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文人墨客眼里，苏州是一处充满文学想象空间的存在，她浓缩了江南的诗意、玲珑、精致、婉转、典雅……想象与书写苏州，成为不少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自然，身为苏州人的荆歌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诗巷不忧伤》中的诗巷是苏州的一个缩影，也是作者重返历史与观照现实的一种叙事策略。在小说中，荆歌笔下的苏州是一种诗意与残酷并存的时空，它既呈现了江南文人闲适高雅的生活形态，又揭示出家庭矛盾对孩子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象存在的苏州是充满浪漫和诗意气息的，可一旦触碰日常现实的无聊与琐碎，来自生活的矛盾和成长的疼痛立马将这种浪漫和诗意瓦解了。
在《诗巷不忧伤》中，作者复原了书法、核雕手艺、园林艺术三种典型的江南文人生活形态。在小说里，易凡、小蝌蚪、范静静因书法课聚集在陶老师的门下。书法是一种生活的美学，一种诗意的生活姿态，“看比写更重要”，“学习书法，不是为了当书法家，我也不主张去考什么级”，“学习古人的书法，要看到其中真正的美，要体会他们写的字里的那种天真烂漫”，摒弃书法的实用功能，从提升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悟道”的话语无疑是荆歌江南文人生活的一种艺术投射。小说里，核雕艺术是以一种家族式手艺的方式登场的。在范静静的生活里，范爷爷、范爸爸高超的技艺得不到任何回应，她的志趣始终与核雕无缘。饶有意味的是，那个几经转手的弥勒佛核雕，成为维系范静静对易凡朦胧的好感、易凡与颜文军真挚的友情、颜文军对唐晓颖单纯的喜欢的情感符号，这几段情感在作者的笔下显得真挚而纯洁，不含一丝杂质，毫无世俗气息。此外，园林艺术则是陶老师、汤致远的共同的文化情结，易凡与汤致远的紧张关系因园林艺术也得以暂时地和缓，作者将园林艺术的叙事功能上升到平衡人物心理结构、缓解人物之间矛盾的高度，流露出对传统艺术教化功能的十足自信。
事实上，在诗意的江南文人生活背后，难免潜藏着些许的不和谐之声。比如邻里之间（易家和颜家）的怀疑和猜忌，家庭内部（易凡父母）的矛盾和纠纷，以及个体（易凡）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痛苦，这些被诗意时空遮蔽的潜流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它们成为透视小说人物心理的绝佳窗口。以易凡为例，他的多次梦境是一种潜意识的表露，是残酷现实的一种镜像：第一章，易凡梦见写字时被柳公权砍掉右手；第二章，易凡梦见爸爸好几次砍掉他的头；第三章，易凡梦见自己失足跌进了蛇坑；第九章，易凡因饥饿难耐梦见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肉包子；第十章，易凡“做梦经常梦到死人骨头”……这些梦魇传递出个体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在梦里，他一直身处险境，成为他者戕害的对象。不可否认，易凡母亲易怒与动手的习性，给易凡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方面，作为被男权话语伤害过的女性，易凡母亲的焦躁心绪在施暴过程中获得了释放，这种行为是对男权话语放逐自身的某种“报复”；另一方面，在对弱者的伤害中，母亲身份促使她立马转入忏悔话语，她在悔恨中又进一步屈从男权话语的霸权。这俨然是一种循环的怪圈，吞噬着易凡母亲的生活。易凡母亲问易凡有了老婆会不会不要自己、当了书法家挣钱会不会给自己用，以及对汤致远爱情的多年坚持，这些细节流露出她对男权话语的幻想与归附。母亲的狂躁与父亲的客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共同塑造着易凡的多疑性格。当颜文军回家拿食物因车祸迟迟未到时，易凡心中马上生出怀疑之心。友情也是不可靠的，它随时会被现实的状况攻陷，在易凡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值得信赖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隐匿在“命名”中。诗巷原名四巷，从理性化的数字式名称变更为颇具文学浪漫色彩的命名，二者之间的背反一望便知；易凡的名字变化也蕴含深意，不论小姑娘还是李易凡，都是一种“不和谐的存在”，在伤害着易凡的自我与尊严。
在小说的结尾，易凡与汤致远的矛盾短暂地和解了，小说形成了一种看似和谐与圆满的结局。但我以为，从易凡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来看，父母间的矛盾冲突对他的伤害绝非是一时的心理平衡即可抹去的，外部环境的改善只能暂缓他的精神焦虑，一旦父母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易凡脆弱的心理平衡立马会被打破。恐惧与焦虑才是易凡的心理常态，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暗藏的泉眼，时不时从缝隙中涌出水流，在易凡的心里溅起朵朵涟漪。（来源：文艺报|周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