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潘敏散文:“不安”的流转

(2020-01-10 15:34)



  《父亲的城与年》是潘敏散文集《见花烂漫》的末一篇文章。一本书从最后一篇看起,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因为作者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篇。

  潘敏的喜欢是有道理的。这篇文章对于她来说,虽然姗姗来迟,却有着瓜熟蒂落的意味。《父亲的城与年》记录的是作者父亲潘金伯在特殊年代的一段背井离乡的“销货”经历:1964年,因为带领生产队集体开办眼镜厂,父亲进了“学习班”,并且背上了495元的巨额债务。为了还债,父亲腊月天外出推销镜片,前途未卜,家中老母、病妻、幼子,也一并撇下。整整一个月,跑遍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四省,期间碰壁、遇险,几乎山穷水尽,又每每于绝处逢生,文末终于还清债务,一家团聚。作者在结尾说,“假如我不问,那个最寒冷的冬季,他们大概再也不想追忆。而我无法忘记。”

  这段恍如梦魇的经历,如今能够相对完整地回忆和倒叙出来,源于父亲那本名为“南销记事”的日记。“多年前,我二十多岁时,在父母房间五斗橱的抽屉里第一次看到这本日记。那天我站着,从头至尾粗粗看了一遍。此后,耒阳这一天日记里记录的事我再也没有忘记。”1965年父亲在湖南耒阳这一天的经历,是他南下经历中最为凶险的片段:父亲在摸黑赶往耒阳县城途中,遇到两位行骗的歹人。父亲孤立无援之下冷静周旋,唬走了歹徒,保全了自己和财物。与父亲险象环生的经历不同,家中的母亲被人视作“坏分子家属”,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过年甚至无米下锅,“在那个冬天,病中的母亲内心会有多少煎熬?我突然觉得,其实母亲的日子比父亲更加艰难,难得多。”

  经过三十余年,作者终于落笔成文,记下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庭经历。全文通篇叙述和引文穿插交替,父亲在外奔波的遭遇是主线,留守的家人境况是辅线,主次错落,既还原了特殊年月里一家人艰难度日的生活细节和人情冷暖,也将一段生硬而抽象的历史在文字中塑成了鲜活的标本。这不是什么宏大题材,也没有“雷霆万钧”之势,作者用平实、准确、细腻的文字,发掘了一段属于普通人和小人物的陈旧“现实”,一段令人掩卷深思的“非虚构”经历。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字,与潘敏之前的大部分散文都不同。

  潘敏的散文多以生活小品的面貌示人,尤其是以花草树木,瓜果蔬菜命名的系列文章,小而精致,写得闲适,读来有意趣。从早年发表于《钟山》的散文《在菜地里做什么》,到如今《见花烂漫》中 “那些被记录的风物”,番茄、青菜、山芋、茄子、蚕豆,合欢、梧桐、香樟、腊梅、枫杨树……作者娓娓道来,别有风情。在对各各风物的讲述和回忆中,作者融进去长长短短、亦远亦近的人生片段。笔下有人、有物、有事——不是传奇和吸睛的故事,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蕴含着趣味与情怀的生活截面:

  我喜欢听我母亲描绘采番茄时的一景:……番茄是码齐了沿着筐一圈圈一层层地盘起来的,绿的蒂,红得亮晶晶的番茄,像硕大的玛瑙。但有一只筐装的不是番茄,也不是其他蔬果,是我。尚不会走路的我也盘坐在筐里,手脚摇晃,口中伊伊呀呀,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我的母亲说,他们在干活时常常要看看我,怕我别一头跌出筐去。

  ——《番茄》

  梧桐子的壳那么薄而脆,它的果仁是肥香的,甚至有一点甜津津,吃口很好,遗憾的是果仁还是少了点。深秋的夜里,乡村里的人们还不习惯回到屋里去,大人和小孩依旧在门口坐着吹风说话,此时有一把梧桐在手,就像有了对话的道具。这样的道具乡下很多,一把葵花子,一把南瓜子,一把炒蚕豆,一把梧桐子,都是。它们可有可无,有了更有声色。

  ——《梧桐》

  那就是说,我曾经心心念念的绿馄饨,它竟然是有毒的。从前我们那些孩子,包括最最调皮捣蛋的孩子,在穷困寡淡的年月, 从没有人采它吃它,真是似有天佑。那么,就让它继续挂在记忆里吧,它毒不到我,也毒不到我的兄弟姐妹。

  ——《枫杨树》

  生长于乡村,作者对植物和自然有着天然的爱好和执迷,书写它们,就如回到了乡村与童年,以及饱含爱与真挚的一段岁月。植物系列散文充分抒发了作者对于青春岁月、故园往事的伤怀眷恋,里面有记忆、感慨、忧伤、唏嘘……作者的文字表达是温柔隐忍的,少有激烈和偏执的时刻,文如其人:总是面目平和,即使叹息,也是别过脸去的一类。

  车前子在为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往昔的花影》(2009)做序时说:她(潘敏)总是安静,这是我肉眼所见;而我酒醉的一刻天眼蓦开,就会发现她的安静里有种不安,我相信这种不安是她的天性。……我认为好的散文都是安静里有种不安的(不仅仅是散文,甚至可以说好的艺术),这种不安是剖析,是愤怒,是批判,是不妥协……苏州人写作,容易安静,不容易不安,所以我们更要不妥协。愿与潘敏共勉。

  对于潘敏及其散文“不安”的特质,车前子没有做更多具体深入的阐释。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是她融于世俗生活而不耽于世俗生活的态度:在物质层面之上,始终有着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仰望。文学最初就是作者用以抵抗日常生活之逼仄和无趣的保护伞:这些书和杂志像一口深井,我时不时要躲藏进去。深井真好,让我与这尘世有了距离。在深井里,我可以看得见天空,天空看不见我。(《吴会计的电风扇和其他》)然而那隐隐不安的自我,在与现实的摩擦与碰撞中,还是会发出这样的不谐之音: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吴会计就像一条老泥鳅,我像一段木头。后来,木头在泥鳅的眼皮底下几年,终于也开始看得懂了一些人间的山色。有时我想,我为什么要看懂这些人间山色呢?会计生涯是作者不太顺遂的一段日子,尽管尝试着去随大流,最终还是以放弃和逃避而告终。这种“逃避”并不是消极和失败,相反,正是作者内心“不安”的发作,是她对庸俗实用主义的反抗,是自我对于“精神光亮”的向往与追逐。这些貌似平和,实则不妥协的文字里,有种不动声色的坚韧和悟性在。

  选择与文字、与植物为伍,作者那部分追逐自由的天性得到了舒展和放松。散文是追求自由的文体,也正因如此,当下的散文面貌显得复杂而斑驳:自由精神能够提供创新的可能,也会被庸俗主义所利用。时下数量众多的“岁月静好”教教众,通常以田园牧歌或小资情调来勾兑伪诗意的美酒,在精神的自我按摩和迷醉中放弃坚持、怀疑和远眺,炮制出无数的心灵鸡汤文和文字致幻剂。与之相较,潘敏的文字是落地而清晰的:她以真诚克服了骄矜,以会心取代了炫耀。同时,在安静的表象下,有着隐约的机锋。

  对于乡村怀旧题材的选择,也透露出作者的一种精神记忆,一种渴望“返乡”的心理情结。作者笔下关于植物、故园人事的叙述绵密,声色味俱全,亲历了农村城镇化的生活变迁后,成为钢铁丛林里的一份子。然而内心的“不安”并未消停。《八九十枝花》作者沈书枝曾自诩“未入门的植物爱好者,已离乡的乡下人”,这样略显尴尬的自我认知似乎也适用于潘敏。植物和乡村构成了她们写作坚强的基石,也与她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对比和冲突。文字成了回忆与现实的接壤地带,既部分地消解了主体的焦虑与不安,同时带来更多关于个人与社会命运的思考。

  安静平和是潘敏的写作风度,同时也造成了她写作的局限。在那些追忆往事的篇什中,她的抒情气质修剪和掩盖了一部分的生活真相,将现实浪漫化了。而现实不只是浪漫,真实的生活总是喜忧参半,温柔与痛苦并存的。潘敏对于植物的关照固然细致独到,但主体却是若即若离的;更多时候,她是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角色,即兴的感悟和会心之语,虽然也能撩起人心的涟漪,但更深层次的自我,仍然半明半昧。通过怀旧的手段,作者将自我适时抽离了,所以她的感触总是闪闪烁烁的,难以一气呵成乃至具备强大的逻辑贯穿力;她适度的忧伤掩盖了生活赋予的巨大隐痛,抹杀了人类固有的精神隐疾与伤痕。

  周晓枫曾经说过,自己对于散文的热爱就是源于它宝贵的“自由精神”,“我繁育无数散文中的‘我’,像批光的树叶不断翻动着它们的侧影和虫斑。”可见,散文对于作者的要求,就是要交出完整生动的“自我”,不仅展现“我”的侧影,还有“虫斑”,这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放弃某些谨慎与约束,将自我完全交出去,获得冒险的乐趣与快感。而“自我”又是随物赋形的,是在与生活和他者的对抗中,被映衬、照见,或是雕琢。——正是在对于这一过程的剖析和展示中,在对“自我”受阻、受创、反抗或妥协的生动描摹中,主体才能获得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共情和共鸣。

  多年来,散文写作始终是潘敏的副业,所以散漫有余,专注力不足。每一个好的散文写作者,都应该是自觉的文体实验者和精神探求者。潘敏则像一个无意间闯进文学园地的野孩子,短暂的撒欢后,她开始被自己的长处所束缚,陷入了单一题材和简洁文体的陷阱,写作之路渐趋扁平、狭窄;也许对植物的阐述和远离应该成为她写作的另一个起点:一个好的写作者,不能习惯性地在自己的写作舒适区徘徊,更不能简单地重复自己。

  把散文当做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试错”的文体,藐视权威与陈式;让自我在文字中经历冒险,而非为主体寻得一处虚幻的避难所;认识到写作并非抵达自由之境的终点,而是过程……作者的散文之路还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可能,她值得更多的期待。

  回到《见花烂漫》这本散文集,与之前《往昔的花影》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但变化也在发生。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父亲的城与年》这样的篇目,整本散文集会大大失色。在这些篇什中,作者的站位、姿态发生了位移,语调也在调整。同样是忆旧,作者成为一个间接的叙述者而不是抒情主体;语言的抒情性也开始让位于对事实客观及准确的表达。《吴会计和电风扇及其他》为例,一直追随她的那种抒情语调在逐渐削弱,对于叙述对象语言、动作、表情等细节的精确刻画使得文章读来有点小说的口感,介乎纪实虚构之间

  为什么会关注“父亲的讲述”这样的题材和内容呢?作者在《父亲记忆里的几个片段》一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父亲在不断衰老,视力和听力正在逐渐丧失,这让她产生了某种紧迫感:一直觉得,在人的一生里,在他们经过的一个个平常日子里,留着一个时代的真实细节。如果不记录下来,有些事将永远湮灭。没想过有没有意义,记下几乎成了本能,这也是我贴近父辈生命的一个方式。不让乡村与父辈生活,成为简单的可供抒情的存在;作者的这些记录与观察是对自己有意识的调整,她在以另一种方式呼应着现实。

  走出菜地,走过了花草树木,作者在自觉地拓展自己的写作空间,虽然没有脱出怀旧题材的大框架,但作者仍然凭借直觉捕捉到了别一样的闪光点。处在时代节点上的小人物,家庭及个人命运为社会风潮所裹挟,那种反抗无着的愤怒与迷茫,含泪活着的无奈与坚忍,跌至人生谷底仍不泯灭的世俗智慧和狡黠……这样的文字会在人心里抓挠,留下伤痕,但抬起头来,依然看得到希望与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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