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文学观。提出这一创作主张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拿这一创作观来观照我们今天的创作实践，更有它的现实意义。有“时”有“事”，则有文章。徐卫凤的长篇报告文学《风行大地》，正是在一定的“时”和“事”下诞生的大作品。对徐卫凤《风行大地》的问世并产生影响，我首先表示热烈地祝贺，再则表示我的惊叹。这是一部有精神、有质地，有大仁大爱的光芒，有社会广度，有文学感染力等多重元素的时代作品。我想对这本书作四点评价。
一是本书发扬光大了文学纪史的传统。中国传统的文学记史，一般是诗歌，也有散文。杜甫等诗人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如杜甫的“三别三吏”），就是用诗写史，故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我们盐阜，在阜宁也是这样。我写过一篇《诗史记大灾》的文章，列举了多例诗人以诗记录盐阜历史上大灾的情形。盐阜历史上特大自然灾害，地方志上固然有记载，但诗人也往往以诗的形式对此作记录，而从情状和细节描写上后者更优于前者。阜宁历史上所面临的自然灾害，最主要的是水灾。清初郭万的七言古风《河决篇》真实地反映了一次黄河决堤所造成的大水灾。黄河北归之后，淮水依旧灾及阜宁。阜宁人谓之南水。一九三一年的南水之灾，实属空前。旧县志有载：“八月（当为公历）坝水至。月初，次第启放邮坝。未几，水大至，平地水深五尺，倾民舍无算，待赈者一万三千余户。”也就四五十字。那么，我们再看诗人的记载，则更加详细，更加触目惊心。曹小春的《咏民国廿年大水》、庞友兰《记大水灾》两首古风都是用了大几十句，通过具体的事实，真实地反映这次空前的水灾情形，让人置身于灾难的情景之中。
徐卫凤老师的《风行大地》，反映的是2016年6月23日发生在阜宁、射阳的特大龙卷风冰雹灾害，用的文学体裁不是诗歌，而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这种诞生时间不算很长的文学体裁，比起诗歌来，更方便于表达和展开，而且接受面更大。报告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文体，是战地记者发明的。而中外的诗歌历史都很长。目前诗歌虽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依然存在着，但它的社会功能和宣传功能已处于次要的位置，而在古代，它是第一文学。而且诗歌更适合抒情，用它叙事，显示不出优越性。可以说，徐卫凤是用了一种合适的文学体裁，去写大自然因疯狂带来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且把触须伸向社会、家庭、党政、个人的各个方面，反映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所呈现的博爱、人道的品质和自强不息的意志。
二是作品的灵魂，彰显了阜宁精神。我这里说的阜宁精神，不仅仅是宣传标语上概括的一组抽象的词语，而是在这之外的还有的以诸多事实为依据的精神品格。阜宁人创造了阜宁的历史。阜宁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都从不同方面产生了阜宁精神。比如说阜宁历史上有许多大灾大难，面临的往往是生死和生存的问题，阜宁人能够从生死的考验中走出来，自强不息，重建家园。阜宁人在艰难中的相互帮助、扶持，在精神上的相互鼓励。阜宁精神有的是通过群体形象反映的，有的是用个人面貌呈现的，但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有机联系着的。徐卫凤的《风行大地》，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大小事情和芸芸众生来体现阜宁精神的。大风过时和过后，大仁大义呈现，大情大爱暖心。可以说，自然界用巨大的破坏能量来攻击我们，而我们人类又用一种巨大的精神正能量来抵御和消除这种破坏的负能量。阜宁精神体现了阜宁人的品格，是阜宁人能够成为优秀的人类的内核。
三是创作实践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这次重大灾害的发生，伴随着的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抢险救灾的事迹；还有动人的灾后重建的场面，如果没有文学的参与，那无论如何都是遗憾的事情。这份责任和使命自然地会落到作家的身上。作家就必须义不容辞地去接受责任和使命，就像抢险救灾中的人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一样。在这方面，徐卫凤是实践者，为我们大家作了榜样。她成功地完成了这份责任和使命，其采访过程的广泛和波折，创作过程的辛苦和繁难，是不言而喻的。冰心有首《成功的花》的短诗，我们拿它来赞美一下徐卫凤的《风行大地》，也十分确当：“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她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四是作品的出版丰富了阜宁文学的品种。尽管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阜宁的文学是多么繁荣，成就是如何的巨大，但在不少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散文、诗歌、戏剧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文学，它具有通讯的新闻性，又具有小说的文学性，总的归类，应该算是散文类，说它是纪实文学当然也不会错。阜宁过去在报告文学上虽然不乏作品和作者，但总的说来是欠缺的。前几年我县的吴启鹏写了一部叫《俊魂》的长篇报告文学，这算是一个较大的弥补。《俊魂》是以烈士戴俊为题材的，展现的是个体的英雄风貌。今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徐卫凤的《风行大地》，体现的是群体精神。徐老师的这部报告文学，可以说，当之无愧地丰富了我们阜宁文学的品种，并且能够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骄傲地向外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