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学“苏军”的一次集体亮相、一次集体行动——文学参与它的时代的行动。范小青、储福金、鲁敏、庞余亮、晓华、胡弦、梁晴……他们的身份是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批评家，这次他们共同行动，只是为一个词下文学的定义，这个词叫“台商”。
“商”，自古以来就是影响文明进程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人类活动，它也可以指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一群人。而“台”则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之一岸的“台湾”。我印象中，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台”这样被置于“商”之前的某些地理和地域还有“徽”、“晋”、“浙”、“粤”、“苏”等。这些地方的人无一例外带动他们所处时代的繁荣，而他们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清晰地标识出有着各自地域文化特征和人的性格的文化形象。所谓“某某商”，其实是某某地方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个性、气质和异乎常人的能力在“商”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因此，现在我们很容易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苏商”等等想象到他们和他们的时代。无疑，“台商”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40年中国梦想的一部分。
江苏是投资、发迹和创业“台商”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两岸家园”隐藏着国族和文化共同体的丰富情感内容。如其所指，当台湾同胞从自己生息的家园出发抵达大陆开始各自的人生创业梦想，他们并不是大地上漂泊的异乡人，他们在大陆是有根有家的。和任何时代的创业不同，台湾同胞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陆的商业及其他活动自然被赋予文化的认祖归宗意味。“家园”是家族聚居地，也是文化累积和遗存在当代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的人文家园。
当22个作家、诗人、批评家在给“台商”这个词下定义的时候，是22个“台湾人”，他们丰盈充沛的“故事”丰盈充沛了“台商”这个词。“台商”当然首先是因“商”而成就的一个“词”。对于作家而言，“商”是他们观测和把握今天的时代无可回避的。这种观察和把握自然可以从已经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业活动中进行，但我相信，这次22个作家对22个台商的采访和写作经历肯定丰富了他们的“商业”经验，其症候也不一定只是体现在《两岸家园》这本书中。这次有组织的行动和实践性的写作对于这些作家未来写作的影响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可以稍微展开一点思考的，《两岸家园》这种写作的完成方式在当下文学生产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例。正是通过文学的“有组织”生产，作家和他们的时代建立了细节和真实的关系，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写作处理现实的某一部分是正在进行的，是“活”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把文学研究局限在最后完成的文本，就能够发现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组织”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所以，《两岸家园》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我们当下文学生产中的一次积极尝试、一个成功的案例。不惟如此，它的意义还可以在新的时代作家何为等方面得到确认。
从文体的角度，《两岸家园》的写作也是对纪实文学文体的一次有效的现实激活，揭示出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也可以深刻地切入到行进中的中国，成为我们时代史诗性的文类，进而重建其文体尊严。
《两岸家园》的写作者并不是记者，也很少专门的纪实文学作家，他们要依靠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建筑他们的文学世界。我们现在读到的，他们通过“纪实”完成了22个台商的个人史记，即“纪实”所包含的一手的、丰富的“实”，亦即定义之“义”，是家族志、政治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两岸交流的百科全书，但这不是《两岸家园》文学“定义”的全部，文学是要勘探人性的幽微以及人和时代之间的生命缠绕，因此，《两岸家园》最后通向22个人的性格史和命运史。
22个“文学”的“台湾人”是参与《两岸家园》的22个作家最终要定义的。而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中，我们最熟悉的“台湾人”是白先勇、余光中等笔下的怀抱乡愁的流寓者，现在他们在《两岸家园》归根，成为我们时代的“新台湾人”。这样看，《两岸家园》的文学定义才刚刚开始。（来源：文艺报）
