鼻血流淌的孔阳,站在水汽模糊的镜子前,进入似真似幻的玄思状态:

  孔阳从医院回到宿舍,一直处于神思恍愡的状态之中,他草草吃了晚饭,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坠入了一个恶梦翩跹的黑夜。一个白色的影子伸出它冰凉的触角缠住了孔阳的左手腕。孔阳仿佛被浸泡在某种滑膩怪异的涎液之中。半空中传来了一阵苍老幽远的声音:“脾呈于唇,心呈于面,肾开窍于耳,而肺主鼻。肺内虚燥,肺火上延则灼伤血脉,而致鼻衄。”故而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无欲无求,不疾不徐,是为化境。”白影的话语字字如石,垒在孔阳的身上,他努力张大嘴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声音连绵起伏形成冲击波,却又立即消失的无声无息。在一片黑沉沉的旷野上,白色的影子幻化成父亲的形象。孔阳似醒非醒,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少年满脸血污,得意扬扬地接连打倒了好几个孩子,其中包括村上臭名昭著的“霸王”。英勇的少年扭头冲父亲炫耀地一笑,却招来了迎面而来的恶毒一拳!一股腥热的液体顿时如泉而涌。迷朦中,孔阳大口吞咽着清凉的鼻血,这给他干燥的嗓子带来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孔阳彻底清醒过来,他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了身。撩起枕巾蒙在脸上。然后他光着脚丫冲进了水房。

  文本以干练的语言、精短的叙述,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朱辉的这个短篇小说可谓是当代“极简主义”写作的代表作,这个短篇恰如汪曾祺所说,好的小说都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读朱辉这篇小说时,我还想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描述的主人公,也是在初涉人生、世事时,遭遇到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和始料未及的危机,预示着人生的磨砺刚刚开始,懵懂的少年之心,必须有“生之忧患”的危机感和自我觉醒意识。而《鼻血》似乎还埋藏着更多的世间玄妙和生命隐秘,可以有不同于前者更复杂的文化阐释,这里不再赘述。《鼻血》里的这位孔阳,后来成为朱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中的主人公。在那部小说里,孔阳经历了更复杂、更纠结的情感磨砺,以及爱、死亡、别离等种种伤痛,那更是远远超越身体本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另一种灵魂隐痛。

  短篇小说《变脸》,也是一篇与《鼻血》近似的、具有“变形”和“灵异”之气的寓意深厚的小说,是朱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最喜爱的朱辉小说。这篇小说充分显示出朱辉擅于“扭转”生活的天分和能力。这篇将“写实”和“魔幻”交织、融汇一体的叙述文本,试图写出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个人所具备的某种“特异功能”,导致人生形态在发生重大改变过程中遭遇的辛酸、无奈和窘迫。或者说,这也是一个关于性格、尊严的人生故事,“变脸”仿佛一场人生仪式,无论朱辉叙述中虚拟的成分在多大程度上越出了现实的边界,文本本身生成、扩张出的隐喻和引申义,都显示出作家“扭转”生活的胆识和勇气。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朱辉在文中描述的:“在这个人才辈出、群星荟萃的时代,所有人都感到眼花缭乱,目迷五色,我们的视听器官都差不多麻木了。但这种麻木是相对的,一旦一个异常人物真正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可见,朱辉较早地意识到我们时代生活发展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令人猝不及防、难掩耳目的吊诡事件,包括其中所压抑的莫名的激情和浮躁。这些,统统构成社会生活似真似幻、我们的日常经验难以把握的或游移不定的事物。它不仅考验我们的视听感受器官,而且挑战我们对现实与自身的意志力、辨识力和控制力,这是避免虚妄和炫惑的前提。

  小人物何雨,在某一天突然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变脸技艺,他的脸,可以变化出种种表情,甚至可以变出一些人物的脸相、声音和神态。当这张迥异于他本相的脸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不能不令人目瞪口呆,因此,立即呈现出叙述学的“看”与“被看”的那种情境和场域,何雨的“处境”和性格也随之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时,我们必然会猜想,何雨意外的“变脸”,将会给他接下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生活本身的魔幻无处不在,人们的情感的复杂性及其随即而发生的心理变化,其实就是一场引起诸多因素连锁反应的精神“变形记”,在这里,“变脸”就是“变形”。“人体‘变形’的隐喻,从身体的变形延伸到自我的变形,再延伸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形,包含着深刻的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变形’这一美学表现手法,无论在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中,都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独特的生命”。[3]刘剑梅在分析卡夫卡《变形记》时,谈到这种“从身体的变形延伸到自我的变形,再延伸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形”,非常适用于朱辉的《变脸》。姑且不问“小人物”何雨“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是天生禀赋而后自我修炼,还是机缘垂青得异人传授,抑或是某一日突然间福至心灵?”这似乎并不重要,就是说,朱辉所看重的并不是“因”,而是“果”,这与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属于“零因果”的事件发生。这个以虚拟的“零因果”开始的叙述,所生成的则是一个现实的、人性的“黑洞”。何雨“无中生有”地突然“变脸”,一下子搅乱了以往处于惯性中的生活秩序,立刻产生了有别于俗世生活的“陌生化”效果,这也从文本品质层面构成了存在世界的荒诞和悖论。“单位里着实热闹了好些天,从上到下”,何雨给人们带来了惊奇和快乐,他自己的情绪、工作态度、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改变,在工作和待人接物方面,何雨做得得体而有尊严。

  何雨的变脸技艺如果只运用在改变他的寻常形象上,那确实是屈オ了。别忘了,他只要简单地运用他的变脸本领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变换表情:喜怒哀乐,威严或是卑微,他说来就来,随心所欲。何雨很恰当地运用着他的技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对象面前,他会准确地把握自己所应处的位置,恰如其分地做出相应的表情。如果说何雨正常的表情是一条水平线,那他在聆听“头儿”的指示时姿态就往下低一低,而当外面来了客人,而且这个客人是有求于我们单位的,他的姿态又会适当地抬一抬,处于水平线以上。一段时期以来,何雨把他的技艺运用得恰到好处。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变化像剪胶片似的各自剪开来看,就会发现,每一段胶片都恰如其分,何雨既不僭越倨傲,又不低三下四。这种变化对何雨来说游刃有余,但要是把各段胶片接好,连起来放,别人就有点眼花缭乱了。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说何雨的脸像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是一张鬼脸。但我注意到何雨实际上很有分寸,他表现得相当得体。他对同事们很有礼貌,说到底,他得罪过你我吗?我看没有;他模仿谁的面容勾引过谁的老婆吗?那更是没有!

  简洁而精准的描述,像浓缩出人物魂魄的“动画”,呈现出人在瞬间生发的表情扭变,以及这种诡异的突变对“他者”好奇的心理满足,可以说,朱辉将这一“意象”发挥到了极致。“变脸”使得何雨成为“焦点人物”,但是,朱辉终究还是需要对其作出身份、角色的彻底调整,因为何雨在“被看”的路径上引发了“身份”和角色的自我割裂,而且,他的变脸技艺直接“毁损”到恋爱对象和单位的“头儿”。难以想象的是,作为专业演员的女友,竟然因为无法接受他醉酒之后令其猝不及防的“变脸”,终结了一场尚未真正开始、颇为吊诡的恋爱;单位聚餐时,“头儿”喝醉后让何雨变脸自己,何雨在醉态里变得与“头儿”形神兼备,几可乱真。而此刻的“头儿”心理遽然发生裂变,出手一个耳光令何雨无法再变回他自己的容颜。于是,荒诞由此发生,单位里一个“头儿”竟然有两张脸。在这里,初识的女友和单位的领导“头儿”,不能接受“替换”——“被取代”的事实,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感性事实,被一种潜在的、积淀的、根深蒂固的理性经验所压制。这里面隐含着人性的机枢,人是无法接受何雨这种“建构”暧昧现实的能力,无法接受这样颠覆生活本身的多层繁复的结构状态。小说具有的浑然规整的戏剧性,竟会因为充满游戏性的暗示而改变叙述本身和人物的存在感、人生路径。何雨最后选择了辞职、离去。虽然,他的脸调整、治好并恢复了,但是他的命运却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何雨的确切消息”,对于主人公来说,这究竟是悲是喜,莫衷一是。另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个老相士关于何雨“运道”的预测和占卜,竟然惊人地变为现实,这也给文本增添些许神秘色彩,就如同“变脸”本身,并非都是无中生有的炫技,它启示我们如何在表情的翻转腾挪中,去辨识人性的维度。人不是仅仅依赖本能存在的动物,更多地是需要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或不断觉醒。所以,一旦“变脸”这种“技能”偏离世俗的、社会性的规约,必然会在一定社会政治、人文环境内“发酵”,同时,衍生出不信任、交流的怀疑、沟通的滞涩和绝望。

  另一篇短篇小说《午时三刻》,是朱辉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我猜测,这篇小说或许是朱辉刻意对“变脸”意象或隐喻的精神性延伸、拓展。“整容”是一种借助外部力量的“变脸”,小说描述的秦梦媞,是一个整日为“整容”而奔波、痛苦甚至因此充满着内心挣扎的女性。她以为一个女人,一生的发展和未来都取决于容颜,因此,“修改”、整饬自己的姿色,也就成为她孜孜以求的“心结”和强烈冲动。这个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女人,毕业前后近乎病态地将一切都寄托于“整容”,将其视为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救命稻草和希望所在。“颜值”成为秦梦媞的命运之值,她一次次想竭力改变宿命,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扭转她的执拗。如果从另一个视域,即广义残疾的角度考察人的命运的局限,“残疾”或生理缺憾,经常被视为一种激发人性中生命潜力的原动力。阿德勒著名的“自卑与补偿”理论认为,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自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使人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动力。胡河清曾在分析史铁生创作时特别强调:“在东方古老的历史循环论与人生宿命论传统中,倒确实有把‘命运的局限’比作广义残疾的。”[4]在秦梦媞这里,她走进了一个巨大的人生误区,她要冲出“容颜的局限”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先期设定自身的残疾性,拟定了一个虚假的承诺作为决定前程的唯一途径。她甚至不顾婚姻的龃龉和不幸,始终逡巡在空虚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虚悬的人生状态里,寻求制造出一个“假面人生”。她说“我要新生”,她将“整容”视为存在的依据和理由,达到了近乎歇斯底里和疯癫的程度,实质上,这是一次自我分裂式的肉体和灵魂的“阉割”。我们会注意到,小说文本的叙事刻意埋藏着一根暗线,直到结尾处,才交代秦梦媞与父母亲的真实血缘、伦理关系。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可生母早已离世,当秦梦媞再赴韩国整容回来之后,养母向她说出真相的那一刻,现实和情感都彰显出决绝的伦理“霸道”。可以说,这条线索,隐喻着更大的现实的荒诞和滑稽,秦梦媞所抱怨和嗔怪的父母基因遗传纠结,立即变成一个巨大的伦理“空缺”,秦梦媞顷刻间就丧失掉一切的“来路”。这个生命之“结”被养母瞬间打开时,秦梦媞对自己生命无法把持的黯然,訇然突现。表面看,朱辉在从容地、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悦己”故事,实质上,叙事已经将人生的荒诞、虚像的窘境,推向残酷的伦理层面。最终,朱辉叙事陡然转折的力度,似乎在模仿枪弹出膛、击石飞溅的弹道轨迹,冷酷的“轻”。故事裸露出坚实的外壳之后,隐藏的张力,一如花开展示了树的张力,这如同“笑里藏刀”的技艺和手段,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轻看的。

  这篇小说以“午时三刻”命名,倘若这不是生父杜撰的一个虚拟的时间,那本身就暗喻宿命的强大和不可抗违。秦梦媞某年某月某日的“午时三刻”,仿佛命中注定,她的容颜,也一如无法逃脱这个宿命的、民间认为“不吉利”的杀人时刻,无法更改。她试图通过“整容”改变现实,无疑形成对既存事实的颠覆或“解构”的虚妄,因此就必然构成现实存在的悖谬。

  可以说,以上两篇小说所描述的“变脸”和“整容”,构成叙述文本中的意象或隐喻,这种“象”的凸出,体现作家隐喻思维、隐喻能力在叙述方式上的反映。而“象”所造成叙事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生成文本意义的可增生性,成为叙述抵达事物本相的重要艺术途径之一。一般地说,无论一部文本的长度如何,重要的是其文本的意义能指,它体现着小说的容量和纵深度,这是一个小说文本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所在。所以,我认为,“一部(篇)杰出的小说文本,无不洋溢着象征和宽广的寓意,或奇崛瑰伟,或朴实无华,或虚拟抒情,或语言迷狂,或写实,或魔幻,在文本复杂或简洁的叙事平面上,都会涨溢、蔓延着词语生长出来的隐喻意义和寓意修辞。这样的文本,古今中外,并不多见。”[5]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等等,它们都无处不洋溢着象征,无一不是巨大的隐喻和引人深思的寓言,当然,它们更是一个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朱辉的《变脸》和《午时三刻》这两篇小说,没有刻意模仿卡夫卡《变形记》等经典文本的叙事策略,而是在原创性和深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朱辉的叙述很有节制力,文字里隐藏着貌似平淡、实则深邃的理念,透射着他对生活、人性的沉思,并含蓄地呈现出存在之虞和不可避免的悖论。尽管,叙述结构里辩证张力的平衡模糊了情感、伦理锋芒,但叙事诉求的终极指向从来不落俗套。

  

  从尊重生命本身的角度,不断地在文本中叩问人性和灵魂的现状,尽可能地获取现实生活、存在世界以及人性的隐秘,是一个严肃作家孜孜以求的责任。当代小说写作的困境,主要在于怎样面对人性本身的状况并且深度发掘,而不单单是题材的选择问题。只有深入洞悉、发现人性中最幽暗的部分,审视人性里自我封闭或无限度地自我扩张的一面,追踪一切尴尬、不幸的境遇和根源,厘清人的心理、道德、伦理诸多层面的多元性及其变化,才能呈现人究竟为何如此矛盾地自我对抗、自我纠结的现实。而这些,也最能见出一位作家的思想功力和审美判断力。二十世纪以来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使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写出人的真实痛感,就是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痛感和灵魂缺失。我始终认为,文学终究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惶惑,但却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人的内心变得平静。无疑,作家朱辉,就善于触摸这种幽微而粗砺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如果用“写实”“细雕”“隐喻”“暗示”和“凸现”这些词语,来形容其感知和表现人性品质或者瞬间变化的方式,似乎都还不够准确。说到底,作家的气魄和小说的功能,就是在写作中“触摸”到未知的、沉默的甚至幽暗的领域,用心智倾听、辨认事物,尤其面对那些暂时性哑然、黯淡的事物,并且不惜在存在的悖论中探索因果。这时候,我能感受到,作家以善良、虔诚之心和温暖轻柔的爱意,对抗着世俗、人性的荒谬的必要。人有的时候需要寻找一种东西来自律,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会很理性地选择一种信仰,来支撑自己的灵魂,因为精神终究要穿越肉体和欲望的原始森林;而一定会有另一些人,由于历史地形成的逼仄,扭曲人性。作家只有发现人在现实中的困境的同时,并且注意到人的这种“纠结”与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和欲望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摩擦,才可能将个人的道德观隐居于审美的背后,让叙述本身“发声”。所以说,朱辉的叙事既不武断地“干预”、主导人物的选择,也从不掩饰、遮蔽人性和世俗人心的晦暗,而是不加粉饰和“修缮”的原生态地“裸露”。从这个角度讲,朱辉的写作是直面现实的叙述,而且,在叙事的终结处,朱辉还是将人性、存在世界的扭变、无奈和“疯癫”,都交付给我们来阅读和判断。很明显,这是朱辉小说具有舒展的内在张力的重要原因。说到底,只有作家的思想和叙述,具有超现实的虚构力、穿透力和表现力,才可能把握住时空跨度,抵达人心世相的最深处。

  我们从朱辉早期的短篇《暗红与枯白》和近期的《七层宝塔》,可以看出朱辉的写作对文化、伦理和人性的持续性追问。一位作家,惟有叩问人性最幽暗的部分,通过自己的文本反思现实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落差,展开对人物道德内蕴的深层评判,才能找到测试人性的升降浮沉、揣摩现实生活何以发生巨大变故的密钥,才可能“历史地”审视并表现人性、人格的变迁史,显示出其惊人的洞见力。《暗红与枯白》是一篇充满“冷硬与荒寒”美学意味的小说。所谓“冷硬”,当然是来自世道人心中最令人体味道德困窘的、砭骨的感受,它压抑心灵,滋生焦虑和隐痛;“荒寒”,则是一种浸染着悲凉、孤寂、无助的旷野般的氛围、环境。这篇小说讲述的故事,围绕一个家族两代人在“宅基地”建造房屋引起的远亲近族的纠纷,发掘出人性深处的令人心悸和颤动的隐秘。难以想象,为了那条夹在另一家族房屋主体建筑中央的“通向河边的道路”,他们的堂兄天忠并不“忠”,坚持以祖上分家时的一纸文书为准,以至于家族几代人不依不饶地、不顾空间位移变化、无情而冷寂地“锁定”那一线狭小的空间,永远地占有那条早已失去方位的“过道”。可见,乡村、家族、伦理的复杂关系及其纷扰、冲突,在当代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载。具有宽厚、悲悯情怀的朱辉,对乡村文化中的残忍和凉薄表现出深刻的惶惑和无奈。

  这篇小说中的“暗红”和“枯白”都是具有深刻隐喻意味的意象。那张宅基地契约上爷爷的手印,在四十年岁月的销蚀下已成“暗红”,寓示着乡里、家族的亲情,稀薄如纸。一家人清明祭扫时,孙子惊悸地看到风雨蚕食坟茔,爷爷的白骨裸露出来的惨象,联想到辛亥革命兵荒马乱年代出生的爷爷,被曾祖父无奈地遗落乡间,不知根在何处,一生也没有一个宁静的、可以植根的家园来安居,不免陡然生出“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小说叙述刻意安排两家人在墓地相遇,不是冤家不聚头,别有一番用意。生者依然嘈杂、纷扰,恩怨纠缠,悬而未决,无法息事宁人,逝者不能安息,惊魂出离愤怒。我们又不免联想到鲁迅那篇著名的小说《药》。同样是两家人的不幸邂逅,墓地、旷野的荒寒和寂寥,生发出犀利的、凄楚的咏叹。小说呈现出的“人间失格”,不仅仅由欲望、贪婪、自私构成,还是真实与虚假、冲决与委顿、善良与恶意的五味杂陈的交织和对抗,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人们灵魂和现实无法缓解和冰释的激烈冲突。在叙事中,朱辉已经为我们复刻了人们萎缩困顿、纷繁芜杂的内心图景和灵魂形态,他仍不断地试图找出内心扭结、变形、撕裂的根源之所在。家族、文化、乡土和俗世的复杂性,被朱辉的叙述拉回到潮湿、隔阂、僵硬、阴郁的地面,几近死寂和绝望。

  若从社会学层面看,《七层宝塔》触及城乡之间人文性的历史性断裂,凸显诸多元素和俗世背景下的存在龃龉,折射出更广义的乡村伦理和人性冲突,还牵涉到权力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对畸形人格形成的忧患。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迁移的对象主体,尚未来得及做好心理、精神、生活惯性等的调整,牢固的属于乡村的价值观还未接纳城市化的诸多观念。也就是,田园无法靠近市井,水流无痕,没有生硬混凝土材料建筑的乡居,乡野生活因素和流风余韵,仍挥之不去。坚硬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构筑的新的生活格局,强大的现代性导致乡间因素无法被带入楼盘居所,迥异于乡村意识的新型价值观,在迁移者内心暧昧不明。异质性元素擦去了唐老爹这个人物淳厚的情感,也消解掉其存在的自主性、对神圣的道德化的守望。他依恋的千年“七层宝塔”的消失,实质上就是古老传统伦理的最后的毁损。唐老爹无法忍耐内心的凄恻,也本可能“眺望”到历史的来路和嬗变的方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理念,就如同宝塔的根基,不能承受被挖掘掉的现实。象征传统文化和道德高地的宝塔,被人为地拆除和消失,无异于支撑唐老爹精神的最后一块灵地的消弭。而阿虎这一代人,却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找到新的生存生长点。“新村”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满足阿虎所渴求的生活状态,而且提供给他新的机遇和可能性。所以说,唐老爹和阿虎的冲突,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之间的琐屑纠纷,而是深层的文化对峙和碰撞。朱辉说:“《暗红与枯白》写的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七层宝塔》涉及了不知道往哪里去。”[6]这足以见出朱辉写作中对“家族史”的眷顾,这是个人生活史在小说叙事里的“重构”、记忆和反省。

  朱辉信服福楼拜的说法:“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这里所谓的裂隙,就是距离,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及其互为角度。人的一切感受,哪怕是人对物的触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因于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外界即他人。人与外界的联系,或涉及两个对象主体,或只是人作为主体之于物化的客体的关系。惟有进入人或事物整体性的内部,让叙述张力迸发出的“裂隙”,才会挤压、撞击出人与事物最富本质意味的“意义”。

  短篇小说《红口白牙》,就是一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现裂隙、发现深渊的小说。虽然,这不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小说人物也没有隐含任何存在世界的隐秘,但是,它不仅写出了人内在的孤独和寂寞,还写出这个人“死后”所“遭遇”的情形。现在,这个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日常生活的固有秩序里,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一生?这里究竟是谁的“红口”?谁的“白牙”?萧老师的人生裂隙、生活的裂隙,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篇小说的叙述,一开始是从“一个人没有任何波澜的平凡的一生”的叙事姿态,作为“几乎无事的悲剧”进入故事层面的。萧老师一出场,就是他在人生事业层面上的悄然谢幕,就处于人生舞台谢幕后无所事事的逡巡状态。他退休后,养花、养鸟、养动植物竟然都无法成活,大多因为他的机械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追溯到他作为系主任工作时,诸多事宜他都极度“认真”和坚执,怀着善良的初衷,却都不被人所理解,处境十分尴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看到萧老师这样一位有原则的好人,他的“一根筋”、迂讷和不活泛的个性,小说写出了他隐忍的生命形态、人生况味。如果萧老师一直“平静”下去,叙述本身的意义也许便不复存在。偏偏是萧老师的死,引发人们的震惊、狐疑、好奇、猜忌,倒有些石破天惊之感,生出许多无法消除的问号。命运总是具有极其强大的反讽意味,一个在现实中永远处于缄默状态、一生都没有玩过几次麻将牌的人,却意外在牌桌上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不免成为俗世生活中的大事。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开始纠结只有几十个字的“讣告”的措辞,这是对萧老师最后的“盖棺定论”,这仿佛已衍变成一种谈资,人们不能“接受”他人的意外状况,于是,人们与死者一起陷入一种摆脱不掉的荒谬。陶渊明的那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正应对“看客”眼中萧老师的命运。萧老师的性格,决定其一生都身陷于一种“不自觉”的孤独里,他无法摆脱孤独,包括儿子在内没有人能够走进萧老师的内心。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无论萧老师的人性晦暗或明亮,在这样多变、扭结的尘世,自觉人性的建立,才是超越现实的、有活力的人生要素。因此,萧老师的人生“裂隙”,就在于他的自我和自我意识的世界是过于“平衡的”,没有冲突的。只是在小说的结尾处,萧老师的“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儿子,才顿悟般地发现自己父亲的极其平淡的一生。然而,谁又能真正地说清楚一个人的一生呢?

  短篇小说《然后果然》,与前文论及的文本相近,这是一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现裂隙、发现深渊、洞悉生存和命运的小说。这个小说充满“戏剧人生”的味道。我能够感觉到,朱辉写这篇小说时那种难以遏制、挥之不去的感伤和隐忍。难以想象,一个貌似完美、温馨、安宁的和谐之家,背后隐藏的、支撑其存在的,竟然是虚假和蒙蔽,是主人之间的谎言,以及男主人公代人体检的“替身”角色,还有彼此无法察觉的夫妻之间相互的“欺骗”。可见,这里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伦理的陷阱,具有深刻的悲剧性且不可告人。在这里,体现为两个层面的现实残酷性:一是在男主人公王弘毅身上,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一种没有安定感和充满欺骗性的“兼职”始终让他忍耐着精神的重压。虽然,支撑家庭的男性尊严是其唯一的动力,而道德感令扭曲的心理无法平复;二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妻子,贤妻良母的表现背后,还隐藏着对丈夫的“不忠”。在王弘毅最后一次代人“尿检”时竟然发现自己染上性病,隐约透露出妻子为了“升官”提职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叙述最令人惊骇的细部,此前模范家庭的一切温文尔雅,竟是建立在表象的虚幻之中。在此,仿佛唯一安定的因素就是不安定。我们看到,朱辉在叙述中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和控制力,一方面他要将王弘毅作为人本性的质朴擦拭出来,小心翼翼地扼住情节骤然起伏的震荡;另一方面,他还要撕裂生活的残酷和人性内在质地的粗糙品质,这是叙述的平衡力,我在朱辉小说里看到了事物表里之间的巨大落差和错位。无疑,这又是存在的荒谬与悖论,心灵的自省依然难以获救的怅然或绝望,充斥在字里行间。尽管,对于小人物王弘毅来说,这一切都不是毁灭性的存在,但终究是对尊严的一场浩劫。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这样一句话:用彻底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我认为,这篇小说的叙述,在尊严、内心的困窘和现实的对峙中,充满超越表达的张力。

  这是几篇极其富有叙事结构感的文本,它们通过对“命运”的考量,进入人性的最深处。像《暗红与枯白》和《红口白牙》,还有《鼻血》和《变脸》,这些叙事对人与事物具有深刻象征性隐喻色彩、色调的凸显,均带有心理、精神的暗示性和神秘学意味。在此我无意过度阐释,朱辉是否刻意建立起小说文本与存在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梳理个体人生的疼痛感及其命运的嬗变,呈示人和事物冷峻且隐秘的存在场域,但写作主体潜在表现出的中立性审美观照状态,无意间却为我们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意义解码的文本空间。无论怎样,朱辉这类小说的文本气质,可谓皆有“灵异之光”。尽管他的叙事和隐喻不免有一定的“坚硬度”,但是,无法掩饰朱辉试图摄尽凡人俗世间一切因缘的叙事“野心”。从这个角度上说,朱辉所“暴露”出的人性与事物的残缺、遗憾、荒谬和不完美性,存在世界的真相,记叙和评判精神秩序和价值系统的公平、正义和“罪与罚”,直接指涉我们这个时代普遍面临的精神症候、法理、世道人心和伦理困境。

  

  无疑,朱辉是一位难以“归类”、不能够轻易界定其风格的小说家。他作品涉及的题材范畴、主题取向、叙述结构、文体面貌和话语情境,既迥异于许多同代作家,也很难追索其承传的脉络、由来。在他略显“驳杂”“斑斓”的叙事体貌和精神形态下,我们的描述难免是徒劳的。我们素来喜欢将一位作家肆意归类,作“类型化”处理,竭力地想描述、概括其整体特征,有时不免武断而且偏颇。无疑,这样的审美判断是一种话语暴力,也许,它距离作家的写作及其发生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像贾平凹、苏童、阿来、迟子建等,都是这类难以轻易厘定、判断的作家,朱辉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也无法忽视朱辉的长篇小说,这呈现出朱辉写作的另一面向。从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他真实的写作发生,能深入理解朱辉从长篇写作到2008年之后的中短篇小说,爬梳出朱辉“中年写作”的内在隐秘。第一个长篇《我的表情》写的是初恋和初恋的“复辟”。关于初恋,朱辉虔诚、诚挚地认为,这样的小说一个人只能写一部,写多了必然掺水,也就是说,感情无法被反复“稀释”。第二部长篇《白驹》是关于抗战和家族史题材,朱辉的初衷或夙愿是想让他的祖辈“在小说中复活”。我们可以将《白驹》看作是其代表作。《牛角梳》写的是“阴谋与爱情”,女人的渴望、欲望和策略在纯真爱情的反衬下极为突出,富有强劲的灵魂冲击力。我们能够感到这部长篇小说他写得恣意而畅快,他已经抛开自我束缚,将自己对语言特性的理解呈现出来,充满叙述的快感。长达三十万字的《天知道》,用朱辉自己的话说,是一部“戴着侦探小说面具的社会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将杀人的暴力变成了叙事美学,而杀手的驱动力,要么是金钱,要么是情爱,要么是仇恨、嫉恨、虐杀之类的变态心理。而《天知道》则不同,这个杀手的心理动因,确实具有社会复杂性,甚至是正义感长久沉淀使然,就是说,他的杀人甚至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正是这部写了两年多的长篇小说《天知道》,让朱辉体会到长篇小说叙事过程中可怕的消耗:智力、体力几近“镂空”的状态。我知道,我无法在这篇文字里展开对朱辉长篇小说的判断和阐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不算短暂的时期,朱辉真诚、明朗的天性,被一点点地消耗着,但是叙述本身的冲动和活力,特有的“朱辉式”小说语言、节奏、时空展示方式,以及对历史、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考量,都以相同的振幅,尽管驳杂却是不拘一格地凸显出来。

  的确,2008年之后的这十二年,朱辉只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中年写作”的感觉和情境,富有象征意味的文体变化正是他调整自己的审美方位、重新整饬自己的叙述规划的重要选择。其实,每一位作家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宿命”的意味。最初,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朱辉而言,科学思维让他明白很多事不可以想当然,惟有文学创作可以让他获得更多自由的想象,即“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他居然认为自己如果不当作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侦探。他在逼近中年的时候,恰逢其时、茅塞顿开地找到了写作的“腰眼”。我一直以为,小说家写作的“黄金时段”,必然是四十五岁前后至六十五岁的二十年。尽管不乏托尔斯泰、歌德这样的大师,可以写到八十岁,但是,好的文运,大体上都在作家的生命阅历、经验和思维水准,抵达一个平静而高远的境界之后,再由平远秀丽之境而转入深邃宽厚。说到底,就是积淀、底蕴和格局可以让生活和现实真正“发酵”。所以,他能坚实地透过日常生活的“俗世”表象,深入发掘情感、欲望和人性诸多层面的纠结和存在悖论。

  论及朱辉的中年写作,他的最基本的小说理念,是异常清晰的:“小说的深度,是常见的概念。但我更愿意说‘小说的厚度’。厚度包括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向上是辽阔,是超拔,是飘逸;向下是深入,是挖掘,是洞幽烛微。......向上,可能会失之于凌空蹈虚;向下,也可能会陷入琐碎芜杂。这两个向度,都可能会写砸,也都诞生过好作品,大可不必彼此轻视。中国文学,也许比较缺乏向上的力度和意愿,但是向人情和人性的深度掘进,也未必就天生低人一等。马尔克斯踩着毯子飞行,卡夫卡钻地洞。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向下的深度也是厚度。”[7]我们从三千余字幅的《鼻血》里,就看到了鲜见的“厚度”;从《七层宝塔》里,我们体味到那种“向上的”凌空蹈虚的高度;从《暗红与枯白》中,我们洞悉到“向下的”的芜杂和深邃。《变脸》和《午后三刻》则有着洞幽烛微、深入肌理的疼痛感。简言之,朱辉的叙述具有一种强大的小说引力,这种“引力”,源自他的想象力和结构力的不断拓展。

  朱辉中年之后的创作立场非常清晰,那就是专注于“痛点”:“不再年轻的人,荷尔蒙减少,不会也不应再那么快活得没处抓痒的样子,一双视力减退的眼睛反倒具备了更锐利的洞察力。世事急剧变化,人心如鼓,满街的汽车载着企求和欲望在狂奔。写作者所面对的外界,变幻万象,其实也可看做一个生命,一具身体。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8]现在,我们看到朱辉已告别所谓“抓痒式”写作,真正地进入了“新状态”,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到作家朱辉的可敬可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项目批准号:19BZW15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安忆:《短篇小说的物理》,《书城》,2011年6月号。

  [2]朱辉:《红口白牙·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3]刘剑梅:《“变形”的文学变奏曲》,《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

  [4]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5]张学昕:《小说是如何变成寓言的——东西的短篇小说》,《长城》2019年第5期。

  [6]朱辉、何平:《我如果不当作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侦探》,《青年报·上海访谈》2018年9月30日第3版。

  [7]朱辉:《告别或重逢(创作谈)》,《长江文艺》2019年第10期。

  [8]朱辉:《要你好看·从抓痒到点穴(代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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