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知识生产与长篇小说的经典化

(2019-09-16 09:40)
  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讨论长篇小说,乃至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那就是知识生产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长篇小说被看作知识,可以将其置于知识的种种要素中考量。理论上说,只有经得起知识化考量的作品才可以成为经典。

  虽然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知识生产,但到现在也没有对知识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知识的认知和知识的生产。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反映,它应该满足人们各种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对于知识来说,它首先能满足的就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讲,它要不断地去寻找与发现,发现客观世界的存在,发现精神世界的秘密。知识的创造可以是对世界的陈述,是对世界的重新组织,将其符号化、话语化。对长篇小说而言,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许多长篇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较早地并成功地记录了复杂深邃的历史与现实,如同巴尔扎克所说的,这些长篇小说作家作为知识生产者,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书记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铁道游击队》《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已经成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将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事业记录了下来,使之成为不可替代的中国革命“陈述性知识”。《山乡巨变》《创业史》《上海的早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钟鼓楼》《废都》等等则应和着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的历程,记录下了独特的现实与历史经验。一方面紧随时代,另一方面则从意义层面进行题材的广泛开拓,使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不断贡献出新知识,如《尘埃落定》对藏区文化的书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族历史的描述,《解密》对密码领域的描写,《蟠虺》对青铜世界的展示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对长篇小说的陈述性知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比如可以分为客体性的外部经验与主体性的内部经验,像《我的丁一之旅》《突围表演》《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就属于后者,它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在中国当代长篇中显得卓尔不群。不管是哪种分类,陈述性知识都要求新颖、开拓、敏锐,具有经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知识生产并不完全排斥重复,恰恰相反,知识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它可重复、可运用,使单个知识成为普遍知识,使知识产生知识。在这个重复生产的生产线上,处于上游的是独创性的原知识,处于下游的是对原知识的再生产,相对扩大的具有规模性的知识再生产可以满足人们在量上的需求。而在这种再生产中,下游产品并不是对原知识的原样重复和拷贝,而是不断地修改、扩展,但是这样的再生产却永远无法覆盖和取代原知识,除非产生突破,成为该知识领域的“升级版”,具备可重复运用的新的原知识。比如,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有两大“知识点”,一个是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小说,一个就是城市小说。中国的乡土小说的原知识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其后几十年都可以说是这个知识原点的重复、改写、拓展和延伸。中国的乡土小说体量巨大,至今依然保有相当的产量,但能成为经典的只有少数,它们必定是该知识领域对原知识点进行了重要改造、修正和提升的作品。再如城市小说,以上海书写为例,武断一点说,能称得上经典的长篇也许就是《子夜》《上海的早晨》《长恨歌》和《繁花》。《子夜》对上海早期民族资本家生动而深刻的刻画,《上海的早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上海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及时而敏锐的记录,《长恨歌》试图以一个人的命运写出上海的精神与气质,而《繁花》则试图描绘出上海的生活与文化地图。在知识生产领域,陈述性知识似乎并不重要,但在长篇小说生产中,它始终是第一位的,说到底,长篇小说生产是内容生产,写什么永远比怎么写重要。世界无比广阔,社会永动不止,人的内心更是如无边的宇宙浩淼深邃,我们如今长篇小说的总和对这些知识的采集、探索和模拟虚构不过其庞大存在中的微粒。即使对已经知识化的经验的创造性转换就有许多丰富的知识富集领域,如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小说在世界文学上都是一个强大的种类,《李自成》《白门柳》《金瓯缺》《少年天子》《曾国藩》等等都是一时名作。对二月河的创作虽然评价不一,但他的历史小说是在讨论当代中国小说时绕不过去的现象。更不要说面向未来的假想了,科幻类小说可以说是“假知识”的生产,但却体现了人类永恒而趋于极致的知识冲动,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医院三部曲》等虽然晚近,但已经可视为中国当代长篇的新经典了。

  知识之所以是知识,还在于它给人以图式、程序、工艺和技能,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提供条件和能量的思想、观点、方法和技巧,相对于陈述性知识,这些属于专业性的程序性知识。从知识的这一功能来说,长篇小说作品要成为经典,就要在文体、结构、叙事、人物、语言,直至文体等方面提供独特而有效的观念和方法,并且在实践层面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文本。那些之所以成为经典长篇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为长篇小说生产提供了可以称得上知识的文体观与文体技术。要注意的是,在精神类知识生产领域,首先是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不能用进化论的观念来衡量,不仅不能轻易抛弃旧知识,反而要防止旧知识的失传。在长篇小说生产中,如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细节描写等都是传统的长篇工艺知识,如果长篇小说未能刻画出人物,它作为知识就是可疑的,相反,哪怕只要有一个人物是成功的,它就有可能成为经典,这已经被大量传统长篇所证明。而如今,许多传统长篇小说的工艺与技能知识被冷落,甚至难以为继,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一文体的经典化。当然,知识的积累是以新知的不断加入为前提的。许多当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说话语都可能是划时代的小说新知。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不过是个简单的叙述句,却标志着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诞生。它是一种句式,是一种长篇小说的叙事程序,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种可以脱离原在文本的程序性知识而被运用到了无数的小说创作中。中国当代长篇专业知识的大批量生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知识是原创,更多的是对西方现代小说专业知识的引进加工。现在看来,这批专业知识成果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推翻传统长篇环境、情节与人物的三要素原则;二是在认知上采取非理性的做法,破碎、颠倒、梦幻、悖离常情、错误、自我消解与歧义等等造成了阅读上的陌生;三是在视角与叙事语调上更加突出有限视角,强调语调的个性特征;最后是语言,小说家们极力将语言摆上第一位和本体的高度,使之成为具有形式意味的语言建筑,而不是只是传达故事描景绘形的工具。王蒙、马原、史铁生、余华、格非、孙甘露、韩少功、苏童、叶兆言、莫言等都是这些知识的制造者。王蒙的意识流手法,马原的叙事圈套,韩少功的词典体,格非的叙述的迷宫都是至今仍被运用的技巧,苏童的特点在于他对意象的经营,这种风格也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莫言是一位对中国当代长篇文体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重量级作家,他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都是值得重视的作品。《红高粱》一改抗战小说的传统写法,让人惊谔于这类题材也可以这么写,抗战小说之所以能走向开放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檀香刑》中的复调,以及西方经典长篇与中国民间戏曲形式的结合,《生死疲劳》的变形手法的创造性使用,使得生死、人畜两界均被打破,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还有阎连科和李洱,也是在小说上创造新知识的作家,阎连科的《受活》《坚硬如水》等是狂欢体运用得最娴熟的作品,而李洱的《花腔》是将解构技术运用到小说中的成功范例,同时,它几乎是最早在小说中将纪实和虚构结合起来的作品,他的新作《应物兄》虽然篇幅浩大,但却几乎全由人物话语组成,显然是一部在工艺上开新知的作品。

  总之,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化可以看它的知识化程度,这种知识化一方面是它的陈述性知识的贡献与程序性或操作性知识的运用和创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它的传播度和使用量,正是其传播度和被使用显示了它的知识化水平与价值,当人们或整体或局部将一部作品反复传播,或者被延伸使用时,它本身就成为一种知识了,当然,毫无疑问,它也已经是经典。

  如果以知识来定义长篇小说的视角可以成立,那我们在看到中国当代长篇的知识创造与知识积累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这方面的不足。在当今知识社会中,专业知识生产已经大众化,长篇的写作几乎人人可为,现在每年的长篇生产量非常大,但这些长篇又都是现有长篇知识复制的产物,无论是陈述性知识还是技术性知识都是如此,知识的原创相当低下,对旧知的运用水平和效率又相当低下,在这样的生产中,要产生经典显然是困难的。我们要做的也许是去产能,以提高长篇生产的门槛,将知识运用水平与知识创新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这也许是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的正道。(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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