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现实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素材，进而涌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成色迥异，良莠不齐，但作家们的尽心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看了徐向林的“指人译”谍战系列小说：《指人译》《水龙吟》《莲花落》《踏莎行》等。
诚然，就时下流行的文学分类而言，“指人译”系列属于所谓“谍战小说”，而“谍战小说”（外溢至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这些年的确火了一把。其中麦家的《暗算》、龙一的《潜伏》、海飞的《麻雀》等在读者和观众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激赏，并带动和引领了一批新锐作家紧追其后，佳作迭出，徐向林便是其中之一。
“谍战小说”，其共性在于紧张、惊险的情节，严谨精巧的布局，层出不穷的悬念，出人意料的结局。这些，徐向林的小说都有，他将这场错综复杂，敌（日军、伪军）我（新四军、老百姓）顽（忠义救国军）三方势力渗透角力的故事放在1942年前后，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与别人不同的是，这场斗争是在苏北里下河水网地带发生并展开的，其典型环境则是大纵湖岸的大刘庄和湖心天瓢岛，三部曲故事均设置在此典型环境之中。人物也是贯穿的，作品通过第一人称“我”（刘颂）与叙事者“我爷爷”（刘先旺）的对话以及“我”与“故事参与者”（历史教授陈平安）的交往、对话，并参照吸纳诸如信函、日记、微信、史料（正史、野史）等，运用、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和延深，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抗日军民的英雄群像，也勾勒出本色的敌顽人物形象。作品的叙述描写采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以“我爷爷”刘先旺与“我奶奶”田荷花连接横纵两条线贯穿始终，既合乎逻辑又入情入理，显示了作者摆弄“谍战”魔方的出色能力。
作者对笔下人物，着墨多寡深浅有所不同，但几个主要人物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老克，他是新四军潜伏于大刘庄的情报人员。通常说，军事情报按机密等级分为四级，最低的叫“秘密”，比“秘密”高一级的叫“机密”，再高一级的是“绝密”，比“绝密”再高一级的就是“指人译”，“指人译”是经过专门培训挑选的，是军事情报员中的精英，不仅要求政治思想纯正（即对信仰、理想的坚守），而且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指人译”遇到险境那怕自杀也绝不能当俘虏。“指人译”没有密码本，全依靠强行记忆，老克便是一名“指人译”。1940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转战盐阜一带，其三师九旅制订了一个“钉子计划”，即派九旅独立营营长丁晟率部挺进大纵湖天瓢岛牵制日军，上级给丁晟下达的命令是“你们要像钉子一样钉进天瓢岛，至少死守两个月，牵制日伪军主力部队，给后续部队的会师和整编腾出时间。”这项任务重大而艰巨，独立营巧妙进岛之后，很快就被日伪军如同铁桶般围困住，切断了与外界尤其是上级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老克来到大刘庄，利用与“我奶奶”田荷花的表兄妹关系，成为田家豆腐坊的一名伙计，以此身份，在“我爷爷”刘先旺，“我奶奶”田荷花，以及汪伪情报队长陈大富等的配合、协助下，一步步精心设计、实施了“鸬鹚计划”，将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先后偷运传递到天瓢岛独立营。其间与日寇斗志斗勇，适时除掉日军凶残的狙击手雄田健二，挫败了日军情报官苍田中佐，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战斗任务。从老克身上，我看到了作者对革命历史先辈所具有的那种赤热的或沉潜的革命信仰、理想的怀念和追寻。尽管是历史题材，却折射出反衬了当今现实社会的世道人心。
此外，刘先旺、田荷花的形象也很鲜明，他们并没有慷慨激昂的爱国抗敌口号，其行为，有自觉的成分，甚至也有不自觉的成分，所作所为犹如生活本身一样朴实无华，令人信服，也即所谓生活化。再以韩芷兰这个人来说，她是忠义救国军司令姚忠旺的遗孀，姚被害后，她孤身进入敌营，从日寇手中索回丈夫头颅，全尸安葬，作者以精彩的笔墨完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性塑造，也值得称道。
即便是反面人物、中间人物，也没有简单化或脸谱化，比方日军情报官苍田中佐，表面上慈眉善目，不失斯文，内心却十分凶残。又如汪伪情报队长陈大富，一直被抗日军民视为汉奸，实际上，正是他作“内应”，与老克配合偷走了日军的电台，又经老克、刘先旺等密谋转运至天瓢岛。作品中将“阴符”（密电码）塞进一只戴有铜脚环的鸬鹚（水老鸦）喉囊，进而让潜于水中的新四军战士掏出取走，还有，通过说书艺人的主要道具“醒木”，声东击西地传递情报，在世道人心中也敲响了一记“醒木”，情节设计，委实罕见，读罢，却又不得不叹服，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和奇特。类似精彩的情节描述，该系列作品中还有多处，比如诛内奸、杀叛徒，在此，就不一一举证，以免冲淡读者阅读的兴趣和享受。
我以为小说创作应以人物为主导，而非事件，事件固然也很重要，目的是通过事件写人，二者应当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交融，这一点，徐向林做得不错，是刻意追求的。
除了人物的成功塑造，作品所透露出的作者对里下河水乡的熟稔和热爱，及其厚实的生活底蕴，也是值得肯定的。大纵湖铺天盖地的芦苇描写，让人不由得想起莫言笔下山东高密东北乡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徐向林的“我爷爷”与莫言的“我奶奶”的对应，不知是不是巧合？还是生活本身衍化出的人物？水乡景色、农事、民俗，乃至于方言的适当运用，我都欣赏，这是风俗化小说所常见的。不过，水乡究竟不同于他乡，从这些描述中，我仿佛窥见了作者在寻觅自己童年的记忆，有浓郁的乡愁掩藏在里面。
徐向林追逐文学之梦已有多年，是个多面手，乡土小说、谍战小说、报告文学不断出手。最近又写了一部反映电信诈骗的长篇小说《蝮蛇行动》，亦颇受好评。据说其“谍报小说”系列还有一些后续，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天道酬勤，取得更大的成绩是可以预期的。我期待续写篇章中的老克写得更加丰满，更为生活化，更多人情味，有别于别的作者笔下那些情报人员，也就是将他塑造成一个典型人物。
不过，我想说，四面出击，出手太快未必是好事，文学创作不是百米赛，一举夺魁吃一辈子，那也是吃空饷。而要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坚韧，有耐力，控制节奏，正如古人所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可否在疾速运动后停一停回顾总结一下，带着新的启示和蓄力再出发。
再有，从事创作，总要选准一个主攻方向（或者一个阶段的主攻方向），我看重徐向林的“谍战小说”，有其独特性和可读性。在这里，我将“谍战小说”看成是军事文学的一翼，觉得这样规范，比单纯地谈论“谍战小说”有价值得多。
行文至此，我回忆起老友黎汝清生前与我的一次交谈。黎汝清是我国军事文学卓有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军事文学作品累计写有两、三千万字。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由他一人担纲问世，这就是《湘江之役》《碧血黄沙》《皖南事变》，影响深远，在军事文学领域，他自然有发言权。
记得1984年《当代》第四期刊发了我的小说《东平之死》，其后，《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相继转载。那是写“左联”作家丘东平的，写他带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部分师生从盐城撤退至建湖北秦庄遭遇的一场战斗以及他的指挥和牺牲。
老黎看了小说，肯定鼓励之外，对我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自1940年在盐城重建，直到1947年，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六年多时间抗击日寇、还我河山、重建政权、改善民生、发展文教……在我军历史上功勋卓著，可歌可泣。”他一开口就激动，浓重的胶东口音抑扬顿挫并伴有手势，“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至今仍是空白，不知何时才有人填补？《东平之死》虽也写了一场战斗，那只是一个插曲，你的意思也不是写战斗而是写丘东平这个人。”
的确，《东平之死》涉及战争的文字有限，我应道：“是啊，我至多在战场边缘，遛跶了一会儿。”
老黎听后爽朗地一阵大笑。
“这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老兄，惟有你这样的大手笔才配写这段历史。”我说。
“不行，我跟几家出版社签有协议，安排不出时间。”他说，“革命自有后来人，最好由苏北的作家、盐阜的作家来写，拭目以待吧！”
这场交谈倏然过去三十多年了，黎汝清去世也有三年了，他的期待至今没人兑现，想起来让人惆怅不已。
我提到这件事，不知对徐向林可有启发？其创作能否向这方面转移呢？我希望一两年甚至三五年，能看到一部规模宏大、典型矗立，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面世，以无愧于多年坚持在盐阜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新四军和广大民众，为我国的军事文学填补一个空白。这对徐向林来说，则是又一次“另辟蹊径”，倘能闯出一条个性、风格独具的新路，其意义自不待言。
2018年9月27日
注一：
《指人译》，刊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8年第一期，《中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转载。
《水龙吟》，刊于《安徽文学》2018年第7期（小说头题）。
《莲花落》，刊于《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10期（头题）。
《踏莎行》，2018年10月创作完成，即将由大型文学刊物刊出。
注二：
徐向林：1973年生，江苏东台人，供职于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盐城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盐城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盐城市亭湖区作家协会顾问。已发表纪实文学及小说作品千余万字，出版《白方礼，一个人的爱心长征》《追捕糯康》《蝮蛇行动》《春天的第七扇门》等专著九部，多部作品被影视改编，作品曾获中国法制文学奖、中国工业文学奖、草明工业文学奖、江苏大众文学奖、盐城市政府文艺奖等四十余项。
（庞瑞垠，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出版有8卷本《庞瑞垠文集》。代表作为《早年周恩来》《东平之死》《秦淮世家》《陈独秀在狱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